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22年的四大啟示

除夕日回顧一下2022年，2022年乃是「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重臨世界舞台的一年。

所謂「高端政治」，並不局限於攸關國家安全與軍事衝突博弈的範疇〔其傳統定義，相對於「低端政治」（low politics），也即是民生經濟層面上的互動〕。經過定義拓展後的「高端政治」，也包括理想主義與現實限制的博弈、大人物與權力結構的互動、新穎科技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社會構成所帶來的根本性衝擊。這些種種現象與議題，皆是二十一世紀「高端政治」所覆蓋的領域。在此盡我所能地回顧2022年，並提出四個主題，望能涵蓋這年的重點趨勢現象，也能讓具特定興趣的博友能直接跳到該部分：

第一，地緣政治與軍事衝突的回歸。

第二，各地政府以自行方式步出新冠疫情陰霾。

第三，歷史性人物的隕落，以及結構的變與不變。

第四，新科技對社會權力與關係所帶來的衝擊。

一、燃點：地緣政治與軍事衝突

地緣政治博弈，其實從來都沒有真正地在世界舞台上消失。但自冷戰結束以來，也未曾出現過兩個以上的世界大國（global superpower）或「次大國」（sub-superpower）之間出現持久性的間接軍事衝突。俄烏戰爭因此而具備非常鮮明的分水嶺意味──其象徵着以全球化、貿易金融對接為主調、國際組織為協調及化解地緣矛盾為次調的「後冷戰共識」，在俄羅斯帝國復辟主義及美國主導的圍堵性霸權主義的交織下，有關政治形容落幕。俄烏戰爭將歐洲拖入熱戰之中，也令烏克蘭生靈塗炭。

正如我在4月當時所預測，俄羅斯在金融封鎖及猛烈的軍事反噬之下，因其年初的入侵舉動而負上極為昂貴的代價。俄羅斯因是次戰事的透支，而令其在中亞等地的權威遭受毀滅性挑戰；連原本與俄羅斯關係遠比中俄來得密切的印度，也為了討好西方陣營及地緣政治考慮，在言語上（雖未必在行動上）與俄羅斯割席。中國在中俄關係當中的話語權大漲，也因而更進一步地將俄羅斯納入自身策略循環之中。站在普京角度而言，到底這是一次成功的破釜沉舟，還是一次失敗的豪賭？答案相信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台海局勢也在此年峰迴路轉。年初西方評論界多番嘗試將俄烏戰爭與「台海戰爭」扯上關係，並嘗試以片言隻語引誘北京出手，一了百了地以武力統一全國。這如意算盤打不響後，又再嘗試通過就着「戰略模糊」的定位「二次模糊」（ambiguity over strategic ambiguity），變本加厲地引領北京立場鮮明化，嘗試通過最為低成本的挑釁，將中國引入戰場；再加上佩洛西（Speaker Pelosi）判斷自己中期選舉後必定會失去議會長地位，「臨別」之時也要「送秋波」，執意訪問台灣，以完成自己的「夢想」。其訪台於夏天中旬，把台海局勢推至危機邊緣。內地部分激進國粹派不斷向中央叫嚷，盼北京能出手，「出一口氣」；幸好國家領導人本着務實而實事求是的精神，以不變應萬變，從而為局勢主動降溫。最後，11月的習拜會，為台海問題設下底線；再加上台灣民進黨在（雖然未必直接反映意識形態的）九合一選舉嚴重失利，暫時為兩岸關係再度惡化的可能性「封頂」，讓和平得以起碼短暫地維持下去。

以上兩地的「實際」及「可能」衝突，未必直接牽涉到世上絕大多數國家，也與大多數正在爭取擺脫地緣二分化的中小國沒有道義甚至實際層面上的牽連關係。惟一旦台海爆發戰事，屆時的金融封鎖、經濟打壓、貿易鏈脫鈎等的嚴重性，將對全球經濟及金融體系帶來嚴重衝擊，這與俄烏戰爭後所發生的情況有着一種質層面上的區別，不能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即便國際媒體最為關注的是以上這兩塊地方，我們也不應忘記或忽略，中亞地區過去一年形勢極度不穩，過去一年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出現嚴重軍事衝突，又或是忽視朝鮮半島、中印邊境、印巴邊境有可能出現局部熱戰的可能性。媒體告訴我們應當關注的，與我們實際應當關注的，往往有很大出入。這也是媒體控制及干預我們輿論及思想的「構建權力」最鮮明的表徵。

