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以「新派」武俠小說聞名。「新」在何處？又如何開拓新天？
其實最初無新派、舊派之分。並非某日孖蒸助興，梁生靈感上頭：「查兄呀，guess what，我要寫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純屬趕鴨子上架，不料連載的《新晚報》顯著「起紙」（行話，報紙銷量增加）。一年後金庸《書劍恩仇錄》，本為寫倦下場的梁生暫作替補，免得《新晚報》副刊開天窗而已。所以，事出偶然。
不過《功夫熊貓I》裏烏龜大師說過，「事無偶然」（There are no accidents）。《龍虎鬥京華》立竿見影的「起紙」，讓梁生想寫得更好，遂苦心鑽研。他與金庸、百劍堂主（陳凡）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一月三十日在《大公報》「大公園」版面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後結集成書。近日閒將「三劍樓」專欄時間、內容與梁、金彼時武俠寫作時間線比對，不禁感嘆：確實，事無偶然。
「三劍樓」時期，三位作者都在同時寫武俠小說。梁生已於《新晚報》完成連載《龍虎鬥京華》（一九五四年）、《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正在蠟燭兩頭燒，同步寫《塞外奇俠傳》（《周末報》，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五七年二月）和《七劍下天山》（《大公報》，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五七年三月）。金庸於《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完畢，《碧血劍》（《香港商報》，一九五六年全年）連載中，隨後開始《射鵰英雄傳》（《香港商報》，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五九年五月）。
梁羽生所撰「三劍樓」文章，三篇屬「創作談」，餘者兩篇論「夢」，兩篇分論自戀心理與弗洛伊德，共佔總篇數的四分之一，可見他當時對「武俠小說怎麼寫」思慮頗多。《凌未風．易蘭珠．牛虻》感謝一中學生來信與他商討《七劍下天山》，「武俠小說的新道路還在摸索中，……在這個摸索的階段，最需要別人的意見。」《納蘭容若的武藝》也是答覆讀者來信，縱論小說的剪裁、歷史背景與歷史人物，贊同英國評論家說莎翁「創作上的歷史事實」為「更高的真實」（higher reality）。《夢的化裝》說《七劍》「應用精神分析學說，是個大膽的嘗試，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趣味？」
梁生二零零一年在浸會大學回憶：「由於我對《龍虎鬥京華》不滿意，想作多方面的嘗試。」《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的新文藝手法「運用得不夠自然，但也說明了當時『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心情。」梁生的求索，多少影響過他在《大公報》、《新晚報》共事多年的金庸。
比較多產的作家中，有些人畢生都處於低海拔平原。有些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初出道就異峰突起，此後長年穩踞高原。還有的作家，從早期作品到代表作，彷彿夢傳彩筆，脫胎換骨。比如劉震雲，早年幾個短篇和長篇都不錯，然後發表延續荒誕擰巴卻翻空脫俗的《一句頂一萬句》。村上春樹完成結構鬆散的「鼠」三部曲後，寫出雙線精巧、腦洞深邃的《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金庸，則是繼以少年時熟悉的海寧和衢州一帶為背景、正邪分明的群像式人物、武功寫實、敘事一本正經的《書劍》、《碧血劍》之後，有了超越個人經歷、主角形象鮮明、人物亦正亦邪、插科打諢、武功寫意、多視角敘事、明顯借鑒歐洲戲劇及浪漫主義小說技法的《射鵰英雄傳》。
事無偶然。金庸晚年自序《新修版〈金庸作品集〉》：「我每日讀書至少四五小時，從不間斷。」又在《撫今追昔話當年》和《射鵰》後記回憶，在《大公報》工作後期，他為副刊寫影評、劇評，還在長城電影公司兼職編劇和導演，為此每天苦讀電影、藝術、西洋戲劇和戲劇理論的書。「所以《射鵰》有些情節是戲劇體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當時只想，這種方法小說裏似乎沒有人用過。」
從梁、金早年的小說和隨筆，可略窺其創新的過程。所謂「新」，實乃新裏存舊，舊中翻新，是包括梁、金在內新舊交替、東西交匯的那一代人，幼年浸淫中華傳統，稍長後又汲取世界文藝精華，對時代自然而然的回應。沒有中華傳統的基石，他們編不出古典詩詞和舊體回目，不會廣徵博引儒道佛以及兵法術數等經典著作，也不會懂得飲饌之精、琴簫之美、文辭之典麗華采，更寫不出郭靖、令狐沖等「威武不能屈」的俠義之氣。若未借鑒西方小說、戲劇、電影、心理分析理論，或許他們筆下的人物會比較平，情節會比較淡，節奏和場景變化會缺了些曲折。上下求索，東西借鑒，眾流歸海，妙合而凝，不必刻意守舊而舊風猶存，不必銳意求新而新風已成。
三十年前，梁生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改清人趙翼詩句以寄語青年武俠小說作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新一代文藝創作者若有心有意，自會出入古今，海納百川，以新的方式演繹人性相通的悲歡離合。
註：本文標題《且從遊俠拓新天》取自梁羽生《龍鳳寶釵緣》（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於《大公報》副刊「小說林」連載）第五十二回中《浣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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