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書櫃中選了一本書---「當代中國文學」,是龍應台女士的《目送》。《目送》是一本 感人溫暖的散文集,它收錄了龍應台的73篇散文 ,其中字裏行間透着龍女士熟練的詞鋒──能在不訴諸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以情感與細節「說服」讀者,而受其深深打動。
《十七歲》充滿着異鄉中母子溫情的滋潤、《愛情》裏面的情感描述總是那麼的動人、《山路》的隱喻是那麼的直接卻新穎。而《山路》每次讀起來都總覺得跟余華《活着》裏面的「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的那個明喻有一種相映成趣的感覺。龍應台文筆細膩入微,余華的則粗獷中帶有巧妙分寸,兩者之間卻是異曲同工地具感染力。2023年,我們走的路上,既有過客,也有土匪;既有歸家人,也有離家出走的漂泊者。誰的路走得更容易?若問路上人,恐怕難以說起。
終於翻到《跌倒──寄K》那一頁。「K,在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裏,誰,教過我們怎麼去面對痛苦、挫折、失敗?它不在我們的家庭教育裏,它不在小學、中學、大學的教科書或課程裏。」我腦海中頓時泛起一段回憶。
兩年多前有兩位親友以家長的身份來找我,他們孩子天資聰穎、學術成績不俗、體育出眾,本應是大有可為的大好青年。唯獨是性格懶散,從來對命令與指引毫無服從性,當時的幾個月以來更沉迷於網上遊戲、社交平台(TikTok與Snapchat),不願做作業,甚至厭倦上學。平常最喜歡的,是到寄宿學校旁邊的購物勝地買衣服、鞋子、電玩與唇膏。
這位孩子的父母本對他沒有太高要求,反而他卻認為自己「必能進入」牛津,修讀政治、哲學、經濟。但其懶散的性格、暴躁的脾氣,為其父母帶來極大困擾。當然,最大問題是其在最近兩次測試本應擅長的學科中考了個「B」與「C」回來。父母於是焦急地找了我,望能「望聞問切」,替他們分析一下孩子的學習情況。
我立馬答應了來一場面對面見面,跟孩子聊天。聰明伶俐的他跟我在解說他的心路歷程時對答如流,更一度表示,世界「太辛苦,太多痛苦」,倒不如「活在當下」,又表示自己其實從來都不需要勤奮,便可輕易拿到「高分」,那又為何要「愚笨工作」?
他更指出學校內的同學們普遍水平不高,「難以想像跟這些人溝通」,所以寧願在網上跟更年長的朋友交談,也不願意早睡,不願回學校去上課。
從他身上,我看見曾經的我──曾經孤傲而自負的我,自認為學海無涯、只要永遠都走在身邊的人之前,便能「安逸」地不花任何力氣、過長時間,成功抵壘。曾經的我,後來學會了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如眼前我面前這位青年一般,當年的我與今日的他沒試過跌倒。他們沒嘗試過挫敗。而從來沒有經歷過跌倒的人,可能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自小在一個類似溫室的環境中長大,毋須承受任何違反自身意願的挑戰與艱難。
二,本身天賦極高,在如中學(尤其是初中)教育般「照辦煮碗」的刻板教育系統中,並沒有需要耗用過多的精力或工夫,便能獲取表面上的成功。有些人也許會將這些年輕人稱為「學霸」,但「霸」的前提是要有自主性。只懂得靠小聰明及溫室環境獲取勝利的,不能稱為「霸」,頂多是一個「機械人」。同時,過度看重表面成績,忽略內涵與內在能力培育,到頭來只會出產香港常被人掛在口邊的「高分低能者」,懂得考試,不懂做人。
當然,這裏的「能」指的,並不局限在技術層面的「硬知識」,也包括處理人事關係博弈的「軟實力」。個人也要提升軟實力,國家要提升軟實力!年輕人的「軟實力」,一來取決於其能否兼聽則明、虛心學習,二來也取決於其可否在大眾人云亦云之際保持清醒,不被看似滿腔熱血,實際滿懷心計的煽動家被忽悠與騎劫。
可惜的是,當今世界不少國家與社會中,有「能」者被無「能」者所驅逐,本應有「能」者被洗腦成長遠無「能」者,而在某些情況即使有能但無運,結果悲劇收場。套用在這位十四五歲的孩子身上,他活得也許比他人為好,但別人有一樣東西他是沒有的,他沒有經歷過,也因而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經歷過「跌倒」,也沒承受過「痛苦」,難以洞悉何謂真正「失敗」。於是我問他,「你既然對政治抱有如斯強烈的興趣,你可以告訴我,政府為何具備管治權?」
