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成死神,為世界之終結者。」(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這是印度教名著《薄伽梵譚》中的一句,此時此刻卻在科學家奧本海默口中緩緩道出;訴說着的,正是在其領導下二次世界大戰被投放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兩枚原子彈的自白。兩枚原子彈一剎那間的爆炸,其釋放出來的極端熱浪與極高濃度輻射,殺死總共超過廿萬人。只見電影院的銀幕上,諾蘭手下巨作中,飾演奧本海默的墨菲面對着正在興高采烈地慶祝成功轟炸的研發團隊為其鼓掌,他的手卻在顫抖、他的腦海泛白、眼角正滲入血色的爆炸原點景像。燒成灰燼的炭黑軀體在亦假亦真的霧霾中若隱若現。
這就是勝利的死亡、死亡的勝利。勝利的來源,自然是這位天才「怪客」領導下的團隊幾經辛苦研發出來的成品── 「胖子」與「小男孩」。看畢《奧本海默》後,不禁對諾蘭肅然起敬。電影之成功,這位神乎其技的導演絕對功不可沒。可電影題材的複雜性、多重性,以至於道德含糊性,也為觀眾帶來了不少反思的餘地與空間。固然電影嘗試把主角塑造成一個具瑕疵而因自身研發感到內疚的「浪漫悲劇英雄」,可我腦海卻不禁泛起一連串問題:
一、從奧本海默說到政治哲學(政治哲學主要研究政治行為的價值,探討「應然」問題。 )
1. 坊間普遍輿論似乎認為這兩枚原子彈的投放在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從歷史事實角度來看又是否如此?個別評論表示,日本帝國軍人對天皇及政權號令的盲目服從,讓他們不會在沒有核彈的情況下選擇投降,只會延長戰爭。卻也有的說,日本當時已是強弩之末,油盡燈枯,根本不能在德國戰敗的情況下,繼續孤軍作戰。
2. 我們又應當如何去理解奧本海默此人的品格,如何去衡量此人領導團隊去研發原子彈此一行為的道德性?要回答此一問題,首先要抽離出這位科學家對研發過程所做出的具體貢獻有多少、然後再要設問,若沒有原子彈落地,日本持續對他國進行侵略及擾攘所帶來的龐大戰爭成本與傷害,這個「反事實」下相對的得失又該當如何衡量?最後,更要深入探索究竟奧君有沒有被蒙蔽、被強迫,在違反自身意願下接受自身研發出來的產品被送上沙場,然後被投在具有大量人口的中小規模城市。唯有在考慮這一連串因素後,我們方能嘗試辨析誰是誰非。
3. 政治的本質是什麼?身處政治遊戲當中的關鍵持份者,我們應否以道德標準去作出評價與衡量?如果以「婦人之仁」大於納粹與法西斯暴政的侵略,則牽涉到政治理論與倫理哲學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定性,乃元政治問題。
二、誰害怕骯髒手?
某程度上,以上這些莫衷一是的討論與激辯,正非常貼切地彰顯着政治哲學的一道經典難題:「骯髒手」現象。有關「骯髒手」問題的具體定義,至今在學界中依然沒有取得絕對的共識。我且將其定性為如下:在現實政治層面上,當某人(可能是政客、軍人,又或是具備能動性的任何持份者)需要作出有違道德要求及標準的行為,以實踐從外面看來他們「應當」執行的最終目的,他們的雙手便會被這種行為「污染」,因而骯髒。
「骯髒手」可以說是一種道德兩難。一邊廂,若A君選擇X,這乃是符合某一標準P1(可以是「確保戰爭長遠傷亡人數減到最少」,又或是「爭取到腐敗體制內進行改革的實際權力」)的唯一辦法。反之,唯有選擇非X,A君方能符合另一標準P2 (比方說,「不濫殺無辜婦孺」,或是「不同流合污,成為邪惡體制一部分」)的要求。
兩難何在?因為若選擇了X,A君則必須承受「破壞道德秩序」、「違反基本倫理」的指控,甚至被指控為作奸犯科而不擇手段的「小人」。反之,若A選擇不X,則可能會在實踐政治成果方面乏善可陳,到頭來淪為一個毫無績效的無能「君子」。兩種情況,乃魚與熊掌,不可兼備。更甚的是,「骯髒手」難題似乎並沒有一個能完全符合道德要求,而沒有牴觸一定底線或界線的「完美解決方案」。
三、如何解決「骯髒手」難題?:不可行的方案
面對「骯髒手」難題,有兩個看似可行的應對方案。
第一方案,乃是接納政治應當不受道德規範所干預,政客在不同的P1與P2之間,應當永遠重視以效益為主導的P1,從而進行X。
第二方案,則為選擇「道德潔癖」──對於這些人來說,結果永遠都不能論證手法,P1永遠都比P2來得次要。根據此一說法,即便按一個鈕去殺一個人,是防止一百個無辜市民犧牲的唯一辦法,政客都不應這樣做。
《羅剎海市》的啟示
「西邊的歐鋼有老板 生兒維特根斯坦
「他言說馬戶驢又鳥雞 到底那馬戶是驢 還是驢又鳥雞」
聽着《羅剎海市》,節奏旋律一起便有驚喜。來到最後一段,更是尤為驚艷。奇才刀郎將蒲松齡筆下的經典通俗文學《聊齋誌異》中的故事入曲,最終卻「中西合璧」地提到了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這位哲學家對英美分析哲學)影響甚深。其研究生涯後期推翻不少前期堅信的原理與框架,並在其身後出版的《哲學研究》提出一個驚為天人的研判:
我們在運用語言時候,其實正在參與在一種活動其中,而此一活動便正為一場「遊戲」──一場確確實實的「語言遊戲」。所有的單詞、句子、句子所拼湊而成的概念論述與知識框架,之所以具備意義,乃因為我們正處於的「遊戲」當中的規則為他們賦予意義。
