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屋問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周五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研討會上，提出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光明景象的期盼：要告別劏房、籠屋等問題。一些研究周邊地區樓房問題的學者，參考不少亞洲大都會存在劏房的原因，發覺一是貧窮和收入低因素，二是交通費用和時間成本高昂，但多是與香港不同，它們均是邊緣地區條件惡劣的住房，房價特低，而香港的劏房卻是租金呎價高逾豪宅。很顯然，這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現象，主因是私房租金過高，大一點的單位低下階層支付不起，因此選擇微型單位，求總體租金不高，還可以應付，由此而使市場出現高價的微型單位，中下階層沒有選擇的餘地。這是由整體私房樓價與租金高企產生的扭曲市場現象。

要解決劏房問題，單只對劏房實行租務管制沒有多大作用。劏房以外的私房租金不受管制，依然高企，支付不了租金的中下階層還是要被迫居住劏房，且供求因素可讓業主把租金抬高。這個結構性情況不改，香港劏房不會消失。

特區政府只作劏房的租金管制，拒絕實行全面租務管制，一是措施效果有限；二是把租金房價的問題集中於劏房，把社會注意力轉移，實質維護租金和房價市場的供應方控制，難以對壟斷性的房地產市場帶來改變。

現今政府一直秉承政務官自回歸以來的施政原則──抑制市場上土地供應，抬高房價，使地產發展商可以有長期的暴利，也製造大量的小地主，成為高地價、高房價的既得利益者，作為房地產發展商的民意基礎、社會支持。於是進一步減少減緩公屋的建設，把現有公屋出售，減少公屋循環供應的數目，目的在使公屋不能抑制私房的樓價，把本不應置業的中低收入階層驅趕往要用二、三十年收入來購買的小型單位，讓房地產商有更大的市場，付不起房貸的便趕入劏房行列。這是一整套的策略，不是自由市場自由選擇的後果，其中政府是關鍵，這便是典型的政治騎劫經濟。

中央政府最初不理解，但把香港地產發展模式引入內地，也同樣產生出巨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中央不得不要求房不炒只住。放在香港，抑制房地產暴利投機的力量和認識不足，只在黑暴之後，中央才有所轉變，卻阻力重重。中央開始關注香港房屋問題，可惜讓特區政府轉移到劏房問題，變成本末倒置，也解救不了香港日趨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以劏房替代公屋建設，又中了地產發展商與政務官階層設下的陷阱。參考統計處2016年發表調查，指有五成劏房戶沒有申請公屋。這是否等同他們安於劏房，或者情願儲錢住私樓，也不願申請公屋，可能不是因為他們薪金太高，而是申請資格太緊。香港百物騰貴，唯獨基層薪金不漲，月入萬多、二萬元，私樓租客交租後，所餘無幾，只有租劏房唯一選擇。政府有責任廣建公屋，降低申請公屋資格，全面租金管制，改變高地價、高房價政策，替市民住屋問題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