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堂：反思的角度

 

　　香港大會堂在六十周歲之際，收到一份賀禮：政府於五月二十日刊憲，將它列入建築的「名人堂」──法定古蹟名單，以表彰它對香港建築文化的貢獻。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建築的「掌門人」，大會堂進入「名人堂」是早晚的事，只是沒想到它年僅六十就被選中，作了最年輕的古蹟。

　　大會堂於一九六二年建成，是「名人堂」中唯一的二戰後建築。它的獨特性和重要性表現在哪裏呢？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的解說詞，我們可以歸納出三點：第一，它是「首個向香港所有市民開放的多用途文娛中心」；第二，它是「舉行多項重大歷史事件（例如五位港督的就職典禮）的場所」；第三，它是「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築，引領了當時香港的建築潮流」。由此可見，大會堂不僅有建築意義，而且有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古蹟辦確實抓住了要點，但問題是，他們的評述只有讚揚，而沒有反思。既然建築是立體的，那麼我就從反思的角度給大會堂畫一張透視圖。

　　首先，說一說它的建築意義。大會堂確實是一座重要的建築，但說它「引領潮流」就有點似是而非。「引領潮流」的建築通常是這個藝術流派的第一座建築，但大會堂並不是香港的第一座現代主義建築。大會堂建於二戰之後，但在二戰前，現代主義建築已經來到香港，例如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那時，英國人把現代主義看作是來自德國的「外國的建築」，心存芥蒂，不願接受，因此它難登中環的「大雅之堂」。

　　中環是香港建築的天際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環的天際線仍保留着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輪廓。一九六二年，大會堂站在新填海的土地上，甩掉「舊中環」的帽子，以新的面貌做出告別過去的姿態。這個轉變反映了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國家的老大。在建築上，美國收編了德國「包浩斯學派」的人才和思想，成為現代主義的旗手。固執的英國人不得不放下貴族的身段，接受這種不分身份的建築風格。年輕一代的建築師不願再走英國建築的老路，而更喜歡從美國和歐洲大陸尋找新的創作方向。大會堂的建築師菲利普斯（R. Phillips）就承認，他的設計理念來自包浩斯學說。所以，大會堂的意義不是「引領」，而是轉變了香港的建築潮流。

　　其次，講一講它的社會意義。古蹟辦說，大會堂見證了港英政府「肩負起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和改善他們生活水平的責任」。不過，如果讓那些住在寮屋區和徙置大樓的人來寫他們的建築，見證的角度就不同了。即使讓英國人來寫，也未必能像古蹟辦那麼樂觀。前港台記者白莎莉（S. Blyth）說，港人的生活狀況令她想起狄更斯描寫的十九世紀英國勞工的悲慘生活。前港英政府官員麥理覺（J. McGregor）承認：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沒有什麼人權，有的只是生存的權利，而這要靠你自己」。

　　大會堂不僅是建築風格的變化，也反映了英國對殖民地政策的變化。二戰後，英國在各地的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日不落帝國」搖搖欲墜。為了維持殖民地的統治，英國認識到不能單靠暴力鎮壓，還要用「文明」收服民心。用英國陸軍元帥鄧普勒（G. Templer）的話說：對付殖民地人民反抗的辦法「不是給戰場增加兵力，而是給民心增加兵力」。於是，在統治了香港一百二十年後，港英政府終於想起要建一座「向所有市民開放」的大會堂。

　　面對港人對殖民主義的反感和憎惡的情緒，過去那種代表帝國的古典建築顯然已不合時宜。而「國際風格」的現代主義建築是一種抽象的、功能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萬花筒，既可以給人們帶來現代化的憧憬，又可以抹去某種特定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不過，英國人想做的不是「去殖化」，而是「去中國化」。

　　大會堂描繪的現代化願景是美麗的，但殖民統治的現實仍是殘酷的。在大會堂開幕五年之後，殖民統治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終於引發了香港二戰後最大規模和最激烈的反殖運動。當年鎮壓「對抗事件」的署理布政司姬達（J. Carter）承認：「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事後被證明是香港社會發展的轉折點。它使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本地人的需要，它也是七十年代發生巨大變化的催化劑。」

　　最後，談一談它的政治象徵意義。早在籌建的階段，香港市政局主席彭德（K. Barnett）就明確指出：大會堂「將開創新的建築秩序──香港自己的伊麗莎白新秩序。」如他所願，大會堂與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在中環形成一個新的建築空間秩序──舉辦官方儀式的舞台：新任的港督乘船在皇后碼頭登岸，在愛丁堡廣場檢閱儀仗隊，然後在大會堂宣誓就職。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港時，也是在此登岸，檢閱儀仗隊，在大會堂發表演說。這即是古蹟辦說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場所」。

　　隨着時代的變化，大會堂的故事也在變。近年流行的兩個新觀點是：一，大會堂「與殖民地的建築不同」；二，香港建築挪用現代主義作為「反殖的象徵」。這兩個觀點互相呼應，可以合成一個故事：現代主義的大會堂不是殖民地的建築，而是反殖的象徵。

　　我認為，現代主義建築是不是反殖，那要看誰在用它，以及怎麼用它。事實上，「伊麗莎白的新秩序」是通過建築形象和空間序列來體現殖民統治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大會堂不但不反殖，而且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大會堂建成的時候，香港仍是「殖民地」，不會因為建築風格變了，它就不是「殖民地的建築」，就可以洗白了。當現代主義建築被殖民統治者掌握在手裏，由他們自上而下推行時，即使它曾有反殖的因素，此時也被抽走了，已對殖民統治無害了。

　　在講述歷史建築時，一個真實的故事比一個美麗的故事更重要。一座歷史建築即是一座小博物館，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因為那座建築是美的，就把它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也說成美的。古蹟辦如何向市民講好建築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