漸趨頻密的軍事衝突，未必會徹底打破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卻也令我們從「冷」和平邁向「熱」和平。大國之間劍拔弩張的關係，再也沒有足夠資源或能耐去維持全球各地徹底和平，抑制他們盟友或夥伴之間產生摩擦，但仍具備足夠的政治底氣，將兩者之間的衝突控制在特定他者範圍內，防止不受邊際的升溫。放在俄烏戰爭之中，中美之間緊繃的關係並沒有把中國拖入戰場上──甚至因應歐盟對中西脫鈎的排斥，而令美方在11月不得不尋求與中方進行對話與妥協。

二、曙光：各地政府以自行方式步出新冠疫情陰霾

「新冠疫情不再是不治之症，也是能通過廣泛採納的疫苗所防治的疾病。」

這是2022年世界各地政府得出的初步共識。應對新冠疫情的全面封鎖、全面壓制、邊境防控政策，在過去一年內，於世界不少國家當中再也不是應對疫情的首選。綜觀全球，各地政府或是繼續一貫的「躺平」政策，或是從「防止」或「杜絕」新冠疫情邁向一種新的「共存」模式。即便是較為保守的國家，也在此年結束前找尋到自己的「脫離」疫情路，在遵守自身（官方所採納的）道德價值觀的同時，也盡量全速地步出疫情陰霾。所以在總結此一年的起伏之時，我們一定不得不提到「告別疫情」這一點，而這本身就必然關乎「高端政治」──公民有沒有自由行走、自由出入地方聚會、就着抗疫政策表示自身意見，這些都是正兒八經的政治問題，因為其本身乃牽涉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與談判所得來的成果。若將任何一地政府抗疫政策視為沒有政治成份的話，則反映出一種骨子裏的天真。

當然，新冠疫情某程度上仍未在生理藥理層面上「結束」。長新冠、重新開放社會時所帶來的嚴重衝擊及染疫死亡人士，以及新變種出現的可能性，不能不防。但從政府能否合理合情地就着新冠疫情，向民眾出入聚會、工作及自由生活的權利這層面出發，明顯疫情已在一種政治含義的層面上結束。隨之而來的，則是「然後呢？」這道問題。究竟政府能否有效地推動更多更強的疫苗接種、將免疫力低或弱的人士所遭受的風險減至最少，以及如何能有效地讓民眾較為合理而理性地看待新冠疫情，這確實是過去一年各地政府──尤其是本地及基層政府──所面臨的難題。

「復常」這句話，很容易說，但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之間的落差，不能輕易帶過。對於不少處於地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國家而言，他們擁有着充沛的疫苗、民眾絕大多數（除了美國為例外）接受疫苗接種為恢復社會秩序的唯一選項，以及成熟的醫療配套。面臨新冠疫情餘波，他們游刃有餘──即便是在疫情初期表現非常乏善足陳的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等地，也在過去一年「扳回一城」，以較為快的速度迎來開放。反之，疫苗接種率較低、基建配套較弱、整體衞生狀況欠佳的發展中國家，則在復常過程當中付出代價，也要應對民眾對醫療系統質疑懷疑的心理後遺症。

最後，即便2022年確實是「告別」新冠疫情所帶來的限制性措施之年，但世界離真正的復常，仍有一定距離。過去一年讓不少「疫情晚期」的後遺症表露無遺，當中包括藍領工人供應短缺、部分依賴面對面為主調的服務性行業面臨結構性淘汰、白領辦公室工作人員在環球經濟轉差之時面對失業危機；重視勞動力的行業，普遍在西方諸國中出現工資漲升的情況。反之，包括法律界、金融界在內的「高技能」行業，則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不少發展中的國家人口雖然因老年中年人士在過去數年的死亡而迎來更進一步的「年輕化」，但如何化解青黃不接、經濟年齡斷層等問題，仍沒有解決方法。整體而言，新冠疫情也許某程度上已成歷史，但其後遺症眾多，「問題未解決」！

三、更替：歷史性人物的隕落，以及結構性的變與不變

生死有命。但這年世界各地不少標誌性人物，也乘風西去。當然，世上每一年也必然有舉足輕重的名人巨匠去世，2022年又有何特殊之處？

特殊之處是，今年逝世的有不少曾是世界大國的最高領導人，或是實際掌權人，再加上他們所提出及象徵的管治模式，其隕落也因而象徵着一個時代、一種精神、或是特定的意識形態之落幕。在這裏必須提到的，必是我國前最高領導人國家主席江澤民。江主席帶領中國延續鄧小平老先生的改革開放路線，通過海納百川、統一各陣營陣線的「三個代表」思想，通過體制化及集中化的市場經濟，讓中國在國際化道路上從厚積薄發，邁向急速增長的年代。