一、從維特根斯坦說到政治現實主義
舉個生活化的例子,「食糊啦」在一個陪月員伴隨着剛出生的嬰兒時,乃指對身邊的人(或是正在床上休息的媽媽)表示,其將會餵食初生寶寶。在一個熱烈非常的麻將遊戲中,「食糊啦!」──同三隻字──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預告着某君已湊齊最後一組對子或獎牌,成功「處沖」。在一個投資人飯局上,「食糊啦!」的感嘆句則可能意味着其剛入貨的股票在某利好消息帶動下狂升,結果讓其賺取超過50%的紅利。餘此類推,不同的語言遊戲,讓同一字句詞語能具備多元而難以歸納為一的定義。
我們未必能找到所有「食糊啦」的可能用處,而即便做得到,也不能從中梳理出一個能套用在所有境況中的「共同定義」。正因如此,維特根斯坦認為有很多字本質上代表着不同的具體事物,而這些事物雖有不同,卻皆相互之間具備着一定的家族相似性。遊戲規則與遊戲參與共同構建出意義──遊戲以外並不存在意義。
二、政治現實不容道德潔癖
反之,主張第二方案的道德潔癖者則認為「結果永遠不能論證手法」,認為在符合效益性的P1與符合絕對性約束P2之間,政客永遠應當選擇後者。恕我直言,這種思維也是徹底不切實際。設想一個於不知情下正攜帶承載着一個高威力AI武器的青少年,在某科學家的利誘與欺騙下,將AI程式準備送到某軍火商去。若此已被洗腦的青少年不被阻止的話,將來後果堪虞:若軍火商獲得武器後,則大有可能透過人工智能將該國的基建進行大肆破壞,從而導致普通平民在其淫威下斷送生命。假如你是該國的國土安全部部長,假設刺殺這位被洗腦的年輕人是你唯一的選項,你應否允許將其殺死?站在「不能殺害無辜人士」的角度出發,你可能會說,「我不能殺生」,然後引咎辭職,讓你的繼任人來決定殺還是不殺。但作為一名負責任的政客,你可能會當機立斷,選擇將這個攜帶超級武器USB的年輕人殺死。
二,政客本質上需適應現實政治的多重性、內在矛盾、利益平衡與失衡等所構成的「外在條件」。其在決策過程中,具備「職權」所賦予的特別責任,必須敢於做出捍衛自身國家(或社群)整體利益的決定──這也是一名首相與一名權傾天下的商賈之間最大的分別。後者沒有義務把群體放在個人(包括自身或其他個人)之上,但前者有這個責任。正因如此,在關鍵時候犧牲少數去捍衛大多數,並非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責任,而可被視為一個政治家特有責任,與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息息相關。當然此一責任有必然的局限性──這一點接下來再說。
三,政壇本身便是一個道德「骯髒」的行動空間。從《紙牌屋》與《大臣你想點》,再到《狂飆》及《人民的名義》,在大眾腦海中,所謂「政治就是骯髒的」這句話已變成老生常談。但具備道德堅持的從政者往往不會追求推翻整個制度──因為他們一來知道這是不可行,二來也知道取而代之的制度未必會更佳,而是堅持在體制之內默默耕耘。務實而理智的他們會選擇接受他們仕途生涯「骯髒」的扎根性,以換取在可能的空間中推動可行的變革。盲目排斥「骯髒」,對任何妥協冷嘲熱諷,這並非從政者應有的典範模範。
三、釐清真假的「骯髒手」命題
我所提倡的「第三方案」,乃是:我們有必要梳理清楚,究竟眼前看似是「骯髒手」難題的問題,是真還是假?須知道,假設政客眼前有兩個選擇──選項A會為100人帶來總共100000總值的正面收益,選項B會為100人帶來總共10000總值收益。根據效益主義,政客似應選擇A而非B,因為A看來比B來的為好。當然,現實中對這些「總值」的計算需要各種各樣的量化與加減乘除,要定奪起來絕不簡單。同時,怎麼分配100000或10000的「總」收益,需要政客提供並根據合乎分配公義邏輯的標準。若A為1人帶來99999總值收益,然後其餘的99人帶來0.01左右的收益,而B則平均分配收益於每一個人(每人都有100),站在一個重視「平均分布度」的角度來說,B則可能比A來的為好。
四、所以奧本海默的雙手……
說了這麼久,到底奧本海默的雙手,骯髒嗎?
站在因原子彈而死傷的無辜老百姓角度來說,當然骯髒。正如不少戰爭史學家所言,二戰末期日軍根本不成氣候,難以對盟軍構成嚴重的威脅。即便沒有原子彈的投放,二戰相信也會最遲在1946年中結束。瓦爾澤並不認為1945年中旬二戰對盟軍所構成的威脅足以論證原子彈的投放:一來,針對盟軍國家平民的所謂的「特殊緊急」已被大致解除。二來,兩枚原子彈對當時無辜喪生老百姓與存活下來卻受輻射影響,以及接下來世世代代有可能出現身體殘疾的日本人來說,皆是構成不可原諒的傷害。在殘酷的戰爭裏面,兵不厭詐。但即便我們國家是多麼地走投無路,無計可施,也不應向無辜平民施以暴力,進行姦淫擄掠。有些行為,是連有權將手「弄得骯髒」的政客,也不可為的。合理的「骯髒手」,不代表毫無底線的「獸性手」。
尼采名言:「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一如刀郎所說:「那馬戶又鳥 是我們人類根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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