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敦煌莫高窟

 

  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敦煌研究院協辦的「中華大講堂」視像論壇,邀得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以「勠力同心守護敦煌藝術遺產」為題主講,細說幾代莫高窟人至善至美的奉獻精神與保育弘揚國寶的重要性。

  敦煌莫高窟超過一千六百年歷史,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中國文化藝術寶庫。樊錦詩扎根敦煌至今五十八年,為了守護這份珍貴文化遺產,她致力保護、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更被譽為「敦煌女兒」。

  講座中,樊錦詩細述過往將一代又一代的守護者,稱為「打不走的一群莫高窟人」。她說:「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幾乎都是對敦煌藝術從不認識到認識,又從認識到熱愛,再從熱愛到不離不棄,決心留在敦煌莫高窟,為國之瑰寶的保護研究作出奉獻。」從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開始,到今天,莫高窟人薪火相傳,幾乎天天在思考如何保存和傳承莫高窟的過去和未來。

  樊錦詩介紹敦煌莫高窟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重要意義,在於其保存和凝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藝術的寶庫和中西文化交流融會的樞紐,是中國及世界歷史都不可替代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但這份重要的文化瑰寶也是古老而又脆弱的,因而激發起大家的使命意識和奉獻意識。莫高窟人刻苦鑽研、孜孜矻矻、認真負責做好敦煌石窟事業的各項工作,絲毫不倦怠。

  雖然是「打不走的一群莫高窟人」,但在進行莫高窟的保育工作初期,生活環境異常惡劣。樊錦詩回憶與敦煌的初次相遇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當我走進洞窟,仍然被面前的種種不同形式的洞窟,精雕細刻、栩栩如生的彩塑,豐富多彩、璀璨瑰麗的壁畫所震撼。無法想像,我們的祖先用跨越一千年的時間創建的敦煌莫高窟藝術,竟然如此富麗堂皇、博大精深、氣勢磅礴、還保存得如此完整。特別是十六國到唐代的壁畫藝術是在世界上任何文化遺產地和博物館根本看不到的,實在令人驚嘆,沉浸其中如夢如幻,百感交集。」

  然而,「走出洞窟,目光所及周圍環境,不是沙漠,便是戈壁,幾乎是一片蒼涼。那時研究所辦公和住宿的地方是一座清代留下來的破廟,前後兩個院子,前院用來辦公,後院用作宿舍,破廟的北側是用馬廄改建的一排宿舍。所有宿舍內的傢具,幾乎都是土砌的,土炕、土桌、土櫈、土沙發,書架也是土的,以土坯做支架,用幾塊小木板作隔板。在到處是土的土屋裏,我的衣服時常要沾土、也時常要去撣土。喝的水是宕泉河的苦鹹水,常常肚子脹,甚至會腹瀉;因水鹼性大,洗過的頭髮總是黏的,當時沒有條件洗澡,只能擦澡。當時沒有電,辦公和生活照明用的是煤油燈或蠟燭;黑暗的洞窟不能點有油煙的燈,莫高窟的前輩畫家發明了借光法,用鏡子在窟外把陽光反射到洞窟裏的白紙上,才使洞窟內明亮起來。洞窟前沒有棧道,沒有樓梯,進上層洞窟,要蹬着用樹幹插上樹枝的『蜈蚣梯』爬進去。我開始進洞實習不敢爬蜈蚣梯,太危險了。

  莫高窟距敦煌城二十五公里,研究所只有馬車和牛車,沒有汽車,弄不好要步行進城。因為離城太遠,職工的孩子無學可上,所裏就自己辦了個學校,兼幼稚園和小學的功能,老師是所裏的職工,大家在工作的同時兼職去給孩子們上課。研究所只有所長有電話,通訊極不方便,異常閉塞寂寞,看到的報紙經常是一周前的。」

  雖然在最初的時候,條件艱苦她也動過離開的心,最後使命感與璀璨的文化寶庫讓她決定堅守至今。同與她堅守的還有她的丈夫彭金章,毅然放棄了武漢大學的教學工作到了敦煌,與她相依相伴,共同相守敦煌。雖然丈夫早已離去,但樊錦詩感覺「他一直在我身邊陪伴着我,所以我晚上關門的時候,都是輕輕的,怕把他吵醒了。」他們的故事,也是數代莫高窟守護者的縮影。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樊錦詩提出「數字敦煌」構想。至今已可達8K的超高清記錄,觀眾可通過數字敦煌網站,欣賞敦煌石窟三十個洞窟的高清圖像。樊錦詩表示數字敦煌的工程,是為使逐漸衰老的千年敦煌石窟永久長存,能永遠保存其多元的珍貴價值和歷史資訊,從搶救性保護,到多學科結合保護;建立石窟壁畫科學技術保護體系和壁畫修復規範和程式;再到建立敦煌石窟本體及其賦存環境的全面預防性保護體系。她憶起當時提出構想的初期,因為看到洞窟內的壁畫在隨時間漸漸改變消逝,對比不同年代以照片記錄的洞窟資料,例如早期研究所李貞伯為所拍的重要照片資料,也感受到即使有照片記錄,但照片與底片也會氧化,無法展現一個完整的莫高窟,所以推動數字化記錄迫在眉睫,創建敦煌石窟數位檔案,得以保障敦煌石窟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樊錦詩表示,敦煌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縮影,海納百川,中西不同的文化在此相互包容,和諧並存。這在敦煌的壁畫中有所體現,不光是有佛教的主題,也有大量祆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教的主題。不同文化的共存,才得以讓敦煌的文化如此璀璨瑰麗,這也是敦煌的魅力所在,引得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動容,為之奉獻,將守護莫高窟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她期待要進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遺產資源,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敦煌學的發展也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圈內,要讓敦煌文化遺產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樊錦詩在講座中還專門提到香港與敦煌的淵源。國學大師饒宗頤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研究敦煌經卷在學術及藝術上之影響。後至八十年代初,饒宗頤訪問敦煌,研究其壁畫及所藏經卷。他第一次到敦煌莫高窟,在洞窟中流連、在研究所內查閱經卷。離開莫高窟前饒宗頤寫下了《莫高窟題壁》:「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

  饒宗頤主張「學藝雙攜」,對敦煌經卷和藝術都有深入研究。在饒宗頤從事的畫稿和書法二項,敦煌佔了重要的地位。他曾寫:「敦煌各種藝術尤其是壁畫,我是最喜歡的,由於長期旅居海外,無條件來作長期考察,無法深入研究,只得就流落海外的遺物作不夠全面的局部捫索。」他藉藝術創作發揚和推廣敦煌文化,在推動敦煌學研究及文化保育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數字敦煌」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項大的工程。為了支援敦煌研究院,他為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所捐資建造了一座小樓,被命名為「饒宗頤樓」。

  同為敦煌石窟的文化藝術及其保育工作作出貢獻的香港各界人士實際上有許多。受到邵逸夫特別關注的文化遺產中,第一個就是敦煌石窟的安全,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慷慨解囊,先後為敦煌研究院保管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的洞窟,安裝了保護設施,保障了洞窟安全。

  如今,余志明、李焯芬、李美賢、紀文鳳、黃炳培等一群熱愛中華文化和敦煌藝術的文化學者,二零一零年策劃發起成立「香港敦煌之友」公益性組織,接連不斷地捐贈幫助敦煌研究院,並想盡辦法四處奔波向社會募集善款,用於支援敦煌石窟數字化、推廣敦煌文化藝術、莫高窟保護和人才培養。活動凝聚香港各界之力支援敦煌石窟保護事業,也得到了熱情回應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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