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感

比例感這個詞，是從財經報章版面看到的。作者的意思是個人理財分配要有合理的比例，類似人們通常所講的「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的意思。其實，我們的生活中，比例感無處不在，適用於方方面面。

小到三餐飲食，多少肉蛋奶碳水蔬菜水果搭配，才是健康比例；人的日常生活靜態與運動把握多少量度，動靜結合，有張有弛……再大一點到我們怎樣兼顧家庭與工作，怎樣鋪排自己的一生……

年齡上有比例感。人生百年，有多少年去打拚奮鬥，負重奔跑；有多少年去減速慢行，徐徐觀景；有多少年去歸巢安歇，靜思往事，如在目底。

在精力充沛的年齡，能飛多高飛多高，能跑多遠跑多遠，去見識世界，去量度腳力，去增益慧心。在能量漸收的年齡，盤點所擁有的底數，丈量曾經達到的最大半徑，發現自己已經見過了最好的世界，去過了最好的地方，攀登到了能力所能企及的最高處，經歷眼界見識已足夠豐盈，此時就到了「習靜」的年齡段。「安安靜靜下來，想一點兒事，讀一點兒書，寫一點兒文章」，一些故人往事，一些聲音、一些顏色、一些語言、一些細節，逐漸在眼前清晰起來、生動起來。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

心思上有比例感。打拚時，就全心全意琢磨事業，不放過任何一件事，唯好唯美唯善，做出這件事的高度，做出自己的高度。「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就應該跟最好的人、最美的事物、最芬芳的靈魂傾心相見，唯有如此，才不負生命一場。」離開江湖時，不留戀高光時刻，要明白花無百日紅，人生有涯，精力有局限。

留一些心思給家人，多跟父母聊，多陪孩子玩玩，在父母有生之年、在孩子成長階段盡可能多保存一些回憶。留一些心思給自己的心情，留一些心思給自己的健康，留一些心思給風花雪月等等與功利無關的物事……

我喜歡散文家汪曾祺先生所描述的那種樣子：「散步回來之後，我一直坐在這裏，坐在這張臨窗的藤椅裏。」「每天早上泡一杯茶，坐在沙發裏，坐一個多小時。雖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聯翩。」

「早晨在一瓣一瓣地開放。露水在遠處的草上蒙蒙的白，近處的晶瑩透澈，空氣鮮嫩，發香，好時間，無一點宿氣，未遭敗壞的時間，不顯陳舊的時間。我一直坐在這裏，坐在小樓的窗前。樹林，小河，薔薇色的雲朵，路上行人輕捷的腳步……」

隨着年歲漸長，我愈來愈不相信所謂的「來日方長」。我們這一生會與許多人相遇，然後或者一直相伴，或者告別。某次如常的分別，在那些我們當時尚未意識到的時刻，在那些我們還想着來日方長的時刻，其實已經和很多人見完這輩子最後一面了。

想想有點傷感，但在熙熙攘攘的生活裏，我仍然期待遇見更多的美好和感動，哪怕只是後來聯繫斷了、再沒見過。這種感覺，讓我對於每一個相遇都格外認真，毫不敷衍地對待每一個我所欣賞所感念的人。這樣的比例感，雖然零散，但林林總總也佔據了生活中的相當部分。

就像那句話所說，「被你改變的那部分我，代替你永遠和我站在一起。」

「我經由光陰，經由山水，

經由鄉村和城市，同樣我也經由別人，

經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緒和夢想

而走成了我。

那路途中的一切，

有些與我擦肩而過從此天各一方，

有些便永久駐進我的心魂，

雕琢我，塑造我，錘煉我，融入我而成為我。」

讀着史鐵生的這段話，再去回想過往半生，比例感大致是好的。母親和小寶依偎在沙發上說話，高大的孩子頭歪在瘦小的外婆肩上，「一切很美，很美，我眼角有一滴淚。」

比例感與選擇偏好

在批評中國人對事物的輕重有奇怪的偏重與選擇偏好。當然，背後其實可能是在批評國家的統治，引導出人民的奇怪行徑。

不管事情的背後是不是有統治政權的力量在引導，或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總之，人們心中對事物的輕重確實會有不同的比例配置。而這種不同的輕重比例配置實際上影響人們的選擇偏好，但是這種影響卻未必受到足夠的重視。

