「粗口校長、體罰教練、在家分娩」的反思

近日的幾單新聞，即「粗口校長」、「體罰教練」以及「在家分娩」事件，無獨有偶均與教育及管教問題相關。根據既定程序，事件均很快處理好，校長被即時解僱了，教練被停職務並交警方處理，政府多個部門也正分別跟進在家分娩的一家三口後續。然而，處理好不代表一切皆好，特別是當前處理是否真箇好，坊間也存在一些爭議，亦深值各界一起深思。

賞與罰的鐘擺再平衡

先談體罰。早於1976年，政府已制定了《幼兒服務規例》，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幼兒中心內的兒童施行體罰。

到了1991年，政府再修訂了《教育規例》，把規定擴至教師不得向學生施行體罰。今年1月生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若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受到傷害，包括有實際風險的，由幼兒工作者和教員，以至醫護、社工等專業人員均要作出舉報。凡此種種，均旨在保護孩子身心安全，尤其過往發生過不少虐兒致死的悲劇。

不過，賞和罰皆為教育的重要部分，最理想當然是單單透過獎賞便能達到教育目的，但只談賞而不談罰卻不一定最奏效或能奏效；事實上「法治」及「懲教」也肯定了罰的作用，包括不能單靠賞來管束謀殺、行劫等罪行。

救助兒童會於2023年曾發表一份《香港人對體罰和羞辱式懲罰的看法》民調報告，問及「家長有權決定是否用體罰的方式以管教子女」，強烈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比率為48%，惟強烈同意及同意的比率亦有22%，加上28%表示中立，反映否定體罰的民意即使佔多，但卻非十分絕對；至於問到「體罰子女不是一種有效的管教方式」，強烈同意及同意的比率則逾60%，但強烈不同意及不同意者仍近兩成，連同另外兩成中立者，姑勿論問題本身存在誘導性，亦足顯示民意對體罰的看法是傾向「可免則免」，而非傾向「全盤否定」。

家庭體罰有別於其他管教者的體罰，故許多發達國家已禁止學校體罰，卻未完全禁止任何人或任何程度的體罰，這變相即肯定了體罰的正面作用，並不完全負面觀之。譬如英格蘭和加拿大，仍保留着未造成紅腫或損傷的「合理懲罰」作辯護條款，或允許父母用打屁股之類的「合理體罰」；所謂「合理」的準則，包括不得對2歲以下嬰兒或12歲以上少年使用、不得使用任何工具（如皮帶、間尺）、不得擊打頭部或臉部、不能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等。至於美國，體罰在50個州依然合法，部分州份甚至仍允許學校體罰。加拿大在今年4月剛出爐一份研究報告，便有近30%受訪父母承認曾經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並有15%認為有需要以打屁股來適當養育孩子，當中近八成的打屁股頻率每月少於一次──綜合分析，這是否反映當地家長視打屁股為「可免則免」，所以鮮少出此下策，但到非不得已之時，還是有需要祭出來懲教孩子？

近年，香港新一代充斥「溫室孩子」，經不起失敗也吃不了苦，愈來愈為人詬病，大家漸漸驚覺問題不小。背後成因不一而足，其中一個爭議之處，正是成長期間所遇「挫折」或「痛苦」不夠，一路走來均在「呵護」甚而「溺愛」之中長大，只許「讚」不許「罵」，以致「逆境智商」（AQ）嚴重偏低又或不及從前──事實上，昔日有關AQ的討論熱度跟IQ（智商）及EQ（情緒智商）並駕齊驅，突然之間卻變得鮮少人談。

過去常云「嚴師出高徒」，至今卻無「恩師出高徒」，較相近則有「慈母多敗兒」，即使這不代表慈愛不妥，更不等於說體罰必然正確，尤其是危及性命危險的則必須嚴禁。不過，在針對舊社會多談「嚴」的基礎上，近年好一段時間坊間開始多談「慈」；相關鐘擺效應來到今時今日，尤其社會愈來愈質疑「慈愛」以至「溺愛」過度了，我們又應否在「賞」與「罰」之間重新審視平衡點，譬如可容許有限度的體罰，只要不會過度有損孩子身心健康，是否不應一律言禁，以免鐘擺過於極端？

自由與安全的兩相兼顧

「自由」與「監管」同樣要求平衡，不能顧此失彼。「在家分娩」只要滿足安全前提，其實沒大理由予以禁止；惟事實上，不論對嬰兒抑或對母親來說，分娩過程始終存在風險，所以才要做足產前產後的檢查與照料。

香港的嬰兒死亡率和孕婦死亡率持續下跌，正是醫學日益昌明的結果。統計處資料顯示，去年每千名活產嬰兒有1.7名死亡，較諸七十年代超過10名，以至2000年的3名左右，都有非常明顯的改善；至於最新每十萬名登記活產嬰兒有5.4名孕婦死亡，同樣大幅低過六十年代初的約30至40名。

