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百多年來，國家多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八個字，經常出現在國人文章和話語中。此語出自清初明朝遺民顧炎武（1613－1682）的《日知錄》：「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梁啟超1897年改寫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斯時滿清尚未亡，此語反映了傳統對天下和國家在概念上的重大分別。放在今天，相信這句話會改寫為「國家安全，匹夫有責」矣！

顧炎武的原意是：保衛國家應由君臣負責，匹夫庶民擔當不起，但天下興亡，每個人都有責任。他說的天下即傳統文化。國亡，若能保住傳統文化，仍可「保天下」。保不住傳統文化的話，則是「亡天下」。顧炎武寫這話時，明朝已亡了，復國無望。身為遺民，除了殉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呢？士子還有什麼可以安身立命呢？他提出儒生士子可承擔保住傳統文化的責任。庶民文化水平低，仍可維護和保留傳統的道德、價值觀、習俗、禮儀、倫理關係、行為規範，乃至飲食等等。

「天」守護社會秩序

梁漱溟1980年接受訪問時曾表示，傳統中國人「不曉得什麼叫國家，他只曉得天下太平」。兩者的差別在於，天下沒有邊界，國家卻有國界。國與國有對抗，天下沒有。國家有興亡，天下只有改朝換代，天下沒有亡或不亡可言。這是因為中國的天，不是西方的神或上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嘗言，中國的天是「神聖的社會秩序恒常不變的守護者」，即董仲舒謂之「天不變，道亦不變」。

受西方思想衝擊，傳統的天下現今已至少有三個意思，視乎上文下理而定。其一指整個世界；其二指中國，梁啟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的天下，指中國；其三是顧炎武「保天下」中的天下，指文化和傳統。

歷史與傳承 中西大不同

鴉片戰爭掀開滿清由治轉衰的序幕。皇朝不單無力抵抗西方列強魚肉，還受太平天國之亂的重創。起初，清朝重臣還期望可以「師夷制夷」，保住「中體」。晚清時，朝野有識之士已明白，中國不單軍事、經濟、器用，乃至社會、文化、國民性都落後，落後就要捱打。

反傳統的聲音於此際響起。民國成立，五四運動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傳統的制度及文化已被標籤為阻礙保家衛國，以及中國追上西方的絆腳石。反觀西方諸國的現代化過程，雖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卻從沒有如民國有識之士那麼激進的反傳統。瑞士外交官和歷史學家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歷史講稿》中道：「古代對我們有極為特殊的重要性：我們的國家概念起源於此。這裏也是我們的宗教，以及我們文明中最持久部分的誕生之處。」他還表示，祖先的靈魂、功業、使命和命運，都「在我們身上持續」，對傳統本應如是！

清朝代表負面守舊

民國文化人對傳統的看法剛剛相反。傳統是晚清政治崩壞、國勢日弱而構建出來的，乃是相對於現代化而言。沒有現代化，亦沒有傳統。現代化是正面的、先進的，傳統則是負面的、保守的。不反對傳統，就無法現代化。1919年到北京大學講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已警告，「用西方概念的鴿籠，把中國的事實分格塞進去來解釋中國」，恍若張冠李戴。可是，民國的文化人急於改良或革命，哪裏聽得入耳？

另一個錯誤是，說到傳統時，民國文化人大多僅指滿清的制度與文化。四川大學傑出教授、歷史學家羅志田（1952－）指出，「清朝取代明朝尤有其特殊性……清代的特殊性在於，首先它是『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其次它又是『現代中國』之前的最後一個朝代……故其一朝一代的具體情狀及所遇到的問題，常被『擴大化』為整個『傳統』的問題。」

舉例，晚明，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傳教及引進西方種種科學知識，並沒有遭到排斥。南明王朝遭清兵追殺，還遣使往羅馬教廷求救助，可見中國並沒有「排洋」的傳統。康𤋮、雍正兩朝禁教、乾隆傲慢拒絕英國請求開放門戶通商後，閉關自守才成為國策。

中國傳統最備受詬病的是皇朝的專制，專制被認為是中國落後、停滯的根源。梁啟超在1902年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指「今日之思想，猶數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風俗，猶數千年前之風俗；今日之文字，猶數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猶數千年前之器物」，只有「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

有趣的是，梁啟超得意門生之一，曾在新中國出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的藍公武（1887－1957），在1919年發表《問題與主義》云：「專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

中式專制非沒掣肘

何以藍公武認為中國式君主專制幾千年不成問題？皆因西方式的君主專制，皇權不受法律或任何掣肘，必然是個大政府，全國由上到下每一戶人家都管到，二千多年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卻不如是。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有言：「中國的傳統本是中央集權的，甚至可以說，在法律上中央的權力可以大到無限。」實際運作時，漢唐以降，皇權皆受到掣肘。首先，政府行政掌握在一群儒士及專業官僚手中，他們可明諫或暗中抵制。宋朝有祖宗家法，皇帝不能任意妄為。

其次，歷朝皇帝都多多少少受道家「我無為而民自化」的思想影響，「無為而治」的小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加上中國地大，人口眾多，而農業國生產力不高，中央政府的收入不足以負擔數目龐大的官員。於是，正如費孝通所言：「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自上向下的單軌，只築到縣衙門就停了，並不到每家人家大門前或大門之內」，遂有傳統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至今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