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5年3月24日 星期一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概念,最早見於漢朝《禮記.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換句話說,有大志於齊家治國者,首先要格物致知。

何謂格物致知?《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推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宋代程頤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但程頤沒有舉例說明。朱熹曾解釋:「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他講的天下之物都有的「理」,是理性知識嗎?理性知識怎樣用「人心之靈」格得呢?

根據明代大儒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述,他在21歲時,和朋友去格園中的竹。朋友格了三天,一無所獲,反而「勞神成疾」。王陽明「自去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他慨嘆,自己和朋友都是知識豐富的讀書人,卻仍做不到格物致知,一般人怎能做得到呢?

《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錯了。程頤和朱熹講的「知」,不是理性知識,而是和道德修養有關的「知」,甚至不是現今說的知識。王陽明37歲時被貶謫到貴州龍場時,才悟出箇中道理。他在《大學問》中寫道:「『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他總結其學說的四句教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反擊西方科學主義 新儒家良知的傲慢

傲,《說文解字》解作「不(謙)遜也」。英文有幾個和傲有關的字。Pride今多譯作驕傲,但《劍橋字典》以其帶褒義譯作自豪,比較接近英文原意。Arrogance才指驕傲,自以為家世或才華高人一等,傲岸自高、貶低他人,帶貶義。

Hubris有譯作狂妄自大,狂妄者必自大至為利己而損人,但自大者未必狂妄,如希臘神話中的Icarus,用羽毛和蠟製作的翅膀飛向太陽,蠟溶墮下而死,他並沒有傷害他人,不算狂妄;Hubris譯作傲慢較合,特朗普才是狂妄自大。

余英時曾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指出,新儒家犯上「良知的傲慢」之弊病。自古以來,儒家甚多自負、傲慢的文士。漢亡,魏晉時代崇尚道家玄學,佛教開始興盛,《高僧傳》記載了一件事:東晉時,襄陽有一儒生名習鑿齒,以論辯出色著名,聽聞佛教大師釋道安(312385)的英名,他先去信示好,待知道釋道安來襄陽,便去拜訪他。兩人見面,習鑿齒介紹自己:「四海習鑿齒。」即是說自己名揚四海;釋道安毫不示弱,答:「彌天釋道安。」即天下都知其名,挫折習的傲氣。

唐朝雖以科舉取士,佛教卻比儒教發達。韓愈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居。兩宋時,程朱理學派並無驕態,提倡心學的陸象山則狂態十足。他的無題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南斗和北辰都是天上星星。象山自比這兩顆星,說天下間「無我這般人」,其驕傲已接近傲慢了。

缺乏妙義

明朝思想家王陽明將陸象山的心學發揚光大,其弟子王艮(14831541)是泰州學派創始人。他的《年譜》記載:王艮36歲時,「一夕,夢天墜,萬人奔號,先生獨奮臂托天起,又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而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切,因題其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王艮發夢托着將墜的天,萬人拜謝,夢境豈可當真?但他竟因而以為「宇宙在我」,其傲慢跟陸象山不遑多讓。

清初儒生毛奇齡(16231716)稱:「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只七人……可謂難矣。」還好他不敢僭稱自己是其中之一。民國時,新儒家宗師熊十力嘗言:「西洋哲學和科學都缺乏妙義,沒有研討的價值。」言下之意,西方哲學和科學都及不上儒學,「缺乏妙義」。唐君毅在給妻子謝廷光的信中表示:「我現在已成立一哲學系統可以由數理哲學通到宗教哲學,其解決哲學史上之問題,許多地方真是神工鬼斧、石破天驚。」(《致廷光書》)

抗戰時期,梁漱溟在家書中寫道:「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可見儒家無分新舊同樣傲慢,一如劉備請諸葛亮出山相助時所說:「先生不出,如蒼生何?」

追本溯源,儒家興於春秋亂世,孔孟視其主張為利民善治、振興文化的良方。儒學大盛於兩宋,亦是中華被外族欺壓、只得半壁江山的時代,當時的理學家和心學家任重道遠,以振興國運和文化為己任。民國時代的新儒家同樣生於亂世,面對西方強權和科學的挑戰。當時的文化人把國家積弱、文化崩壞歸咎於儒家禮教守舊僵化。五四運動期間還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要救國和復興中華,非以科學取代儒學不可。

尋求真理

斯時,科學方法被視為唯一尋求真理和知識的方法,才可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改造國民道德,余英時稱這種主義為「知性的傲慢」。為了反擊西方,重拾傳統的自負自大,新儒家重新解釋孔孟和宋明理學,視其哲學比西方科學和哲學高一檔次。經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人心虛無、道德敗壞、傳統人際關係崩塌等等,唯有儒家思想強調「道」高於「真理」,「主體性」重於「客觀性」,「良知」補「科學理性」之不足。余英時稱之為「良知的傲慢」。

1 則留言:

  1. 香港大學的校訓是「明德格物」,而香港中文大學. 的校訓則是「博文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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