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探討了奧本海默的故事，以及背後所衍生出來的道德哲學問題。這期，我們將探討被譽為「中國航天計劃之父」的錢學森先生之傳奇故事。他在祖國的航天科技與機械工程方面作出了舉世無雙貢獻，也是當代中國科學現代化之主要先驅之一。
一、從錢學森的一生看當代中美關係
1911年，錢學森生於當時仍為租界的上海。上海以外，辛亥革命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見證着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也意味着中國從全面封建社會中局部地解放過來。錢父親錢均夫擔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視學。錢學森小時候便是在北京街頭上活潑蹦達地穿梭、串門子，順利地從北師大附中畢業，進入國立交通大學修讀蒸汽機車工程。一場大病過後，錢在當時「後五四」崇尚西方科學觀之下的中國，發展出相對罕見對中醫與氣功的興趣，並從此對國學發展出畢生的追求與好奇心。
三十年代時，到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先進地區」留學，乃不少頂尖中國學子夢寐以求的機遇。錢學森也不例外。1934年，錢學森成為20名被挑選出來的清華大學庚款留美公費生，並於1935年抵達麻省理工學院，並在翌年碩士畢業。身為為數不多的在美華人留學生之一，錢學森卻沒有因自身作為「異鄉異客」身份而選擇循規蹈矩，「安份守己」地完成課程然後回國。反之，求知欲極為旺盛的他，主動地到加州理工學院研究院，並要求跟隨空氣動力學泰斗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學習，並與其發表多篇合作論文。卡門日後回憶他們初次見面時，形容錢學森的答案「罕見地準確」（"with unusual precision"）。兩師徒跨越種族與文化代溝，共同研發並提出包括錢-卡門公式（Kármán–Tsien equation）在內，廣為後世流傳的著名學說。錢隨即在31歲之齡，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副教授；一年後，再接受美國國防部邀請，加入美國戰爭部科學顧問小組。當時錢依然以為，憑着自身才華及專業的貢獻，應當能立足於這個看似尊重實力與才華的先進經濟體，為美國作出貢獻。
與此同時，錢學森也開始對自身家國的政治發展感到特別關注。通過與當地華裔留學生的聯繫與討論，其注意到國共內戰對中國所帶來的嚴峻撕裂，也看見了新中國成立之時，是如何地為滄桑百年後的中華土地帶來久違的安穩與相對穩定。當然，五十年代及後所發生的種種內憂外患，作為知識分子一員的他並非視若無睹，但這卻無阻他對新中國願景投射一定的憧憬與期盼。也許也正因如此，即便當時反共產主義在美國本土早已抬頭，即便美國人對華裔人與中國人的歧視冷眼也正從「白人比華人高尚」的族裔歧視主義拓展成一種受抗共政治渲染的「敵我矛盾」思維，這位科學家卻並沒有刻意「迴避」去隱藏或減少其與共產中國的接觸。其對貢獻家鄉的執念，也賦予充滿妒忌猜疑的不少小人一個千載難逢去攻擊他的機會。也許這就是其獨有的情意結。
早在四十年代初，美國聯邦調查局便從當地共產黨內部文檔中看到錢學森疑與來自中國領導層的特派密使有所接觸，並懷疑他為中共間諜。錢學森在美國期間，與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弟弟、曾為共產黨員的法蘭克．奧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有短暫接觸與交集。錢日後也表示，奧本海默是他極為敬佩的科學前輩之一。1950年韓戰爆發，正值盛夏之際，司法部吊銷了錢學森的機密工作許可，並將其拘禁十五天，期間錢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嚴厲問話。早生去意的錢在經歷這一連串事件後，公開表示打算回國。當時美國海軍次部長金貝爾（Dan Able Kimball）還打趣跟他表示，「我不覺得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啊！」
錢學森則坦然回答，「我是中國人。我不想我發明出來的武器，被用作屠殺我的同胞的工具。就是那麼簡單。」（"I'm Chinese. I don't want to build weapons to kill my countrymen. It's that simple."）氣急敗壞的美國體制，反覆地刁難準備回國的錢學森，並於1951年4月宣布其不能離開加州。不服此一決定的錢學森，一來得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正直同僚的鼎力支持，二來也難以嚥下這口「莫須有」指控的氣，嘗試以法律渠道爭取自由。此一戰未必如奧本海默政敵斯杜拉斯（Lewis Strauss）1959在參議院就着其任命的聽證那般為人所知，但關乎的不止是錢學森能否重新在機密機關中工作，更是在美的華人科學家，以至所有傑出華人，在刀光劍影的「抓間諜」思潮下，能否及應否在美國待下去這個問題。