無論是江澤民能屈能伸的處事作風、針對對象而對症下藥的外交政策，或是堅守底線同時也能容得下新社會中出現的不同「同路人」胸襟，這些種種價值觀及優點，正讓其能在風高浪急的世態中，化干戈為玉帛，讓中國得以在國際舞台上抬頭。無論是當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把國內高漲的愛國主義適度調控，避免與美國北約擦槍走火，還是對私有化經濟的扶持，這些種種都是江主席為中國所帶來的政績。江主席相信把西方優勢與中國本身的體制糅合，必能將中國變成一個同時能遊走在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連結者，也能將經濟體制規模「做大做好」，從而增強中國綜合型國力。

當然，江澤民的逝世，不應成為一種漫無目的對歷史浪漫化的藉口──1990年代的中國，與2020年代的中國所面對的挑戰有其根本性區別。貿然把當時與現代比較，然後產出各種各樣影射性的結論，這非但是有違歷史，也是有愧政治操守。唯有精益求精，方能推陳出新，往前走下去。

不浪漫化，不盲目推崇領袖，這一點也應套用在英女皇上。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在位超過70年，任內見證大英帝國在歷史舞台上的衰落，也見證了15任首相。固然其象徵及統領着的皇室，與大英帝國殖民地歷史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但其以獨特的處事待人方式，讓包括敵對勢力及反英脫殖者（包括曼德拉、聖人甘地）也對其有頗高讚譽。英女皇並非完人──其對戴安娜皇妃及孫媳婦梅根的處理手法，被不少媒體詬病，也被視為皇室內對改革的反對聲音之一；但在英國經歷大風大浪之時，女皇能為民眾帶來安撫穩定民心的效果，也能在關鍵時刻跨越政治立場地團結各方政治梟雄勢力，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如今女皇隕落、查理斯三世登基，迎接着他的卻是一個愈加四分五裂的皇室、對皇室制度愈加反感及質疑的英國民眾，以及正在威脅脫英的北愛與蘇格蘭。時代變遷、人物變化，到頭來也造成了權力分配的結構性演變。

最後，安倍晉三被暗殺，印證着日本國土上的政治暴力化趨勢。雖則行兇者是一名信奉極端主義的教徒，未必來自於什麼特定政治勢力，但二戰後長年維持和平管治權更替的日本，卻在安倍遇刺的槍響下正式告終。如今執政首相岸田文雄能否平衡黨內虎視眈眈的派系，以其雷聲極大（雨點卻很小）的外交政策為其政府帶來復興？安倍死後為政府所帶來的「光環效應」，似乎早已耗盡，並不足以讓岸田文雄維持支持度。在內閣官員接連請辭的狀況下，對其民意支持率不足35%，足以反映出日本政治在派系分贓與紛爭不已、經濟停滯不前所帶來的後遺症。

對於國際和平局勢而言，安倍無疑是一名具爭議性的人物，但對日本民眾而言，其強悍創新的經濟改革、對日本國際地位的鮮明捍衞，無疑讓其管治期間為日本衰落之勢帶來喘息空間。但即便是多麼能幹的個人，也敵不過身體健康問題，以及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英女皇也好，安倍也好，都印證了一點：在結構當前，「大人物」及個人也許能扳動鬆綁一部分的制衡，卻不能扭轉整體時代大勢最終趨勢。個體與結構，永遠都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

四、蛻變：新科技對社會權力及關係所帶來的衝擊

科技樂觀主義者（techno-optimists），乃是原教條式地深信，科技發展必然會讓人類整體而言具備更多選擇，生活水平能獲得提升。較為謹慎的樂觀主義者，則會表示，科技增長為我們創造選擇的可能性，若要改善整體社會生活水準，則是必須但並不足夠的（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反之，科技悲觀主義者（techno-pessimists）則認為，科技發展必然會令我們自我消耗，甚至最終令人類全軍覆滅，為文明帶來不可逆轉的衝擊。較為進步或相對正面的悲觀者，則會說從一個大概概率層面上去說，往後的科技發展，整體對人類弊大於利。

