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盟友
2024年將盡，外長王毅撰文回顧及展望中國外交，表明希望即將上台的特朗普政府與中方相向而行，力爭中美關係穩定、健康、永續發展。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即將重返白宮，最害怕的不是中國，即使特朗普以中國為首敵，因為中國早有準備。最害怕的是美國的盟友，因為受制於美國，不敢違反。特朗普2.0內閣名單充斥着對華鷹派人物，但當前對他頗具影響力的盟友馬斯克（Elon Musk），對華態度卻是相對溫和，不少觀察人士相信，馬斯克這位全球首富，可成為中美領導人之間的橋樑。不過，馬斯克的張揚作風使其在美國遭遇各方政治壓力，他與歐洲多個極右政黨頻繁互動，則令人關注他是否想為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內戰推波助瀾。馬斯克可對中美關係產生多少積極影響，既取決於他與特朗普的「蜜月期」能持續多久，也取決於西方整體政治走向。
矽谷眾多科技巨頭中，馬斯克獨好高科技製造業與太空探索，與中國產生了複雜的交集。一方面，他是中國發展新型戰略產業的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在其商業版圖裏，中國所佔份額舉足輕重，提供了龐大的市場與高效的生產基地。中國是馬斯克旗下特斯拉（Tesla）電動車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美國，而特斯拉在全球銷售的電動車，近半由位於上海的超級工廠生產。特斯拉在中國的供應鏈，涵蓋不同環節，從電池、電機等核心部件到充電樁與車廂內飾，皆包括其中。
特斯拉與上海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政上海時期。馬斯克今年4月到訪北京獲李強接見，突顯了他在中國的特殊地位。這也是馬斯克近10年第11次到訪中國，李強與他會面當然不僅僅是「敘舊」，更是藉其向西方企業發出歡迎到中國投資的積極信號。
馬斯克對中國發展與科技競爭持正面開放態度。他多次讚揚中國在太空探索、新能源以及基礎建設等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形容「中國在先進基建上的進步速度比美國快了100倍」，並鼓勵人們親身到來見識中國的變化。去年7月，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X（原Twitter）組織的一場對話中，承認自己「有點親華」，他不諱言自己在中國擁有商業利益，同時也強調他相信中國的發展潛力被低估。
在北京最為關切的核心利益上，馬斯克認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言美國阻礙兩岸統一。他的母親梅耶也是在中國擁有不少粉絲的「網紅」。凡此種種都使得馬斯克在中國廣受認同。
北京對中美關係強調相向而行，王毅分析當前國際局勢面臨的挑戰，包括分裂對抗風險、經濟脫鈎行徑、單邊霸凌逆流及意識形態分歧，無不指向美國對華「圍堵」背後的冷戰式零和思維。馬斯克在中美都有重要商業利益，又不背負意識形態包袱，中方必然樂見他發揮獨特的話語權，對中美關係產生緩和作用。不過，在對華普遍存在敵意的華盛頓，馬斯克已引起強烈猜忌。日前，他高調反對國會兩黨達成的聯邦政府支出初步協議，便有民主黨議員指控他旨在刪除其中限制美國對華投資的條款，以保護自身利益。
馬斯克獲特朗普委以削減美國公共開支及提升政府績效的重任，他對協議的批評主要針對高成本、長時間及議員加薪等條款，但當今美國政界氛圍，在中美關係問題上動輒上綱上線，他與中國的聯繫如同「原罪」。他在華府的能量，很大程度將取決於特朗普的態度。
對中國來說，馬斯克同樣有值得警惕的面向。作為一名商人，他本質上與特朗普一樣信奉「天下熙攘，皆為利往」的教條，他的行動和商業決策，更多受自身利益驅動；政治方面，他也有自己想推動的議程。他在美國大選期間，不吝耗費錢財支持特朗普，宛如「造王者」，選後又表明其政治行動委員會將繼續運作。他與歐洲極右勢力接近，更引起歐美自由派主流輿論的擔憂。
聖誕前夕德國發生恐怖襲擊後，馬斯克公開表示「只有極右的另類選擇黨才能拯救德國」。他與英國極右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會面，報道指他向法拉奇表示會考慮提供巨額資助。這些迹象令人關注，馬斯克是否想在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內戰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事實上，馬斯克對西方自由派大金主索羅斯（George Soros）抱有敵意，公開指摘他「正在摧毀（西方）文明」。西方自由派常把「大愛」掛嘴邊，極右陣營則帶有濃烈民族主義以至白人至上色彩。反共的索羅斯在中國不受待見，馬斯克這位「右翼索羅斯」也不必然是中國的同路人。
馬斯克突顯了美中關係的複雜性。儘管遏制中國是美國兩黨共識，但美國政界和商界的利益並非鐵板一塊，政治游說與金錢邏輯的影響力無法低估。馬斯克在中美關係上可以發揮橋樑作用，實際如何則有待觀察。對中國而言，一個重要啟示是必須持續保持並擴大開放，不論是貿易投資，還是民間交流。在這方面，香港就像馬斯克一樣，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戰略博弈曠日持久，比併的不止是實力，還有制度韌性與包容性。中國處理國際關係強調和而不同，為良性溝通與合作交往創造條件，尤其重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澳門回歸25周年時，談到「一國兩制」蘊含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敵意，令雙方民間交往的空間受到壓縮，但香港作為獨特的國際交流中心，無論在學術還是文化交流等不同領域，都可以成為消減誤解與分歧的平台，關鍵在於香港對自身的國際性有多大的自信，以及是否能夠以開放的心胸付諸行動。
拜登或美國其他總統對待盟國的態度相同，特朗普的不同不在於本質，而在於表現形式，把盟國視作僕從，不給禮貌性面子尊重，更加不理會盟國政府的國內政治因素，肆意壓迫。這反映出美國的霸權已不復從前，再沒有全球最大、最富裕的經濟與財力支持，要維持霸權的風光，掠奪不了中俄等的資源利益，便從無法反抗的盟國入手，對待加拿大是典型心態反映。加拿大是盟國，卻被當作美國外在的一個州，絕對要順從美國的要求。特氏公開揚言要購買格陵蘭、收回巴拿馬運河，都是視盟國的丹麥、巴拿馬如無物，予取予攜，肆無忌憚。美國的盟國面對這些例子，怎能不驚？但徒只驚惶，卻又奈何？
於是，歐盟面對的不單止是要獨自負擔烏克蘭戰爭，也要向美國進貢。北約成員國的軍費開支與GDP比例，要由原本要求的2%升至5%，當然是用作購買美國的武器。美國駐軍當地的經費支出，亦要轉移給歐盟國家承擔。另外，不准進口低成本的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而要改為從美國進口價格更高的頁岩油與天然氣，價格與成本（包括重建從美國進口的所有港口、管道等設施）高，從根本上把歐盟各國轉為依賴美國，且不像與俄羅斯那樣可以議價，歐洲經濟便被迫綁架上高成本的能源基礎上。
單只這兩項，歐盟經濟便沒法有所發展，或是走上高借貸、高通脹之路，或是進一步去工業化、金融化和社會分化，讓歐洲市場進一步被美國的工業企業和金融機構所壟斷，歐洲回復到二戰後美國戰勝、歐洲破損的格局，卻少了馬歇爾計劃的美國資金投入（目的是為了收購歐洲重要企業，佔據歐洲一直抗拒美國的本土市場）。作為美國親密盟友的歐洲盟國，會有怎樣的反應呢？政權可被收買，人民卻是推往貧困，難道不會因此起而反抗？而日本看到歐盟的困境，又可作如何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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