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的哲學

第一次認真看《三體》，是在兩年多前。當時只覺得這是一本充滿着涉及國際政治、哲學倫理及人性心理暗喻的佳作。

豈料3年多後Netflix的改編版本（為作區別，且稱為《3體》）將主角之一的汪淼角色一拆為幾，變成了牛津的「五人幫」，並加入了不少西方流行文化色彩，包括精心挑選的背景音樂與適度的選角調整，一來把故事帶給未必關注中國文化或科幻小說的受眾，二來也是力作《權力遊戲》製作班子的嶄新破格嘗試。有的說，Netflix《3體》根本與原著是兩碼子事，風馬牛不相及。但一個文化多元的世界，本來就應該容得下不同文化的借鑑與糅合、共生與共存。某些人認為，只有與民族主義與國族構思緊緊扣合在一起，文化方可稱得上「純粹」。然而現代人民是擁有自由意志的，也不見得單一性的民族身份構建，便能讓他們充分詮釋與認知到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三體》原著故事設置在與我們世界歷史有所重疊的「平行時空」。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離地球最近的半人馬座α恒星系的某行星上存有着三體人文明。三體星的軌跡受三個「太陽」相互支配與影響，當其陷入某個太陽引力範圍之時，星球會迎來相對安穩的發展空間，然而過度接近之時則會令地表面急速升溫並融化；遠離所有太陽之時，則會令星球溫度急速降低，陷入寒冬風暴。若行星因軌跡所在，而多於一個太陽對其皆同時以引力吸引，非但會陷入所謂的「亂紀元」，更最終出現星體瓦解，令文明覆滅。生活在集權統治下的三體人視脫離恒星系為唯一選擇。

某程度上，三體文明的困境也正是當今大國博弈下中小型國家所面對的難題。他們需要也珍惜大型經濟體的貿易、市場、投資、知識與人文互通。然而當他們過度接近任何一個大國之時，雖表面上能獲得豐富的資源與看似的眷顧，然而實際上卻如「溫水煮蛙」，令他們政治主宰權與文化獨特性逐漸受到磨蝕。過於遠離所有大國之時，則無法在一個供應鏈為血脈的全球化經濟中生存，淪為「閉關鎖國」，又或是浪中小舟並因而故步自封。若多於一國同時想他們歸順，則會導致起伏波折的極不穩定性。好時，則有如春風拂面，左右逢源、八面玲瓏，財源人才得以廣進。壞時，則如暴風雨中的小舟，迎接殘酷的事實。

一、人性本惡？外星人本性又如何？

故事主人翁之一物理學家葉文潔乃在政府絕密部門中工作的地球人，因「文明」的自私自利、不分青紅皂白、對不公不正視若無睹，因而對地球人類失去徹底信心。在自身國家對外太空探索過程中，她與三體人取得了聯繫。為了實踐其眼中對地球的贖罪，她希望能讓三體文明到來地球，透過擊敗並取代地球文明，從而為世界開創新紀元。同時，在這「入關」的過程中，三體人以各種封鎖、策反、滲透，讓地球文明科技發展停滯不前。到底人類能否克服命運的審判，逃出三體人對我們所設下的枷鎖？在這裡將就着圍繞着與存在於《三體》內的哲學性問題展開討論。

令人震撼的《3體》電視劇開場設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人翁父親在群情洶湧的嚴峻苛刻批鬥當前堅持自己乃清白，寧死不屈，最終被辱而死。這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也是一個不可抹去的歷史痕跡。故事雖為虛構，但當中所折射出的心理扭曲與精神狂熱為社會所帶來的浩劫禍害，此後成為每一代管治者以來提醒自身的前車之鑑：「不能忽視錯誤、掩蓋錯誤，這本身就是錯誤。」

有個別網民說，《3體》此一場面反映了西方社會在貶低他們心目中「壓抑落後」的中國，如另一位最近飽受批評的諾貝爾得獎者作家莫言，透過負面元素去「詆毀」國家。然而世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完整而完美的。從錯誤中學習，反思並糾正缺點，豈不就是實事求是的基礎？全面透徹的自我反省，讓中國踏上了關鍵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征途，通過務實而發展經濟為主的治理制度化，迎來了人民真正的創意與勞動力解放。要認識歷史，需要的是嚴謹而多方面的解讀與思考，而非單褒或貶的偏頗論述，更不是欲蓋彌彰的修飾。正因當代成就得來不易，更需學會好好珍惜。