但雙方所忽略的，則是科技的多樣多變性，以及個別科技對人類控制能力與誘因不同程度或方向的影響。有些科技，可能為我們創造龐大殺傷力的武器，既能用以停戰，卻也可導致戰爭一發不可收拾（例如原子彈）；有些科技，可能會為我們日常生活帶來表面上十分微不足道的改善，到頭來卻積少成多，締造量變成質層面上的飛躍進步。最後，某些科技所剩下的後遺症可能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方會浮現──就好比一架飛機，可能在十年前出現一個微型事故，十年後此事故卻足以導致其在空中解體。這些種種因素，皆讓我們沒可能可以輕易地就着科技發展軌跡蓋棺定論。我認為我們必須當個「科技務實者」（techno-pragmatist）。

2022年，正正印證了科技務實主義的重要性。加密貨幣並非是一個只會升值、在跌市中「保值」的穩當投資──以為其能擺脫與現時流通貨幣與股市間接掛鈎的樂觀主義者，此年迎來一次又一次的夢碎。同時，以SBF及Do Kwon為表表者在內的梟雄，試圖以比特幣構建自身的「空中城堡」，結果一敗塗地。但這是否代表加密貨幣一無是處，毫無可取性？不──隨着地緣政治崛起、金融貨幣系統出現局部性脫鈎、貨幣成為政治制裁工具的一種，加密貨幣的長遠角色只會逐步增加。固然我認為「流通貨幣必然會貶值，所以我們必須用加密貨幣」的前設站不住腳，但加密貨幣絕對在未來金融世界佔有一席。我們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將所有加密貨幣交易所皆定性為「騙案」──這未免過於武斷了。

至於今年末出現的人工智能Chat GPT，固然彰顯了智能演變對人類社會所構成的衝擊，證明AI在模仿人類寫作及組織資訊層面上，有出乎意料的能力及精準度。但同時，也有不少網上評論指出，Chat GPT即便組織能力強，卻缺乏將複雜繁瑣概念抽絲剝繭，與現實做出對比及間接套用，在較為複雜的運算題目當前，與人類專家高下立見。我們毋須過慮──離開科幻小說中所謂的能自我思考及運作的「強AI」（Strong AI），我們仍有非常大的距離。無論是實體硬件運算速度及所耗用的空間、軟件要獨立於人類所輸入方程式的不可能性，這些種種約束皆令包括Chat GPT在內，最為先進的「弱AI」（Weak AI），也不能跨越自我思考及自由意志的鴻溝，更甭論完全取代人類。與其擔心機械人取代我們，倒不如擔心極為強大的機械人，落入侵略性或威逼性持份者（包括恐怖分子）手中，從而為我們帶來災難性的衝擊。科技並不可怕──科技背後的操控者，才最為可怕。

五、結語

2022年，可算是一個「劇變」之年。在此，也必須自我檢討。過去數天，我回顧了去年底對2022年的預測，發現了自己判斷對錯參半。

錯的，乃是我高估了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威脅、低估了部分發達國家在爭取及落實經濟復常的裝備與能力，反映出我當時對疫情的整體利弊掌握尚未精準。同時，我也錯誤地估算阿富汗會出現內戰內亂──此點並沒有完全兌現。

但其餘不少預測，卻（不幸地）一一兌現。我當時認為，俄烏戰爭一觸即發、俄羅斯定不會在囤積大量軍隊在烏克蘭邊境後「退縮」，結果2月底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令歐洲陷入戰火與能源危機。同時，也確實令北約暫時將重心從亞太區重新轉移去歐亞大陸西部地區。我也估計到伊朗爆發動盪，但原因卻未必與我所指出的「最高領袖的身體急速轉差」有太多關連。最後，如我所料，至今台海沒有爆發衝突──對於熱愛和平、堅持多邊主義與國際秩序者而言，這無疑是一大好消息。

同時，我當時預計全球暖化必然會在這些種種意識形態主宰下的國際博弈，而遭受冷處理。關於誰對誰錯的口舌之爭，正是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裏面所出現的一幕幕。在政治經濟動盪當前，管治者持續地與民眾訴求脫節，難以將異見容納在體制或選舉以內。這也是為何我當時推測各地政府，無論是威權還是民主體制，皆要在2022年面對種種基層發起的民眾運動。這一點，也在今年應驗。

說實話，作出以上這些預測，毋須什麼的「專業資格」或「國際關係」認知。其需要的，乃是對地緣政治基本定律的掌握，也就是我接下來於明年將會集中資源探討的問題。面對地緣政治的「凱旋回歸」，我們應當如何自處？未來一年，世界又會出現什麼樣變化？且讓我們日後再談。在此，祝願博友新年快樂，望行善者能得福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