他輕佻地說,「守法的政府自然有權管治我們。不守法的政府則沒權管治。」
我反問,「那假若法律本身的存在便是有違公義的呢?違反道德公義的政府,又有沒有具備管治權?」
他表示,「道德豈不就是法律,法律豈不就是道德?」
我續道,「種姓制度及黑奴制度是法律,卻違反道德。婚姻出軌有違道德,卻未必一定違法。政客跟實習生發生關係有違職場倫理,卻並沒違法。戰爭是殘酷的,卻是由自身那一套法規去監管。你確認法律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法律?」
我繼續:「沒有內在機制或外在條文約束的政府,沒有公民認證──姑勿論是否透過選舉還是選賢與能機制所產生──的政權,又何來管治權?能執行管治權力,不代表應當執行此一權力。你實際富有,是否代表你應該富有?」
此刻他被問到啞口無言。接下來三十分鐘,我用了兩杯espresso的時間,透過種種例子,跟他解釋為何現實世界中壟斷武力的政權,未必必定應當是掌控武力者。有些事,不應該是,卻實際上是;反之亦然。這就是政治哲學中「應然」與「實然」的區別。說完後,這位年輕朋友跟我說了一聲,「為何這些知識我在書本上找不到?為何你沒有接受我最初的說法,而堅持着不斷挑戰我?」
我跟他說,我可以介紹他去讀各種各樣的政治理論書籍,跟他去解釋當代「政權」的構建過程與所謂的道德論證。但問題核心其實不是他的知識面有多廣闊或狹窄,而是他的思考模式。問題在於,他到底是怎樣去看待這個世界。
若他認為,這世界「是這樣的」,所以「應當如此」,這當然可能是因為他深諳人情世故,因而安於向現實「妥協」。但我倒是認為乃因他這一路走來,並沒有經歷過明顯的不公不義、毫無邏輯或倫理可言的荒誕、徹底而難以置信的挫折。誠然,當年的我也沒有。在一個財富愈來愈不平等的世界中,有不少年輕人幸免於物質缺乏、機會貧瘠、教育失衡、社會失序等的制度性挑戰。
新冠疫情間,家中上學變成新主流。擁有良好學習環境的家庭能給予他們下一代更多的精神與支持,反而雙親皆在工作、手停口停地為口奔馳的,則難以投放足夠資源去確保孩子不誤入歧途。但即使具備足夠資源,也不是成功教育的充分條件。跌倒,是前提。跌倒,是必須的。
沒有跌倒,很自然會以為這世界一切都是美好,任何偶然的不足或不如意都是「值得憤怒」的。
他辯稱,「跌倒有很多種,你又怎知道我現在很快樂呢?難保我現在其實很不開心?你看不見我跟我父母關係很差嗎?」
對,對不同人而言,跌倒乃具備不同的定義。因性格不合而離婚、因經濟蕭條被解僱而失業、因政敵抹黑與攻擊而被冤枉、因老師與同學欺凌而心裏鬱結,都可以是跌倒的一種。但不開心不一定是跌倒。相對於簡單的不如意、不順利,甚至短暫的辛苦與心酸,挫敗所構成的「跌倒」,是令人發痛而深刻的。就好比腳板布滿傷口而赤腳在撒鹽的月光路上蹣跚前行。
就好比你呼吸的空氣永遠都是不足不夠。就儼然你身上中了一箭又一箭,卻不能拔出來,只能繼續留在體內一般。這些感覺可以是短暫而一瞬即逝,也可以是圍繞不散。其可能是將你的弱項短板公諸於世,也可是將你本來的長處扼殺抹去。
跌倒的價值有三。一,其能讓我們謙虛。過長時間生活在順境,只會讓我們認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心理學上有一個偏差,名為自我歸因偏差(self-attribution bias),將一切的成功都會視為自身的努力與能力所帶來的成果,並將所有的失敗皆歸咎「運氣不好」、「環境不好」、「別人針對我,對我不好」等外在性因素。
曾有一位辯論學生常跟我說,說評判太「愚蠢」,不懂得他在說什麼。我倒問他,「為什麼你覺得辯論是一場智力比賽呢?你覺得若一名政客在外面公開演講,民眾聽不懂他在說什麼,這是一名具說服力的政客嗎?」在改變自身與否定身邊環境之間,我們應當選擇前者。當然,若環境惡劣程度已到達一個不容我們去改變自我、又或是要埋沒最基本的道德原則的情況時,那自當另計。但沒有入肉而深刻的「跌倒」經歷,我們是難以看清自己的毛病,對症下藥,從而處理不足的。