《3體》世界的精神主線，離不開葉文潔對人類所謂的「文明」否定。她的否定，也離不開她曾在那火紅年代所經歷的痛與恨。然而人性的本質是什麼？我們雖無法詳細說明，卻要知道「性善論」與「性惡論」是一個中華文明兩千多年以來的恒久辯論。孔子《論語．陽貨》指出，「性相近，習相遠也」，點出人類（甚至所有具備知覺的生命）本身便具有十分接近與本根生的純真本性，然而因社會習俗、教育家庭、歷練與經驗而衍生出的習性，卻可能南轅北轍。言簡意賅的說詞，鋪墊出及後孟子與荀子思想之間的辯證。孟子認為人生而具備四善端，為仁、義、禮、智，作為人「發端」的根基，從而構成人的本心。這善端固然可能需要鞏固與深化，如他人的導人「向善」（現代儒家學某些學說強調人性雖無固定，但必然呈現出一種「向善」假設，讓我們對「善」存有根本偏好），又或是把人類社會向我們灌輸的慾望「滅」掉（朱熹），但人本身並非邪亦非惡。另一邊廂，最近讀了台灣李彥儀所提出的觀點，其認為荀子《禮論》中「性者本始材朴也」點出人性如純淨的木石般純樸，但若每個人都隨「性」而行，則會「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正因如此，文明社會需要「師法之化，禮儀之道」，方能確保人得以重上正軌。盲目地否決一切禮教思想，在批判的同時卻忘記建設，所帶來的只會是災難性的失範（anomie）。

無論是東方哲學中有關人性之辯，還是西方入門政治哲學中，霍布斯（Thomas Hobbes）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洛克（John Locke）前者與後兩者之間就着人性的分歧，皆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到頭來，「人性」只不過是社會認知中對看似為人人皆有的思想特徵的一種統稱──我們需要構建「人性」，以來論證人與非人之物之間的區分，也是倫理學中權利義務的基礎。若無「人性」，又何來「人權」？然而人性與人權，到底是誰來界定，根本沒有一個必然答案。

若能跟葉文潔在不同平行時空的交錯點上對談，我會問她：我們又怎能確保外星人的性，是善還是惡，還是根本不能以二元所界定？以「惡」易「惡」，是「善」的行為，還是一種消極控訴？葉則可能會說，正因自稱「和平」的外星人警告她不要再傳送訊息，她才更要一意孤行，把這個有可能讓地球涅槃重生，也可能把人類徹底摧毀的入侵者「引入來」。她的行為，我們可用善惡作形容嗎？

二、人類文明延續的價值為何？

她可能會說，「人類文明的延續，並非一件好事。」確實，人類對萬物、對大自然、對生態與環境所構成的破壞是一個擁有悠長歷史至今的不爭事實。家園被摧毀的猩猩與北極熊、生長環境被化工品與人類廢料污染的植物，由無數顆靈物所組建而成的天然秩序，在工業化、人類溫室效應，甚至如今碳排放量龐大的數碼運算等協同效應下，並非人類文明的直接受益人。

有人也許會說，若無人類，又怎有生態保育，怎有科學研究以產出能根治自然疫症的藥物，讓動物得以存活，甚至在保育公園中大量繁殖？也有人說，除了人以外的動植物缺乏人的「良知」（conscience）、「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道德論證」（moral reasoning）等能力，我們毋須把它們利益與自身相提並論。然而設想一下，若世上所有的動物與植物皆能發展出及擁有自身偏好與需求，並能就其作出公開表述及行動，我們又有沒有膽量給予他們投票及影響政府與企業決策的權利？抑或是我們根本對他者（包括動植物）的排斥，從來都是源自於一種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自我中心主義，因而衍生出Richard Ryder與Paola Cavalieri等所提出的「物種歧視」（speciesism）說？

論證人類文明為何要繼續下去，我們可訴諸人類的具體利益、理想願景、能感受到的喜悅與滿足，從而證明從「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角度出發，我們不只有權利，更有義務地確保我們不是「最後一代」，而是能把人類世代傳承下去。但在一個完全沒有人的世界裏面，既沒有人所感受到的喜悅、也沒有屍體滿地的醜陋血腥、更沒有無緣無故的痛苦仇視，或貧苦疾病。這個「無人」世界，是否一定比我們當下的世界來得為差？包括David Benatar在內的反出生主義者，對這些議題有着深刻見解。

