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的荔枝》看「四拍幹部」

唐朝天寶年間，一名京城小官李善德機緣巧合下成為了「荔枝使」，被上司「委託」去把南方的荔枝運送至長安，以滿足貴妃要求。荔枝容易腐爛，按當時的科技又怎能輕易地跨省越山？身處體制底層的「小螺絲」，又是如何驅動「齒輪」，在眾多派系與門閥間尋找到出路？讀馬伯庸《長安的荔枝》，看其改編成的電影，讓我們見證官場辛酸與陰暗，也充分展示出九品芝麻官在夾縫中求存之道。

如同《長安》中所諷刺的荒誕官場文化，當代內地體制也有一套說法，那便是「三拍幹部」現象。《中國紀檢監察》雜誌第16期提出，「堅決防止出現『三拍』幹部」，把「三拍」行為定義為「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幹，然後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爛賬。」此說法相當繪聲繪影，並沒有太多的官腔掩飾，平鋪直敍地點出了問題嚴重性。

今年7月14至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便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也要解決不懂裝懂、自以為是的問題，防止出現拍胸脯、拍腦瓜、拍屁股的『三拍』幹部」，精闢地指出了當前部分地方及部委幹部──尤其是在中高層的廳局與縣處級官員──所盛行的習慣風氣。為官從政者，應當深刻參透箇中精髓。

我認為，「三拍」的分析框架應當加上第「四」拍，那便是「拍馬屁」──偏離實事求是基礎、拒絕以科學視角思考問題、為急功近利的政治成果去粉飾太平。「四拍」文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絕不純粹在中國上演，而是世上諸多官僚架構皆面對的嚴峻挑戰。中央在應對這些問題上近年所做出的努力，值得我們借鑑。

一、「拍腦袋決策」

近年來再度流行的「工業政策」一詞本質上非一個中國獨有現象，也可謂是政府對市場的「必須干預」。上世紀，美日兩國企業先後取代生產工業走下坡的歐洲諸國，在半導體、汽車、飛機等尖端生產領域成為世界的龍頭強國，箇中各種各樣的資助、政府合約、基建投資，絕對功不可沒。同樣道理，憑着堅定強悍的資源配給予治理能力，中國行政體制在二十世紀末及二十一世紀初為新興產業鋪下了關鍵根基。

國家優秀廉價而日新月異的電動車、太陽能板、鋰電池等「新三件」之成功背後，卻是激烈非常的質量性競爭。正是這種「洪爐火」，煉就出中國當代科技彎道超車的「真金」本錢。然而這種不顧一切代價的精神若未有適度制衡，則會讓當前國內高端製造業出現鮮明結構性內捲，不得不防。今時今日，無數中小企，甚至是昔日行業龍頭，皆面臨着被徹底排除在市場以外的殘酷結局。同時，極端競爭及大量產出所產出的價格往下壓力，固然對消費者有所益處，卻也令經濟出現通縮風險，對振興消費總額與比率並無幫助。甚至「內捲轉外捲」下，令身處東盟、歐盟的諸多生產商面臨排山倒海的競爭壓力，當地體制菁英「吃不消」，從而間接助長渲染反華情緒。

正因如此，發改委日前提出要求，要根治這種失常失序的市場競爭。習主席也提出以下質詢──「上項目，一說就是幾樣：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車，是不是全國各省份都要往這些方向去發展產業？」，批判的，正是「拍胸脯」執行工業政策的地方政府風氣。部分幹部罔顧邊際效益的大幅下滑，在投資過熱過剩情況下依然「拍腦袋」地推動這些高增長產業，箇中反映的乃是但求無過、為求升職，以個別「關鍵績效指標」為唯一追求目標的極致呈現。從八十年代的勞動密集生產到九十年代末始以房地產拉動地方經濟數字上增長（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側重中央政府的稅務機制），再到十五年前左右的鐵路基建建設，中國「舉國體制」固然有聚集大量資源，齊心協力落實看似不可能任務的能力，然而在中層管理模式僵化下，同時衍生出產能過剩及資源浪費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嚴肅正視。

二、「拍胸脯蠻幹」

若干年前，人民網曾刊登一篇文章，題為〈如何識別敢於擔當型幹部〉。

「擔當不是空話，需要能力，有能力才能擔當得起。」有個別從政者把空泛口號等同於擔當，又或是誤把意識形態作解決問題的法寶，偏離科學實證分析基礎與靈活變通應對手段，因此失諸交臂，甭論達不成高尚理念、連最基本的改善也實踐不到，讓民眾對體制產生微言，甚至失去信心。中國歷代歷史上，過於冒進地設定生產目標、忽略人民誘因資源去大興土木的慘痛經歷，我們不能忽略。