二,其可告訴我們,我們現存的標準不切實際,有必要修正。一個不斷在轉三十隻碟子的人,終有一天會拖垮自己。可能是其中一隻碟子脫軌「飛了出去」,也可以是一碟撞兩碟,從而層層疊加起來引起連鎖反應。有時候,適當的挫折與失敗可能是警號,提醒我們去注意局限與界線,不要將自身如扯得很緊很緊的橡筋繩一般,否則若如胡克定律(Hooke's Law)中超出屈服強度得金屬材料一般,難以恢復原貌。跌倒時要重新站起來,必須選擇有哪些東西是可以攜帶,有哪些必須放下。若對自身過度自滿而自信,自以為百毒不侵,卻大有可能因「一次擊破」而徹底崩潰──愈認為自己必須及應當完美的,愈不能承受自身的缺陷,因而選擇躲避現實。跌倒及後面臨「逆境」,其實是增加我們反脆弱的最佳辦法,因為其能讓我們獲得在「順境」時難以捕獲的資訊,並發展出化失敗為動力與竅門的「轉化能力」。
沒嘗試過考「B」與「C」的滋味,我那位學生又怎會在一個小時對話結束後向我請教,「到底我如何才能尋回紀律與動力,讓我去複習?我從來都沒有複習的需要,現在這樣做法是不是很奇怪?」
沒有嘗試眾叛親離的作家,又怎能在大風大雨之時勿忘初衷,堅持自己的原則與立場,而不受民眾與民粹主義所動搖?
三,跌倒乃是一個社會的集體構建過程。社會通過個體的跌倒,從而分辨出「冤枉路」與「可行的路」兩種,再經世世代代的記憶繼承下去。固然,人類總是有犯同一個錯誤的衝動,卻正是前任或我們曾經的跌倒告訴我們,路不是這樣走的。
在《跌倒》一文中,龍女士提問,「誰教過我們,在跌倒時,怎樣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樣的智慧才能度過?跌倒,怎樣可以變成行遠的力量?失敗,為什麼往往是人生的修行?(……)我們沒有學過。」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確實沒有人教我們。我的長輩常跟我說,「我們當年都沒有人這樣提醒我們……」但他們還是這樣一路走來,在錯誤中「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般開落」(鄭愁予)。我們能否從跌倒中學習,取決於的並非他人的指撥。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能否有沒有退一步去將我們片刻的痛苦與煎熬「外在化」,然後以相對客觀而抽離的模式說,「這告訴我們……」。唯有我們方能告訴自己聽,我們「學會了什麼。」但這也並非一個必然「孤獨」的「修行」,因為我們處於的這個人類社會載體中的無數人,也是無時無刻在思索着,「我怎能從谷底爬出來?」、「我還可以生活得更好嗎?」、「我怕別人發現我的過失,所以選擇只將我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給別人去仰慕」。
當我們「發現」跌倒,在一個社會中,是一個再也尋常不過的事物之時,跌倒便不能再如過去一般,約束着我們的行為,讓我們為了逃避失敗,而迴避未來與現實。有些事,變得平凡後也許不會將其「痛」抹去,卻起碼能將「痛」的時間性縮短,讓我們再也不恐懼。
不信我?試想在夏日炎炎之際去跑半馬拉松──到達終點線時(以及及後那十二小時內)那種大汗淋漓、雙腿酸痛、上氣不接下氣的痛苦,你我相信也能感受到──但卻是值得的。
為何我們要學會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來,當中理據,龍女士言簡意賅地道了出來。但相對於她,我可能對「跌倒」本身的正面性更為樂觀──我認為一個沒有「跌倒」,不將「跌倒」恒常化而去污名化的社會,是一個可悲而沒有進步動力的社會。我們不只要學會站起來,更要學會多跌倒,學會迎接挫敗、同時追求可行的成功。我們要敢於跌倒,而不只是在跌倒後忽然「勇敢」起來。
而說實話,我們大家都在學習的漫漫長路上。沒有說誰更資深,誰更有說教的權威與能力。跌倒是日常我必須面對的可能性與難題。我很喜歡的一首歌,是許巍的《曾經的你》:
曾夢想仗劍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華
年少的心總有些輕狂 如今你四海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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