有必要區分三種說法：一，人類繼續存在，對人類而言有利。二，人類繼續存在，對地球萬物有利。三，人類繼續存在，有利。三是一個不完整的命題。任何有關「利益」的討論皆離不開一個特定視角──這視角可以是抽象的（任何理智的人），也可以是實體的（某某科學家）；可以是群體性（所有居住在歐陸大陸上的人），也可以是單體性。但離不開是，我們不能單說「有利」，而拒絕澄清是從什麼觀點去看這「有利性」。

或許命題一並不成立，因為活着是痛苦、扭曲，而令人沮喪的。但這立論一來未免以偏概全，二來也忽略了對於很多人，繼續活着便是「存在」的充分條件。我們毋須尋求完美生活，只需在重重掣肘下找到有限但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哪怕是看一本敢挑戰迷信的書、寫一篇令自己滿意的文章，做一個對得起自己的人。

支持三體文明到來接管地球的叛軍人類分成三派。最為反對命題二的，相信是其中的「降臨派」。他們認為大自然能從人類文明的毀滅中獲益，而反觀三體人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尊重，相信令他們接管下的自然生態會變得更蓬勃。「降臨派」固然對外星人認知不深，卻自認為對人性瞭如指掌。相對而言，「拯救派」則更類似於熱中崇拜權威的虔誠教徒，認為我們需要「更高等文明」，如神一般的傳教者打救，讓我們獲得永生及再生機會。最後，「幸存派」則認定人類必會戰敗，若能成為服務入侵與殖民者的「買辦」與「合作者」，尚能偷生，為何不做？後兩群對大自然並沒有什麼特定偏好，更分別以來自三體星的「高等人」偏好及「人類存活」利益作依歸。

三體人也令我想起LessWrong論壇上的「洛可蛇怪」（Roko's Basilisk）推說：假若AI研發將來出現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此載體為了確保現代人類繼續會持續把AI研究下去以讓她能面世，將會在面世之時創造出無限虛擬現實，以禁錮懲罰並沒有出一分力，甚至阻擾AI發展的人類。假若人類的延續純粹是為了服務一個即將到來的高端文明體，無論是超智能還是外星人，這對我們來說又有何意義？但此問題，站在經常為我們所奴役、宰殺、禁錮、利用的非人動物角度所提出來時，我們又會如何作答？

三、三體星人的入侵是否合乎倫理？

即使三體星條件惡劣，但其居民對人類文明所發動的入侵，又是否合乎倫理？有的會說，三體星擁有求生權，入侵地球是迫不得已的辦法（last resort）。但人類的求生權呢？在入侵與軍事行動解決以外，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如談判、合作，又或是移居另一個也許適合生存的星球？到底「迫不得已」是一種確實公道的說法，還是一種當權者為了論證自身行為而所捏造出來的藉口？任何一個群體或個體的求生權、自衛權、政治自決權，這些權利即便存在，即使重要，卻不絕對。不同群體與個體權利之間的平衡與互動，需要的是各方面利益皆獲考慮。我們不能純粹地以自身群體利益壓倒一切其他群體的利益，因而漠視最基本的道義規範。在戰爭當前，對不公義的盲從、對不合當行為的妥協、對群體壓倒單體的集體主義，我們需要勇氣去說「不」。

若單純追求以暴易暴，以生存為應然的首要法則，「我」（單數）當然可以把「我」利益置在所有其他非「我」者之上。但從「我」到「我們」（複數）的演變過程中，則必須反問，到底我們的衡量與分辨標準為何？與「我」同一家庭的人，是不是就是「我們」？那同一個社會、城市、國家呢？誰是「我們」，誰人來定奪，這是一個促成了人類千年歷史上無數國家外戰內亂的難題。為了「我們」所謂的「共同利益」，是否便可以不擇手段，罔顧一切倫理限制與要求？理想主義者會問這些問題。現實主義者則會問，這些問題到底問來有何用。在現實中尋求理想者會問，答案代價有多高？

在地中海溺斃的難民、在以巴衝突與俄烏戰爭中死去的死者、在水平面上升與極端天氣被逼遷的上百萬人口。看《三體》能讓我們更透徹地理解戰爭、天災、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當前，人類應當如何自處相處。當然，觀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現實與虛構之間的距離，也許不是那麼大。入侵者，豈不就是帝國主義、軍閥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搖旗吶喊者？在大敵當前，被入侵者選擇自我內訌、沉迷於消極與悲憤之間的搖擺、罔顧自己的義務與權限，這難道不是似曾相識？