人們心中對事物的輕重比例配置，這裡簡稱為「比例感」，是指不同事物或面向在人們心中重要性評比中的相對比重配置。舉例來說，在選擇配偶的時候，是要選擇漂亮的，還是健康的、富有的、賢惠的...，哪個特徵更重要，或者說各佔多大的「權值」。這就是這裡說的比例感。由於人心中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比例感，所以，最後各自的選擇偏好也會不同；而這又會影響到事情進一步的發展，包括禍福。雖然說人的比例感可能各自不同，但是，由於文化價值的滲透或其他如政治力等的影響，人們的比例感也還是可能有相當程度的近似性。甚至於敵對群體也還是可能共享近似的比例感。譬如說，在權力集中的國家裡，權力的比重就會特別大，即使是政治敵對勢力亦同。

「比例感」和對事物的優劣「評價」需要分辨。人們往往會對各個具體事物給予優劣、喜惡的評價，譬如人們會給他人的顏值評分、給能力、給個性評分，但是，顏值應該佔什麼樣的比重、能力又應該有什麼樣的比重...，這卻是另外一回事。兩者常是綜合起來起作用，但是概念上仍然應該區分。人們往往較習於對事物的優劣進行評價，但是對事物的輕重比例，卻往往並不能說得清楚明確。人們很可能並不會想到要去弄清楚，除非是遇到爭議或陷入矛盾。

比例感常常處於模糊、不明言的狀態，而在事情發生之際才臨時憑藉當下直覺的應然比重、權值去做出選擇或決定行動。人們並不是那麼自覺地、分析性地在進行評比，而產生明確的比例感；人們往往是「自然」地，至少不是那麼有意識地進行評比，而就已經綜合了多方面的考慮，包括運用一些模糊的比例感，而產生出具體行為傾向。

但是，這種行為傾向中，未必會考慮周到，所以有可能在事後重新思考利弊得失時，或者得到了新的因果認識或對事物有了新的比重認定以後，會感覺遺憾或悔恨。這種遺憾也未必只屬於行為者個人，而可能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也許，「魔鬼藏在細節裡」的說法部分也就由此而生。

「比例感」不是個容易引起行動者關注的日常議題，甚至也不是一個容易引起研究興趣的議題。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固然不常會刻意去釐清這種事，它往往下意識地就被認為是屬於事情的「細節」部分而被忽視，也因此容易留下模糊、任意與變異的空間。而主觀的比例感這種議題也可能在檢討、研究中被忽略。研究者很可能更傾向由研究者來決定事物的重要性權值，或者通過經驗分析來計算出這種重要性權值。問題是，真正決定人們行動的卻是人們自己心中的比例感。這種比例感可能模糊，甚至混亂，但是，就是這樣的比例感，而不是研究者給出的重要性權值在影響人們的行動。

「衝冠一怒為紅顏」，是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詩裡的一句，用來諷刺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認為吳變節之後卻為了美女而發烈怒，那先前幹嘛去了？

我無意捲入這裡的歷史是非，只是想藉著這句詩點出「比例感」的問題。有學者質問：究竟是國家重要，還是美女重要？這和前面關於人們怒罵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的例子類似。論者顯然不認為梅西是否在球賽中下場有那麼重要。類似地，相對於國家的危亡，從敵人手中救出美女也沒那麼重要。但這是評論者、旁觀者的意見，而現實生活中的當事人卻可能有不同的心態，而做出各種可能與預期大相徑庭的反應。評論者的意見可能更符合理性原則，只是，現實中的人，卻可能因為感性因素或其他考慮而有不同的比例感與因此而生的偏好與抉擇。

人的比例感可能很主觀，或者很個人化，而缺少理性旁觀者所認為應該的適當比例感。而結果產生的選擇偏好與實際行動可能被認為不當，可能應該做的事情沒做，或者應該選擇的卻不選擇、而選擇或投入那無足輕重的事情，甚至是與應然逆反。

在著名的二戰電影「桂河大橋」裡，最後一段是美軍炸橋的行動。從當時盟軍（包括英國、美國等）的立場來看，炸橋是當然應該的，要阻斷日軍的後勤補給就必須這麼做。而故事中的英軍上校指揮官卻拼死阻止炸橋行動。因為英軍部隊為了築橋，耗費了巨大的心力、體力，橋已經成為他們的血汗成果，甚至是他們的驕傲。不過，到最後一刻，英軍上校忽然醒悟應該協助炸橋而不是拼死阻止。

