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底，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全國貧窮人口清零。在二零一二年中國訂下絕對貧窮的標準，那時估計共有九千八百九十九萬人屬貧困人口，及八百三十二個縣是貧困縣，經過八年努力，現在兩者都已清零了。
近億人在八年內全部脫了貧，這是巨大的造福人類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義及從中得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我們不可粗枝大葉，應該深究其貧窮的標準，所用的策略及背後的理論。
貧窮有所謂相對貧窮及絕對貧窮，相對貧窮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數打上一個折扣，低於這個標準的便叫貧困，例如按經合組織所用的標準，因為中國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二零二零年是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元，中國的相對貧困線應訂為此數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為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元以下的，便屬貧困。世界銀行所用的標準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一，即九千一百八十元。採用相對貧困線的地方，貧窮人口幾乎絕不可能清零，因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數及貧窮線同樣會水漲船高，總會有人活在貧困線下。不過，聯合國也訂有絕對貧困的標準，現時是每天人均收入為一點九美元，大約等於每天十二點四元人民幣，或每年四千五百二十元左右。
中國用的是絕對貧困線。二零一二年訂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千三百元，到了二零二零年，則因購買力的變化，已改為每年約四千元。這比聯合國標準的四千五百二十元低了百分之十三，這是否標準太低？這說法不對，因為中國的脫貧標準除了收入以外，還加上了一些條件：不愁吃不愁穿，有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及住房安全，這些都涉及額外的經費。
我們長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會，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億貧窮人口拉離貧窮陷阱的困難。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多國人口的收入並非上升，而是停滯及甚至下降。據經濟史大師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研究，從漢朝至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左右，二千多年才有這麼一點點，可知脫離貧困陷阱是如何的艱巨。一九七九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的獲獎演講《貧窮經濟學》字字鏗鏘，當中有段說話，我記住了四十多年：「世上多數人都貧窮，所以如果我們懂得有關貧窮的經濟學，便等於懂得經濟學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數人都靠農業為生，所以我們若懂得農業經濟學，便等於得悉大部份有關貧窮的經濟學。」正因為這段說話，我讀研究院時還特地修了幾門農業經濟學，這對幫助我了解中國的減貧策略，大有幫助。
按照舒爾茨的理論，幫助農民脫貧要先明白他們的行為規律。農民與其他人民一樣，都十分理性，一樣要面對不同的制約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規的經濟學完全可解釋他們的行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釋力很差。舉個例子，印度的傳統農民窮得要命，但他們常不肯投資改善生產力，反而會把一生積蓄用作「無用」之事上，婚嫁及喪禮會把積蓄用光用盡，但其原因不是文化習俗，而是因為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在五十年代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有了新的進步，新的種子若有適當的灌溉及化肥，產量會大增，印度農民立時反應，把積蓄都用在水利及購買化肥之上。此等發現，與中國脫貧的經驗也脗合。
中國脫貧的手段很多，內地有些很優房的電視紀錄片也有記載。其中一條便是利用新科技去為農民製造致富的機會。一些住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如何能與全國甚至世界的大市場連結起來？電商網便是其樞紐，但誰會懂得利用互聯網為己脫貧？這需要一定的知識及意志。
這便又來到舒爾茨的理論。他是「人力資粗」這一概念的原創人，最為重視教育。政府或社會要做的，是要為包括農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機會，但真正的教育，必須人民自己願意努力，投資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們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誘因耗費資源去學習？這需要讓他們看到投資在教育上會帶來可觀的回報。內地的策略有電商賦能及扶貧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等，具體措施處處地方不盡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現有環境，但亦與經濟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壽命及健康改善，學習而來的知識會有更高的回報，可激勵人民更好地學習。
解放初期，中國人民人均壽命不足三十五歲，今天則是七十七點三歲，試想若經十多年寒窗苦讀，耗掉了生產的時間後，過不了幾年便一命嗚呼，誰還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接受教育？
中國脫貧之所以能夠成功，我相信與近年新科技（例如電子支付、網購平台、快速運輸及大數據）的井噴式發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鐵路公路無遠弗屆，連窮山惡水一樣可到有莫大關係。中國用的策略不是輸血式的扶貧，而是為貧民創條件，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斷上升，徹底打破跌入貧窮陷阱的宿命。授之與魚不若授之以漁，中國剛脫了貧的人民，收入還會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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