1954年，中美兩國開始摸索破冰，嘗試破除韓戰以後出現的僵持，並就戰俘與平民返國的議題嘗試取得共識。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批准了錢學森回國的申請。加州理工學院杜布魯奇（Lee Alvin DuBridge）語重心長地預測，錢回國不是為了「種蘋果」（"wasn't going back to China to grow apples"）。1955年末，錢學森回到祖國。當時的中國，正在經歷肅反運動下的另類杯弓蛇影。幸好錢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的賞識與支持，並在1956年創建及牽頭主管中國科學院的力學研究所，並參與了國防部第五局（及後併入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也為錢所主持）及中國科技技術大學的組建。1960年，東風短程彈道導彈成功發射。1964年，中國試爆了第一枚原子彈。1967年，中國試爆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中國首次發射人造衛星。「兩彈一星」工程中，以錢學森、鄧稼先等為首的科學家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約莫十年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反「反動派」的思潮席捲全國——錢卻被包括在《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之中，因而幸免於難。晚年錢老依然為着中國創新科技發展焦急費神，並於2005年向當時訪問他的總理溫家寶提出「錢學森之問」，指出中國「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十四年後，中國爬過美國，成為了全球專利申請數量第一的國家。2005年的十七年後，中國發表的所有科研論文數量（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與「高影響因子」（high-citation impact papers）研究論文數量，皆超越了美國。
有的人可能會指出，錢學森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之時，並沒有更積極發聲，為其被打壓的同僚挺身而出，讓他們被橫蠻無理地批鬥受難，是一種過失。這種說法，是一種事後孔明，也是站在道德高地的空泛說教。也可能會有人為當時針對華人的美國政治體制行為「開脫」，認為錢既然確實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美國對其的迫害也似乎無可厚非。這些人的觀點，不可取也要不得。錢學森年輕時有沒有申請加入美國國籍，大眾莫衷一是。但肯定的是，他在2009年離開人世時，是一個徹底而愛國的中國人，也是一個為祖國能在國際舞台上於綜合實力層面上抬起頭來，作出巨大貢獻的知識先驅。
二、從新舊麥卡錫主義看美國軟實力的衰落
當日的錢學森，也是今時今日無數在海外進修的華裔留學生的映照。新冷戰來臨之際，中國到海外留學的年輕學生，正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格局。「嚴峻」的原因不單指普遍全球也出現的經濟隱憂、勞工市場與大學畢業生技能不匹配、戰爭與暴力在大國博弈中的抬頭升溫。也包括了隨着西方諸國對中國態度的排擠與壓制之意日益鮮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諸國政治建制對華裔留學生的針對逐漸白熱化，露出了猖狂的面孔。
這種針對是泛社會性的，也彰顯了凡事政治化、上綱上線、讓意識形態凌駕於務實主義，絕非任何一個國家獨有的現象，而是二十一世紀全世界各地也浮現的嚴重問題。在美國，從最高層而受新麥卡錫主義支配的政府機關與體制菁英，到最為「基層」而對華人持有種族歧視眼光的特朗普與「白人至上主義」支持者，這些各營各派，正在以他們自己的方法告訴一、在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二、在當地扎根橫跨數代的華裔美國人家庭，以及三、從中國移民過去的人才：「你們必須歸邊，而即使歸邊，也要接受我們時刻的審查。」
二戰結束後美國浮現的麥卡錫主義，起源可追溯至1910與二十年代的「第一次紅色恐慌」（The First Red Scare），也即是當時美國舉國體制對世上出現一個與其意識形態如斯對立，並具備分庭抗禮一戰之力的蘇聯的原始反應。同時，總統杜魯門在從任上逝世的羅斯福手上接過白宮之時，正嘗試透過鮮明而強硬的外交手腕去論證自己為羅斯福的「合適繼承人」，因而選擇以強硬反共產主義的主義（Truman Doctrine）為對內對外政策。再加上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正需要一套完整論述去尋找贊助以支撐自身龐大的生產與經營支出（也包括奧本海默引導的曼哈頓計劃裏面的不少菁英，尤以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氫氣彈之父」——為甚）。這種種結構性條件促進了野心勃勃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成功崛起。韓戰期間，數百名疑似共產黨員（當中有不少亞裔華裔人）被美國當局監禁，而超過一萬多人因「懷疑與共產黨有聯繫」而喪失了工作。直至麥卡錫向美國軍隊開火，在一系列高調的聽證會（Army-McCarthy Hearings）上醜態盡出，那一股狂熱的浪潮方暫時平息。
曾幾何時，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在中國與蘇聯之間選擇了「聯中抗俄」。中國也自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摸着包括美國在內不同的「大石頭」過河，從而走出了自己獨特的發展路。中美經貿與金融關係在九十年代始變得更為密切，並在柏林圍牆倒下後的三十年，成為世上最關鍵而核心的貿易夥伴關係。