很明顯，Netflix版《3體》電視劇與《三體》小說的三大哲學問題，主要圍繞哲學中就着人性的「荀孟之爭」、人類文明是否應當延續、三體星人大舉入侵地球的倫理等問題。

透過深入剖析，我們發現了「人性」這個概念，與其說是對人類確實本質的撰述，倒不如說是我們的社會知識體制約定俗成所構建出來，以方便我們去解釋心目中所有「人」都應當具備的基本習性與條件，來論證包括「人權」與「義務」等作為社會組織基礎的構思。解構「人性」，並不是把其否定，反而能夠更突顯出我們道德觀的內在人類中心主義，以及令我們必須作出的反思。

實際上，我們對什麼為「應然」的研判與直覺，永遠都源自於我們作為「人類」的主觀視角，因而對「文明是否應當延續？」等核心問題的解答模式，必然是假設了「以人類為中心」的量度標準。然而對非人生物與大自然來說，人類繼續在這星球上剝削大自然資源、發動戰爭與壓迫，因極權及壟權者而導致生靈塗炭，難道便是對他們最好的未來？當社會中不同族裔群體在利益上有所衝突時，我們心裏清楚不應也不會偏袒任何其中之一，否則會墮入種族歧視的思考誤區。但當物種利益陷入交鋒與對抗，我們又為何如此鮮明地站邊，假設「非我族類」的便必然是錯？

另一邊廂，現代有不少公開輿論喜歡把戰爭合理化，他們會表示，某獨立主權國或其民族的存在對另一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時，受威脅的一方應當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把該主權國與民族徹底清洗與消除，以確保問題能「一了百了」。這就是施密特（Carl Schmitt）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例外狀態」，以此來論證處於正常政治倫理以外的暴力與武裝。然而，這種以血腥武力為主的粗暴方針，一來難以獲得民心，二來也可能令仇恨種子愈埋愈深，讓戰亂持續數十，甚至100年。

當然，在一個理想世界裏，被壓迫的人，就正如追緝包括葉文潔在內的三體組織（Earth Three-Body Organisation，ETO）「叛軍人類」的大史，並不會因外星人的強大而屈服在其前。不過，現實生活的重大危機當前，眾人為求明哲保身而選擇各自棄船投降，也不無可能。所以不問理由的殘暴鎮壓，確實在某些情況下「奏效」──但當中昂貴的道德代價，又有何人可負擔得起？接下來，將會圍繞3個新角度對《三體》系列的哲學作出解讀。

四、人類是否具備應對生存性風險的責任？

有的說，人類有「責任」去應對氣候變化，原因很簡單：氣候變化對我們自身社會帶來嚴重的威脅與消極影響，站在個人利益出發點去說，我們並沒有忽視問題的選擇。然而這論據箇中其實存有着一種邏輯謬誤：某樣東西對我們來說固然是「有害」的，我們也因而有了以合理自衛權為基礎的權利，去將其消除。可是，對本身便不想人類文明延續下去、也判斷出氣候變化對其自身影響不大的「自私者」來說，他們並不是氣候變化的潛在或實在受害人，按此說法，豈非毫無拆解全球暖化的責任？退一步而言，關乎某一行動的權利與責任乃兩回事，前者關乎的是，我在進行某些行動之時，別人有否權利去阻止我，甚至有否道德主動原因去協助我落實此行動；後者關乎的則是，若我不作出或作出了某些行動，是否符合或僭越某些道德上的規矩，別人又可否對我作出批判或讚賞？倫理學中，「我」有權利但沒責任去捍衛自己的利益。

因而，面對包括強人工智能（AI）崛起、核武器戰爭、生態災難與全球大瘟疫等「生存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意指有可能導致全球人類文明即時全面覆滅，或不可逆轉地邁向最終覆滅結果的現象（詳可參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所提出的定義）──先撇除我們自身利益不說，到底我們純粹對他人的責任為何？

