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總人口5.4億，4.8億是農民，可見幾千年來的傳統社會，都是鄉土社會。
鄉土社會是個什麼社會？一個說法是階級分明社會，擁有土地的地主和富農是剝削階級，自僱農和佃農是被剝削階級，兩個階級水火不容，鬥爭不絕；這說法失諸太粗糙簡單，現實遠為複雜，如今已不為大多數內地學者認同。
另一說法稱為「鄉土和諧論」。鄉土中國是同一宗族高度自治的小共同體；大共同體是國家，但歷朝都是所謂「國力不到縣，縣下惟宗族，宗族多自治，自治憑倫理」，而倫理則是儒家的三綱五常。在「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農村，有高度共同的價值和行為規範，人與人之間雖嚴分富貧尊卑，但重親情，人情味濃厚，尤其在人力及土地資源較匱乏的農村，左鄰右里若不合作、不互相幫忙，便難有好日子過。
美國人類學家、曾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詹士斯科特（James C.Scott, 1936－2024）指出，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南亞傳統集體主義農民經濟，屬於道德經濟【註1】。同一宗族的農民，皆有或親或疏的血緣關係，認同家鄉的小共同體，把家鄉整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
道德經濟
鄉民知足常樂，不追求個人富貴，亦不要求整體均富，僅求家人有不飢不寒的生活水準，宗族和睦相處。在這類講求和諧的鄉土社會，人情比法律更重要，有什麼爭執衝突，主要依靠鄉紳父老按照道德倫理的規範尋求和解或判決，故斯科特謂之道德經濟。
斯科特形容，在傳統社會務農為生，生活如「水深至頸」，皆因耕作難有五六年持續豐收，一旦天旱或洪水為患，那一年便入不敷支，可能要捱餓或借貸度日；和諧的農村遇上危機，鄉民靠互相幫忙和庇護渡過難關，因國家不會提供福利和社會保障。
小農大多安於現狀，生產只為滿足家庭消費以及積穀防饑，而非追求利潤或累積資本。農民多是保守的，與其冒風險創新以圖增加收益，不如沿用回報較低但過往成功的生產方法；農民追求的是穩定，故安土重遷，非迫不得已不會離開熟悉的家鄉。
理性農民
讀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著作，會認為鄉土中國的農民經濟，就是斯科特形容的道德經濟。有內地學者甚至認為，這是中國特色「小政府──大社會」，與現代化並無牴觸。中國經歷兩千年戰亂及朝代更替，仍沒四分五裂，鄉土和諧有以致之。
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科學家波普金（Samuel L. Popkin, 1942－）研究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他認為，小農經濟的農民同樣是自私自利、理性的「經濟人」，比起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不遑多讓。他把農民分為兩大類：自僱農、農場主、畜牧主、地主、富農等屬於Farmer；小自僱農和佃農則屬Peasant。兩者雖同是農民，後者屬小農；前者是把農場、牧場等當作公司經營的「農業企業家」，他們跟商業企業家一樣追求利潤以及利益最大化，累積資本買地出租、僱用佃農耕種，願意冒風險引進新技術，開拓市場。凡此種種行為，都是經濟人的理性行為，故波普金稱之為「理性農民」【註2】。
理性農民並非不愛家鄉，但家鄉首先是他們謀取收益和利潤的場所，農村像城市一樣有競爭，爾虞我詐、摩擦和衝突。地主富農會借貸收利息，逼窮困的債仔賣兒賣女賣田；鄉村絕非斯科特和費孝通描繪的集體主義社會，而是弱肉強食的社會。
印度裔中國史學者，曾拜漢學家孔飛力為師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華北農村的研究發現，華北農村絕非和諧的鄉土社會，當地農民亦非波普金形容的理性農民【註3】。中國的小農既合作亦競爭，既封閉也開放，對外人自私，對自己人慷慨及重親情，一方面勤勞耕作，另一方面孜孜為利。有學者形容：貧農是「道德」的，無可奈何的追求「貧亦樂」，而富農則是「理性」的千方百計求利。
官逼民反
西歐和周朝的封建制度有一共同特點：西歐貴族受命於國王，但領地兵民只忠於貴族，不忠於國王，故英國的貴族勢力坐大後，可以團結起來逼國王簽署《大憲章》，往後發展出君主立憲制度；周朝的諸侯坐大後，只會圖謀掌權執政乃至篡位。
戰國時秦用法家，廢封建，代以郡縣，改行編戶齊民制；以戶為管治單位，謂之編戶。皇帝廢除所有諸侯貴族及地方領袖，全國人都是他的民，謂之齊民；政府統計全國有多少戶，每戶有多少人口、家產，用以徵租稅、徭役和兵役。政府層層管治，合家為伍，伍以上有里、亭等，皆由皇帝派官員管治，不容農村自治。
秦始皇建立的大政府，權力達全國農村，其動員能力，現代國家與之相比，如小巫見大巫。秦朝人口約2000萬，築長城用40萬，南征、戍邊50萬，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宮用70餘萬人，還有築全國道路網、派徐福出海尋藥等等，大抵用上近200萬人，佔人口的10%。怎能不影響生產，使民怨沸騰呢？
漢承秦制，還沿用秦朝嚴苛的法制。漢武帝獨尊儒術，弘揚禮教，卻沒改變編戶齊民制；用現今的話說，編戶齊民是硬實力，儒術是軟實力。往後歷朝雖取向稍異，儒表法裏卻一直不變。何曾給予縣以下至鄉村高度自治呢？高度自治只是短時間的假象而已！
一個朝代腐化衰落，經濟敗壞，必發生農民暴亂。朝代滅亡後，必經十數年至百年的戰爭或分裂。新朝成立初期，與民休息，恢復生產期間，政府少干預，農村有限度自治；國力恢復後，皇帝好大喜功東征西討，窮奢極侈，向農民榨取人力及財富。《明夷待訪錄》載：明朝末年「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之九」，朝廷取去農民90%收入，怎能不發生官逼民反的動亂呢？
註1：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註2：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註3：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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