當然，相對於歐英美那種民粹當道、鼓勵贏家信口開河的「選舉」制度，中國治理體制整體還是會公允地懲罰「蠻幹」者、提拔「能幹」者。十一大三中全會過後，鄧小平提倡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經驗）國際化，為具備理工科、缺乏鮮明政治色彩的技術官僚崛起提供了政治背書。條塊政治下的「輪崗」制度，讓外事工作中層幹部掛職在地方實踐，讓身處國務院的技術官僚能到鄉村調研（舉例說，中央從事農業調研的官員必須到農業大省地方之間「體驗實況」，確保理論不能凌駕於實際局限與方法論，皆為防止「假、大、空」治理思維的重點機制。

「擔當不是胡幹和蠻幹，其既需要能力，也需要智慧。」同文深入探討能力的四面──領導能力、執行能力、業務能力，以及吸納智慧的能力。在《長安》中，李善德面對重重關卡及上層官員刁難，與時間競賽、與政敵鬥智鬥力，「排除萬難」，最終任務達成。固然故事情節充滿着誇張而滑稽之處（嶺南家奴犧牲卻是多麼的壯烈）卻也不能全盤否定荔枝使對「使命必達」的決心。

三、「拍屁股走人」

年前，一名內陸大省常務副省長為了「解決」晉升副部問題，在主政城市之際，舉了達1500億元的債務去興建23個「旅遊項目」。主人翁事後表示自己「希望搞一些大手筆、大動作」，「反正過幾年一換，一拍屁股走人，後邊繼任者誰來接誰承擔責任。」成功時可邀功、失敗時則推搪，留下來的這筆賬，卻對當地省政府及老百姓構成嚴重代價。

有不少西方評論籠統地說，中國官場缺乏問責機制，難以讓違規者繩之於法。然而此說法忽略了黨內的糾錯文化、包括紀委與組織部的人事處置機關，也同時忽略了黨領導對基層民意（包括網上輿論、上訪等渠道所反映的）之重視。過去十年內，為了進行「面子工程」而不惜民眾代價、激起眾怒因而下馬的官員，比比皆是──當中不乏重點城市的領導班子。

當然，現況絕非理想。正如反貪一般，整治官員「拍屁股」的卸責，一直都在路上，需要體制改革力度深化與提速。在設置績效標準時，須精準拿捏「做了什麼，沒有做什麼」的行為性規範與「達到了什麼，達不到什麼」的成果性管理，方能有效避開「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及「循規蹈矩，卻一事無成」的兩個極端。提升民眾參與在施政過程的程度、強化基層幹部對上司「是其是、非其非」的反饋空間，乃當務之急。

四、「拍馬屁為己任」

讚賞永遠都是比批評順耳──因為忠言往往逆耳。「三拍幹部」普遍也呈現一種傾向，便是善於以各種各樣美麗說詞，讓上司心花怒放。策略性地報喜不報憂、滔滔不絕地誇獎領導、把個別情況特殊處理手法「昇華」至必須模仿與學習的對象，這些都是「高級黑、低級紅」的典型行為，釀成對風險麻痹、隱憂視若無睹的氛圍。

擁有團隊合作精神、懂得洞悉及讚許其他人的優勢，甚至對世故有所熟練掌握，這些都是為人為官之道中的重要一環，也是傳統中國思想中對「政通人和」的核心追求。李善德在路上得個別貴人相助，與其手段圓滑也不無關係。然而我們絕不能把「鑽營」奉承的厚黑學視為從政首要秘訣。適度碰杯可能是維繫感情、增進認知的重要根基，卻總不能「喧賓奪主」地佔用了抓住問題核心、急老百姓所急的寶貴時間。

拍馬屁絕非任何一名官員的義務，甚至可以說，對扭曲事實、欲蓋彌彰者，從政者有責任直斥其非，以正視聽。李善德向右相楊國忠諫言，恰恰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正面例子。說到底，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管治者？習主席於2019年面向意大利眾議長提問所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絕不能讓自己仕途、地位、一己私利凌駕人民利益與福祉。

只懂得「官本位」而忘記了「民為本」的治理者，應當切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歷史洪流不會對只懂得潛規矩，忘記了政治倫理的官員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