麥卡錫主義出現的七十年後，美國依然是世界經濟一大強國，在軍事與武裝實力上遠超任何世上其他一個國家或跨國聯盟（包括歐盟與東盟）。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為流通的貨幣，也是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即便俄烏戰爭下世界正呈現金融多極化趨勢）。美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乃中國的五倍。但無論是其在國際社會（包括全球南方國家）中的觀感，或是在國際政府與多邊機構中的話語權，還是對不少來自於東亞人才的吸引力，美國面向世界的「軟實力」正在下滑。對於經濟相對發達的全球北方國家來說，美國依然是他們相對接納而選擇相信的合作夥伴。但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人民來說，美國不再是唯一的選擇，更不是需要無限仰視與渴望的對象。
對於華裔人士來說，這點事實尤為鮮明。新冠疫情間，美國當地出現各種各樣針對東亞人的暴力「仇恨罪行」（hate crime）。為了混淆視聽，特朗普公然將新冠病毒荒謬而惡毒地稱為「武漢病毒」，讓無知大眾將病毒與中國人畫上等號。2018年末司法部推出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打着「防中國人盜竊美國科技」的名義，明目張膽地針對華裔教職員與學者，行種族排斥之實。2021年，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剛被拘捕，被指控為「未有申報與多個中國教育項目的聯繫」。一年後，聯邦檢察官終於撤銷了指控，卻至今仍未有正式反思或作出實際賠償。直至2021年末，受此一項目所牽連的五十名學者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干犯了欺詐行為或未披露與中國大學的關係，而沒有人被發現為間諜。有受這些行為行動影響的華裔學者與專業人士，當中包括不少從中國到美國的移民；而且有不少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被無端無辜地捲入漩渦之中。原來只要你的名字「聽起來」非白人，樣貌「看起來」非他族裔，同時也不受到集中於黑人與拉丁裔人士權益的「少數平權」運動關照，無論你文化還是語言上是多麼的「融入當地」，你始終都是一個外人，一個不受待見的外人。
早前一份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刊登的調查發現，在1304受訪的現職在美華裔研究人員當中，三成半認為自身在美國「不受歡迎」，七成二認為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自己在美國並不安全。有六成半人對與中國合作感到抗拒，而有超過八成半人認為現在相對於五年前，2023年的美國更難以招攬學生。
我有不少朋友與前輩，在過去數年間，哪怕疫情與嚴厲的檢疫措施，也紛紛回到了祖國。事實上，西方社會對中國人才的大門正在逐漸關上。依然對美英等地抱有不切實際遐想的朋友們，有必要正視當代的政治現實。我在英、美，以及受美所帶領的「全球北方」諸國等地當然有着不少好友，但也必須重申，我們必須將社會性的宏觀現象與個人化的微觀現象分隔開來。不是說美國當地再也沒有願意與中國溝通與合作的正面朋友，卻是說他們短中期內不再能在權力核心去主宰政府決策過程。就好比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乃受到美國政界廣泛推崇備至的「智慧老人」，但其對中國的看法卻只獲得當中極少數人的認同與關注。正所謂，今非昔比，時代在變，而我們不能等，更不能白白地忍。
三、 從當代中國留學生的處境看香港的特殊角色
當代有不少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同胞，也有不少在外國出生與長大的華裔人，如今在地緣政治的壓迫下，發現自己難以再在美國繼續生存或找到發展空間與潛力。在這前提下，他們有意回國（或移居到中國去），在一個相對安全而穩定的環境中，毋須再為自身膚色感到焦慮，毋須再受人白眼或針對。可與此同時，他們也未必能適應內地各大小城市的獨有文化與習俗、氛圍與輿論空間。這些留學生與學者需要的，是一個在中國土壤上，同時具備與國際社會接軌以及獨有多元性、兼容性、動態性的大都市。
有不少人問我，香港的未來在哪裏？依我所看，香港未來必須是成為一個能包容及採納、轉化及昇華來自於五湖四海的人才，尤其是生於內地、台灣，而又曾在海外留學工作的同胞。普通話、英語，必須成為在香港的主要語言。粵語與香港文化，也必須同時貫徹地保育下去。真正地兩文三語是一個「基本要求」。我們更要懂得西班牙語、印尼語、阿拉伯文。
要立足於天地，必須勿忘初衷，同時與時並進。香港特殊的角色，便是要為世界各地的華人提供一個避風塘，讓他們站在曾建設當代香港的巨人肩膀上，為祖國出一分力。同時，美國也應當意識到一點：當你對別人落閘時，不要怪他們對你也同樣落閘。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是對等而對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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