最基本的起始點是，所有人類皆不應透過主動行為去加劇或增加這些生存性風險，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條件下對風險受害人伸出援手。前者源自於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也在哲學界就着全球公義的討論作品（包括博格﹝Thomas Pogge﹞於2001年在Metaphilosophy上所發表的Priorities of Global Justice及豪布登（Christine Hobden）在2021年出版的Citizenship in a Globalised World一書）中獲得了更多聚焦討論。我們一切權利皆建基在對他者的不侵犯之上，若我們明知故犯，硬是要把有可能摧毀人類文明而與我們利益牴觸的強AI帶到這地球上，又或是開發溢出風險甚高的生化武器，因而威脅到成千上萬的地球人利益，這與三體組織的行為又有何區別？「我」當然有權放棄我的生存權，卻絕對沒有剝削他人生存權的權利。

後者說法來自於辛格（Peter Singer）廣為人知的「救援原則」（Rescue Principle）。當我們目擊或知悉有人在遭受嚴重傷害之時，在不牽涉到我們利益重大犧牲（原版本為「相應程度」的犧牲）的前提下，我們有責任對其伸出援手。這與兩千多年前孔子所說的見死不救是不仁、見義勇為則是仁，有異曲同工之妙。若我們能在保障自身與家人安全的同時，也能對受害者施以支援，甚至作為或代表始作俑者向其提供賠償，這必然是我們應當做的。

有些人則會道，生存性風險規模甚大，當中因果關係難以清晰釐清，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對其影響幾乎為零。比方說，即使某國核武器研發團隊裏面有一兩名科學家決定不參與一個極為危險而可帶來重大破壞的武器開發過程，然而只要其他人依然繼續，這對最終結果根本毫無影響。此為倫理哲學中經典的「集體性傷害」（collective harm）迷思（可見Julia Nefsky）命題。對此，我有兩個回應：一，在某些情況中，每一個人對某生存性風險的出現或消除，皆扮演着一個必然但不充分（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的功能，就好比需要100個人手中的一滴水去挽救一個在沙灘瀕死的旅行者，每滴水皆缺一不可，99滴也救不了。二，在其他確實「莫須有我」的情況中，我們無法確認自己是否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樣的知識不對稱與不確定性下，站在保險出發點而言，最負責任做法當然是要出一分力，寧願「做多」也不可「做少」。

三體宇宙中，人類就着外星人到來莫衷一是，也反映着現實生活在生存性風險當前，人類依然受地緣政治、宗教信念、意識形態等分歧點所支配，令我們難以放下矛盾而聚焦在共同的敵人上。比方說，氣候變化即使未必對人類文明帶來徹底性破壞，卻嚴重地威脅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生存權，也令部分全球北方國家面對國土不可居的未來。然而從太陽能板到電動車的生產與供應鏈，美國都對中國展示以自身商業與產業利益為主導的泛安全化、「反生產化」，甚至指控中國「產能過剩」，罔顧只有龐大產能才能為地球生產足夠便宜及數量的電動車，減少碳排放。便宜而可用的電動車，乃應對氣候變化的不二法門，面對地面溫度不斷上升、冰川暖化、極端天氣漸趨頻密，難道人類還要重複同一錯誤，頑固地拒絕合作和分工？

五、科技為人類帶來的是解放還是壓迫？

作為一本科幻小說，《三體》對科技本身的定調與研判，並沒有西方普遍最為流行的科幻作品那般悲觀（我尤其推薦Philip K. Dick的《關鍵報告》與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或當代科幻一絕、Netflix電視劇《黑鏡》）。有不少三體組織成員認為，三體星上的科技遠比我們先進，值得我們崇拜與仰視，更不應被公然挑戰。當然，這裏的描寫是對人類過度神化科技的一種諷刺。另一邊廂，三體星人懼怕數百年後他們來臨地球之時，人類已把地球科技提升至能與其分庭抗禮的水平，因而利用智子（sophon）、即經過改造的微觀粒子，去鎖死地球基礎科學，並透過量子糾纏與地球進行遙距離通訊。正是這種干擾，讓地球最為頂尖的科技研發相繼被騷擾及中止，也間接助長了「投降主義」者的呼聲。

