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5年9月9日 星期二

血氣方剛 戒之在鬥

這幾年,經濟未興、各種事故增加、失業率上升,加上社交媒體天天煽風點火,總覺得市民愈趨暴躁,小小事便發怒,社會戾氣愈來愈盛,每天都有市民口角、推撞、動武的新聞。

《論語.季氏》記載:孔子稱君子有三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血氣指血液和氣息,血氣旺盛才生機勃勃,活力充沛,孔子又說到了老年則已「血氣既衰」。但血氣太剛猛,亦會令人失控,變得衝動、暴戾、好鬥。

基督宗教亦指血氣太剛會敗壞行為。《舊約》和合本《創世記》第6章有言:「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又說:「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對人絕望,「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古希臘人說的thymos,中文沒有對應的翻譯,血氣一詞庶幾近之。在荷馬史詩《伊利亞德》中,血氣是男人性格相當重要的要素,榮譽和勇氣均來自血氣。男人缺乏血氣,變得怯懦、畏首畏尾,即沒有漢子氣(manliness)。

有善有惡

蘇格拉底認為,人的靈魂由三部分組成:最高級的是理性,理性追求的是真理,相當於宋儒講的「天命(或天道)流行於人心」的天理。其次是血氣。最低級是動物性的慾望,慾望追求的是孔子謂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血氣所追求者,群居動物皆有的社會慾望也,其中有善有惡。善如仁慈、尊重、公平、正義、榮譽、成功、愛情、親情、友情等等。惡如妒忌、怨恨、欺騙、霸凌、濫權、貪財、施暴、放縱色慾、中傷、損人利己等等。血氣既可以是理性的同盟,也可以成為慾望的拍檔!

宋朝理學家教導人要「存天理、去人欲」。蘇格拉底亦認為理性與慾望對立,但在天理與人欲之間,他加插了血氣。將理性比喻為牧羊犬的話,血氣便是牧羊人。牧羊犬控制羊群,即不讓慾望出軌。單靠理性,不足以壓抑慾望,必須血氣的幫助。遇上猛獸時,牧羊犬勇敢的抗擊猛獸,保護主人和羊群。保家衛國的戰士便是最優秀的牧羊犬。

另一方面,血氣也可以像脫韁野馬不受控制,蘇格拉底將之比喻作雄獅,正如《伊利亞德》中所言:「(血氣方剛的戰士)狂暴如獅,恍若那野獸憑自己心雄力壯,撲向牧人的羊群!」血氣沒有理性的指導,人就易動怒暴躁。別人的言行並非針對你,你以有色眼鏡看,會認為他冒犯,你就會暴怒;縱使別人真的冒犯你,你也會反應過激,輕則口角,重則動手。蘇格拉底教人以血氣成忠誠的牧羊犬,聽從牧羊人(理性)的命令!

亞里士多德認為美德是「黃金中道」,過猶不及,美德都變成失德。勇敢乃介乎血氣方剛與怯懦之間的「黃金中道」。他嘗言:「勇敢是深思熟慮,充分意識到危險,仍昂然挺立;血氣(方剛)是鹵莽,驅動它的似乎是恐懼和痛苦!」智慧哉斯言!

戾氣日盛

如今的社會戾氣漸濃,皆因許多人都無法「戒之在鬥」。一言不合、服務不如預期周到,就覺得別人有心冒犯自己,為了維護尊嚴,出口斥責痛罵,甚至動粗。這便是血氣失控,不是理性的牧羊犬而是雄獅了!

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書中提到的thymia,即血氣。他借用蘇格拉底的說法,指現代人有兩種血氣,其一是megalothymiamega即優越,「優越血氣」指人需要得到他人和社會承認自己高人一等。為此,人追求提高個人社會地位和名譽;其二是isothymiaiso即平等,「平等血氣」指人要不受低貶、冷待和歧視,人人平等。絕對平等當然不可能,但政府若要社會穩定和諧,上下一心,則應該盡量滿足人民這兩個需要:一方面給予善人和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恰當的嘉獎和名譽;另一方面,政府應盡量減少貧富、政治、種族、性別、年齡,以及階級的不平等。如今不少自由民主制國家內充滿戾氣,國際間甚至有殺氣,皆因這兩個需要無法滿足!

理性主義受質疑

二十世紀初,佛洛伊德由心理分析轉向研究社會心理學。他認為,個人不止在童年和少年時受性壓抑,還受到社會的壓抑。191213年,他發表《圖騰與禁忌》,指史前社會有兄弟合謀弒父(包括楢山節考式遺棄老人等死的習俗)的文化,形成集體罪咎,轉化成父親崇拜或祖先崇拜,往後隱藏在每個人的超自我內!所有文明都是倚仗卓越的個人「昇華」壓抑和罪咎感而發展起來的。

1914年,一戰爆發,佛洛伊德起初很樂觀,一心以為德、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組成的同盟國,很快便可擊敗協約國。豈料打了四年,死傷幾千萬人,不少城市頹垣敗瓦,不少世代精英喪命,還將十九世紀的舊世界秩序、文化和樂觀精神打個稀爛。悲觀主義籠罩歐洲,啟蒙運動表彰的理性主義備受質疑,人類浩劫後前景黯淡。

事後看來,佛洛伊德內心受到嚴重打擊,已患上今稱「創傷後壓力症」(PTSD),但他當時不知道,醫學界尚未確認此症。學術上,佛洛伊德一貫認為,精神病乃由個人童年和少年時所受的心理創傷引致。一戰本質上是集體精神病;如何解釋這場殘酷戰爭中空前的毀滅和殺戮?怎樣解釋兩個民族瞬間變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敵人?

潛藏毀滅衝動

佛洛伊德原本認為,人的行為只受「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主宰,但這兩個原則都無法解釋戰爭。他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快樂原則》中提出,除了上述兩個原則外,人還有個「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即人潛藏毀滅的衝動,「死亡本能」使人返回出生前的無生命狀態。這個理論未能得到學界的確認,且備受批評:這跟說「人生而性惡」有何分別?為什麼「死亡本能」令人不去自殺而要開槍,或用刀、或駕車濫殺傷無辜?若尋死和濫殺是本能而不是精神病,即是無可救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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