有見及此，何解有現代的安全方法不用，反而採取原始的高危做法？非常遺憾，今次鬧出風波的「非常父母」，於芬蘭在家分娩便告首胎夭折，次女亦因健康問題而被瑞典強制接管。

北歐向來較重視自由，故當地在家分娩比率不低，資料顯示荷蘭更超過15%，每十萬人口計算年均涉約160宗，另外丹麥、瑞典及德國也有1%；惟值得留意的是，相關地方的嬰兒死亡率均較香港為高，譬如荷蘭、丹麥、德國的每千名居民計算的嬰兒死亡率便有0.35%。統計處今年2月剛發表《1951年至2024年香港嬰兒死亡趨勢》的專題文章，以每千名活產嬰兒計算的死亡率來比較，香港數字近年約1.7名，也優於新加坡的約2名，以至英國的約4名以及美國的約5.5名。

該報告並指出，近廿年來，相關夭折嬰兒最多因為「先天性畸形、變形和染色體異常」死亡──毫無疑問，產前檢查絕對有助提早發現問題；其次的「新生兒呼吸窘迫」、「與妊娠期長短和胎兒生長有關的病患」以及「胎兒及新生兒出血性和血液學疾患」死因，也肯定能透過專業的產後護理來提高存活率──反過來，若是在家分娩繼而拒絕求醫，則斷非最有效保障嬰兒生存權利的做法。

即使有地方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彷彿較多重視「自由」、不惜犧牲「安全」，但也不代表彼方完全漠視「安全」。瑞典會強制接管健康狀況不佳的兒童，正是一大證明了。針對在家分娩方面，各地亦有制定一些指南標準，譬如是單胎而非雙胞胎、胎兒頭位朝下、孕期足月、無「三高」疾病等，也就是說都要求產前檢查的全面配合；此外，當地醫學團體也提倡，在尊重父母的在家分娩的同時，他們也須被充分告知相關風險及有何措施降低風險，譬如有合資格助產士、準備安全快捷抵達醫院的交通，換言之要周全顧及分娩過程的應急安排。

香港近年自由主義有抬頭勢頭，雖然尚不至於蓋過對安全系數的重視，但經此一役之後又會否令在家分娩的風潮引進過來？此誠值得社會關注。雖然輿論對事件中的「非常父母」大力否定鞭撻，也要慎防有個別市民仿效做法，當局誠有需要研究加強相關教育甚而立法應對。

犯錯的懲罰要合乎比例

不論是賞與罰，抑或是自由與監管，歸根究柢都重在平衡，不能夠厚此薄彼，否則就過猶不及。罰，應該是最低限度地使用；賞，無疑是更值得鼓勵的做法。監管，也應是限於最低程度的；自由，則必須是最大程度地容許。對於「粗口校長」，當前處理又是否準確拿捏好平衡呢？

於此手機時代，人人都有機會當上「一分鐘名人」，這無疑是種公眾監察，監督任何人都要規行矩步，否則就會被放上網「公審」。警方最近跟進了一張巴士從後非禮照片，並即日採取了執法行動，正是公眾監察的好例子。然而，「公審」始終不及專業的法庭審訊，輿情可能會被過分放大，審判亦嫌人治而非法治，而涉事方有時為免鬧大公關災難，判決或許會過分嚴苛，判罰亦可能過分嚴厲。

工作期間保安員一句「躝啦」，姑勿論是否尊重他人，單單按照既定的工作守則，已夠成為懲處依據。至於交流期間的一場爭執，「粗口校長」的一句粗口又是否完全不可接受，甚而要即時解僱、拒絕自行辭職，包括毋須給予代通知金之類？涉事人正擬引用《僱傭條例》採取法律行動，法庭屆時當有專業判決給出答案。

查教育局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有提出教師專業操守及行為的準則，除要恪守法治、關愛學生等等，還包括以身作則；在「附錄」部分還收錄了個案（舉隅），提出虐待兒童、盜竊、向學生作出不道德行為等，可被取消教師註冊，至於洩露入學面試題目、在社交通訊平台言行不檢之類，包括發布大量粗言穢語和侮辱他人的言論，教育局則會發出譴責信。

無論如何，事件都標誌着「公審文化」的不斷升溫，尤其在今日的社媒世代。過往每多名人舉動備受關注，以致惹起「人言可畏」的反思；現在之公審，無疑更輕易造成「社會性死亡」，重點在於這不限明星藝員，就連校長、教師之類都彷彿活在放大鏡之下──日後若有相關人等在公眾場合或私人聚會裏被拍到「講粗口」，又會否面對同一遭遇呢？

進一步言，其餘社工、醫護、紀律部隊人員、以至其他公務員等，又應否如此？會否規行矩步太過？若說「兒童節目主持不能打麻將」是管束太過，這把「尺」還應不應套諸更多其他人身上？如此這般的犯錯懲罰，是否合乎比例？

平衡是困難的，難在沒有指定標準。比喻言之，就是在十與零之間，平衡點未必是五，包括宜較多側重賞而非罰、宜較多側重自由而非監管之類。此外，平衡還難在標準會因時而變、因事而變，譬如今昔道德標準明顯不同，對於粗口的評價亦從全盤否定，慢慢發展到肯定其文化內涵。正因平衡難拿捏好，才會衍生諸多爭議來；「粗口校長」、「體罰教練」、「在家分娩」這三件熱話，既涉及教育及管教層面，其本身也是一個教育及管教議題；對此，坊間已展開了不少討論，但法律上及教育政策上有否跟上？平衡點須否動態地因時制宜適應調整？絕對值得全社會一起更深入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