作者似乎也想強調我們不能小覷地球人本身在科技研發上的決心與能耐，在「未被干擾」的正常情況下，假以時日，絕對能與看似更為先進的文明一拼高下，毋須妄自菲薄。然而，成在科技，敗在時機，當我們過度依賴個別基礎研究、且還未能追得上敵人進程之際，便已被敵人發現，因而進行滲透及封鎖，所觸發的絕對是一個無妄之災，也是一場我們不得不攜手共同處理的危機。《三體》中的地球叛軍利用來自太空的尖端模擬現實科技，去協助壓迫地球的未來殖民者招攬跟隨者。三體星人本可選擇把科技與地球人分享，尋求共贏，卻選擇了利用科技去壓制地球人發展，嘗試迫使他們接受自身作為「老二」，永遠受外來者支配。無論是虛構情節還是當代現實皆反映出，科技的價值乃源自於其創造者、使用者、讚賞者與擁護者，而不是其本身。科技的效益乃取決於不同國家、社會結構間的博弈與談判，以及到底是誰在掌控知識產權、人事任命權、科研財政權，以及道德話語權。大國博弈下，尖端科技變成博弈場，到頭來所造成的結局，人類與科技都難以預測。

我們毋須過於崇拜科技，正因一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也有可能被智子所監控，三體宇宙中的地球上才冒起「面壁計劃」，把大量資源灌注予不可與人溝通，並能按照自身計劃調動資源的尖端守護者，試圖透過數位出類拔萃者的直覺與集中力，以人類最為基本的內在認知能力去與高端科技抗衡。反璞歸真，有時是唯一選擇。

科技進步能讓我們文明在「能力」與「條件」層面上進步，卻未能讓我們在精神與道德層面上獲得解放。科學發明與實驗真理既不一定解放思想，也非對我們的必然壓迫基礎，與人互動還是取決於支配科技的政治與權力結構。若科技由獨裁與極權者所佔用為高壓統治工具，則只會消滅反對聲音，控制和掏空人民思想。若科技能為有效治理的領導者所運用，則有可能成為關鍵的輔助與政策審判工具。若人民學會善用科技，則能令生活更為方便。若人民以科技作為渲染民粹及左右民情的手段，則會令社會秩序出現嚴重不穩及動盪。就好比AI崛起下，一方面能提升部分工種的邊際生產力，惟工資與討價能力不跌反升，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更可令部分工種一夜之間失去談判籌碼，面臨結構性失業或工資大幅下滑的風險。然而教育制度是否有責任去提前裝備我們的下一代？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難道沒有想過自動化對就業帶來的衝擊，為有可能被淘汰的工人提供再培訓？一個缺乏基本安全網的社會，又怎能在人工智能所引致的大規模失業當前，確保貧苦基層能夠餬口？這些迫切問題反映出來的是我們的能動性（agency）。正如David Autor、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等經濟學家指出，自動化會否帶來翻盤式失業，關鍵還在當權者與持份者的政策決定，我們可以選。

六、從《三體》/《3體》之爭辯中，我們可領悟出什麼？

Netflix的《3體》推出之後，坊間迴響不一。英美諸國有不少評論認為，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劉慈欣筆下的角色與情節配以讓英倫觀眾相對熟悉的文化語境，有其獨當一面。反之，有不少中國朋友看完後跟我說，認為這「胡編」的修訂及與有違狂熱年代歷史背景的過度「美感」與「美化」，讓他們難以代入劇情。也有人說，節奏太慢，可觀性不高，看了15分鐘後便關機，比騰訊版本《三體》或小說版來得為遜色。

從製作角度方面去說，我較為關注的是，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得主曾國祥負責執導的第一、二集。在訪談中，他提到在拍攝與規劃文化大革命的場面時，「沒特別要注意什麼，其實我沒資格去對歷史作出批判，反而會專注在人物上，將人物故事說好，讓觀眾感受其經歷，可以同情角色或一起感同身受。」這裏帶出的問題有兩個：一、究竟我們能否在不批判歷史的前提下，撰述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並在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同時，把作品抽離而置於一個相對「中立」的位置？還是只能希望觀眾能夠以自己的知識框架去接觸與體會歷史，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出及感受到自己版本的歷史？

二、固然原本跟某一個文化體制息息相關的文學作品，在按照具體語境的轉化與處理後，確實會與原著大有出入。然而這是否必然屬一種對原著的不尊重？打個比喻，脫口秀與「食字」笑話若要精準而有效地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語言，絕不能照搬直譯，否則只會違反嚴復所提倡「信、達、雅」當中的「達」要求。另一邊廂，Netflix觀眾又是否真的不能適應或接受一個以華裔及中國文化為主的《3體》版本？還是這種故事情節的「國際化」，其實反而更帶出關鍵訊息：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他朝君體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