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

一首詩的知音 ──林徽因與許倬雲

2023年,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助理發來微信說:「許先生前天還談到很欣賞林徽因的詩《別丟掉》,同時問到孫筑瑾教授的文章。」細問下得知,原來是許先生的朋友——匹茲堡大學的孫筑瑾教授寫了一篇關於此詩的讀後,發表在香港《城市文藝》刊物,特意寄給他和師母曼麗存念。

民國女神及詩人林徽因這首詩創作於1932年夏。當時她正在香山養病。這不是她第一次在此休養———1931年春,她因肺結核靜養,也是住在香山。那時徐志摩常入山中探病。兩次山居時光,相隔不過一年,人事卻已不同—— 1931年冬,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開山墜毀。那個山間小屋談詩論藝的聲音,永遠沉寂在了另一片山谷。

正是在這樣的夏日,林徽因提筆寫下《別丟掉》:

別丟掉

這一把過往的熱情,

現在流水似的,

輕輕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嘆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樣是月明,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

只有人不見,

夢似的掛起,

你向黑夜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詩的形式雖是新詩,承載的卻是古典詩詞的骨肉和魂魄,充滿悼亡詩的淒冷幽森,如孫筑瑾教授所說,讓人聯想到李賀《蘇小小墓》裏的「幽蘭露,如啼眼」,「草如茵,松如蓋」,白居易《夢微之》裏的「君埋泉下」,「夜台茫昧」。

不過,或許是因為涉及到私人的情感,這首詩並不直抒胸臆,它含蓄的表達在當時還曾引發一場關於新詩美學的論爭。1936年,梁實秋公開撰文坦言讀不懂此詩,質疑其過度隱晦。文章一出,旋即在北平文壇引發回響。沈從文、朱自清、朱光潛先後發文反駁。《別丟掉》的創作也因此超越了文本,成為新詩成長史中一個註腳。

許先生此前並沒有接觸過林徽因的作品,對林本人的了解,多來自「中研院」前輩的零星敘述,其中不乏傳言。然而讀到這首詩的那一刻,如同撥雲見月,他幾乎是瞬間就越過了那些人言,完成了自己對詩人林徽因的認識。他向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這首哀悼徐志摩的詩,其格局,其味道,儼然一段明代或宋代的詩。」

他的閱讀,為當年的論爭又添上了一層時光的景深。

從代際上看,林徽因屬「五四」一代,許先生是抗戰一代,兩人在時間上前後接續,在精神譜系上則共享相似的底色——他們都擁有中西學問間自由穿行的視野,亦不同程度地承繼了中國文人的詩歌傳統。林徽因自不待言,身為歷史學者的許先生,內心同樣充溢着詩人的興味。對於林徽因詩歌審美上的以中化西,他心領神會。不光如此,他對於她在1932年那個山中夏日裏隱曲的表達,也沒有絲毫的猶豫和費解。

那些關於如何言說、如何抵達的回音,連接起時間山谷兩邊的人,蕩出他們內心深處的幽微波瀾。

《別丟掉》的作者林徽因,敏銳,善感,始終將情感置於生命與寫作的核心。1936年春節,沈從文因情感困境,向林徽因求助。林徽因給沈寫了封長信說:

反正我的主義是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了解,能同情種種「人性」,不難自己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

當時的中國,文壇的主流是革命,是尋找各種救國救民的主義。這樣的時代洪流中,林徽因表示——「我的主義是要生活」。相對比文學的政治化,將「永恆的人心」高懸在文學之上,理解並優容種種「人性」,這才是她秉持的寫作信條。

在同一封信中,她剖白自身的情感經驗,提到一場爆發在自己與梁思成之間的衝突。梁思成在大吵一架後拂袖而去,留下她,「哭了二十四小時中間僅僅睡着三四個鐘頭」。然而,即便如此,她仍堅持——「活着的意義是在能體驗情感!」「如果在『橫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無情感』中叫我來揀一個,我毫無問題要揀上面的一個。」

將脆弱和敏感視為天賦,不憚於情感的創傷,更不因創傷否定情感的價值——現實的人生中,正是這份對情感的執著信仰,對人性複雜性纖細入微的體察,奠定她精神世界的根基。

由此出發,她的寫作和研究始終圍繞着「人」本身。和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築,她堅持要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民居。她執筆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被業界認為是最早的民居實物描述之一。抗戰時期,她寫昆明街頭的張大爹,他的矮樓: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頭

瓦覆着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她寫街角的店舖

街上沒有光,沒有燈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盞

合家大小樸實的腦袋

並排兒,熟睡在土炕上

外邊有雪夜;有泥濘

砂鍋裏有不夠明日的米糧

小屋,靜守住這微光。

她的目光裏,沒有居高臨下的啟蒙,只有家常的生活,對人的關懷。

她自己,因見到這樣的「微光」,每當「覺察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抗戰勝利後,重病中的她躺在床上,想的是「房屋將成為民生問題中重要的問題之一」。1953年,她在「關於首都文物建築保護問題座談會」上,極力呼籲保護民居。她說:「藝術從來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她的「情感主義」由此超越了個人抒懷,成為一種寫作的方法論——在宏大敘事之外,為文學和學術保留了凝視內心、安頓個體的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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