這個故事究竟是否為真，與此處的討論無關。重要的是故事已經點出：人可能會在重要的抉擇行動中迷向，關鍵之一就是比例感出了問題。英軍上校有理由要維護大橋，因為那是他們的辛苦成果，而且必須憑藉此成果才能向日軍交代。但是，這個理由相對於盟軍的戰略考慮來說，並不那麼重要。當兩者互相抵觸時，就應該選擇炸橋行動。但是，英軍上校前面一段時間過度投入於築橋及維護此橋，所以一時心裡轉不過彎來。

在20世紀上半，日軍侵華正殷時，中國方面也有各種不同的因應。有人選擇投降，有人誓死抵抗，有人依違於其間。也有人像汪精衛那樣，決定出來組織另外一個中央政府，準備和日本站在同一個國際陣線上，實質上則是成為了日本的附庸國，甚至成為其鷹犬。還有溥儀，成立滿洲國，實質意義近於汪精衛的偽政府。以汪精衛為例，他寫了很長的文字為他的這個選擇進行辯護。他表示反對焦土抗戰政策，也認為中國無法抵抗日本，與其無謂犧牲，不如選擇合作道路，人民或可稍稍喘息、存活。這個理由其實也能言之成理。以二戰當年的法國來說，其本土全境都在德國的控制下，可以說投降得更徹底。當時德國佔領區的法國人民日子可能很不好過，但是因此造成的犧牲很可能相對小於繼續抗戰的中國。日後要恢復生機也遠比較容易。

我無意正當化汪精衛的行動。我只是要說，汪精衛的行動也是在諸多可能選項中經過衡量所做出的決定。他不是在懵懂狀態下胡亂抓鬮一樣走上某一條路。他大概知道各種選擇的意義及可能的後續發展。如果他宣稱自己是犧牲小我（個人名節），完成大我（維護大量生靈），我也並不認為他這種說法是胡謅。只是，他在判斷抗戰勝利可能性的時候，可能有誤判（問題是，當時其他人也同樣不會知道戰爭的最後結果）；在判斷日本對汪偽政府的態度上也可能有程度出入（給予偽政府的自由度比預期偏低，而且可能是差很多）。這種誤判有可能就是因為在預測時給予各影響因素的權值有不當之處。而除了預判有誤外，汪精衛也可能在整個抉擇過程中，為合理化自己的行動而給某些考慮的比重加分（譬如強調焦土政策的不當）。而這種比重的調整未必是很有意識的過程，也未必合理，卻可能產生關鍵影響。

我們其實同樣也可以說，蔣介石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部分也是藉著提高某些考慮的比重而得到的信心結論。蔣介石當然也知道焦土政策會造成災難，但是，對災難的相對重要性，他卻可能並不太看重。反之，他可能把上帝會支持誰作為最關鍵的勝敗決定因素與行動應然判斷的主要判準。後者在某些人心中可能是完全不值得考慮的一環（也可以說，其權值應該為零）。同樣的，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也可能會認為上帝是站在自己一方的，並且認為這個因素才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

上面當然是最極端的例子。但是，蔣介石很可能真相信這一點，而且同樣也相信人民是站在自己一方的，所以他不相信自己會在國共內戰中失敗；或者，即使失敗，也只是一時的。所以，他在來台灣以後，仍然積極準備反攻。但是，其他人可能對此（上帝、民心...）卻沒那麼有信心（當然也不會給予高權值），所以對反攻的行動並不支持。

在國共內戰中，中國人民很可能也曾經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抉擇。當時的中國人民很可能是更傾向支持中共政權，而厭棄國民政府，於是，國民政府最後只能搬遷台灣。而人民的這種選擇偏好，背後也會有某種比例感作為衡量依據。

民心的向背可能主要基於某種程度的主觀怨懟，怨懟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出現的各種惡劣行徑，包括抓兵、強徵糧食與稅金、軍事敗績、人權不彰...等。這種怨懟雖然並非無根，卻可能未盡公平，但是，它們就是實際影響了民心向背，也影響了戰爭的結果，以及中國最後的政局。

近年涉及比例感當然與俄烏戰爭、中東紛爭有關，俄羅斯、烏克蘭、以色列、巴勒斯坦乃至美國都付有一定比例上的責任，歷史學家一定有所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