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南韓總統尹錫悅於當地時間星期二深夜宣布戒嚴,以清除潛伏在國家內部的「反國家勢力」。戒嚴乃該國四十多年以來的「第一次」,也意味着首爾政壇自國會大選以來接近一年的「脆弱平衡」局面正式被打破。
宣布戒嚴幾小時後又解除,引發南韓局勢動盪,南韓國會7日表決尹錫悅彈劾案未過關,但民怨未息,國會重啟彈劾案,14日再度闖關,以204票贊成通過。彈劾案通過後,根據憲法與國會法規定,在憲法法院就彈劾案做出裁決之前,尹錫悅將立即被停職,由國務總理暫代職務。
戒嚴宣布後,大量首爾居民湧至國會外,聯同組織起來的議員,與戒嚴軍對峙。凌晨時分,國會召開緊急會議,在場的172名反對黨及18名執政黨議員,全票通過決議,推翻戒嚴令。
數小時後,尹錫悅宣布解除戒嚴令,在場士兵全面撤出,歷時六小時的「12月政變」(或是鬧劇?)正式結束。其身邊高級幕僚相繼辭職。被指為幕後主要推手的國防部長金龍顯(Kim Yong-hyun)於星期四自行宣布離職,及後被禁出境,以協助調查。
一、首爾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
作為一名檢控官背景出身,尹錫悅曾主導針對多名前總統的刑事檢控並在競選過程自稱為「清君側」的「反體制」者(其曾負責前總統朴槿惠(Park Geun-hye)的主要監控過程),雖借助了民粹對傳統政治菁英反感而上位,但自身施政一直乏善足陳。外交層面上,尹積極拉攏日本並往美國一面倒靠攏,令對日本帝國主義痛恨非常的老一輩國民深感不滿,也讓寄望南韓能在中日美之間有所戰略自主及平衡者相當焦慮,擔心南韓成為美國在圍堵「中國」的一枚免費棋子。
本地層面上,一連串圍繞着其自身及妻子的貪腐指控,讓其被公眾視為行為與言詞嚴重不符的偽君子、野心家。除了嚴重的個人私德問題以外,作為「文化保守」代表性人物,其針對女權、打壓身份認同自由的立場,也受到不少深受自由派價值觀影響的年輕一代抨擊。剛愎自用而排斥異己的行事作風,讓尹所屬的國民力量(People Power Party)中的不少中堅實力派政客,包括曾被其提拔,卻與其貌合神離的黨魁韓東勳,也對其有所嚴重詬病。
今年1月初,反對黨黨魁李在明(Lee Jae-myung)到訪釜山,遇上不明男子襲擊,象徵着暴力政治回歸南韓政壇,當地政局邁向兩極化及白熱化。4月份,全國舉行第二十二屆國會大選。無論是出於對現狀不滿還是對反對黨黨魁的「同情」,反對陣營第一大黨共同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拿下300議席中的175席,比主要對手多出67席。是次選舉投票率高達67%,創下三十多年以來最高紀錄,彰顯了民眾對當局的嚴重不滿。然而自稱為民主衛道者的李在明,自身也深陷各種司法訴訟之中,並未能於數年前差之毫釐的總統大選中獲勝。這就是南韓總統政治——「沒有不爛,只有更爛」。
11月底,面對着反對黨在預算、操守調查、針對內閣成員的步步進逼,尹錫悅心急如焚。此時此刻,金龍顯及部分國家安全親信為他獻上一計:反正北韓近日多番進行軍事挑釁性行為,倒不如順水推舟地利用所謂的「外部勢力」威脅論,來肅清政敵及「解決」內部政治問題?事實上,南韓曾受威權軍政府統治多年,也讓這個民主化進程一波三折的區域大國內部充斥着不少對民主選舉,以至於三權分立及權力制衡有所厭倦的「隱形獨裁」聲音。這些人士伺機而動,利用某些在位者對絕對權力的渴望,推動「去民主化」及實現「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以讓自身軍權或武權擴充。當然也不能排斥,這些人士背後乃得到某些對南韓外交站位甚為着重,曾在海外發動無數「政權更替」的國際大國支持,來落實對他們有利的地緣政治政策。
二、美方對南韓局勢的微妙「戰略模糊」
是次「十二月戒嚴」無疑令朝鮮半島局勢添上了額外的不確定性。然而美國官方與體制面對是次危機,卻詭異地採納了「戰略模糊」策略,就着是次政變的「獨裁性」避而不談。經歷了數個小時的相對沉默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首次公開發聲明:「我們對總統尹錫悅在國會投票結果過後宣告即將結束戒嚴令,表示欣慰……我們寄望政治問題能以和平手法及符合法治的形式解決。」其後,曾兩度擔任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的現實主義學者方艾文(Evan Feigenbaum)於推特上反質問布林肯:「我們竟然要稱讚一名嘗試推翻民主制度的韓國總統?」
美國國務院對是次「拍腦袋」式的「慢半拍」敷衍的官方解釋為「尹之政變並沒有任何徵兆,美國並無事先知情」(副發言人表示,「We were not notified of President Yoon's announcement in advance」)。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於政變翌日作出了可圈可點的「評語」,批評尹「錯判形勢」,並作出了「被視為有違公義」(seen as illegitimate)的行為(強調問題屬性乃圍繞着觀感)。整體論述上,拜登的國安與外交團隊不斷強調「南韓民主韌性」(resilience),並嘗試把尹的濫權淡化及責任個人化,與執政的右翼聯盟及其他重要官員能與其「割席」,從而為美國將來與國民力量其他反尹派系合作而作出鋪墊。這裏反映出的是深思熟慮的政治計算,也是老練的公關伎倆,為美方是次情報失準開脫。
實際上,南韓不少偏向政府的財團與游說團體,一直以來在華盛頓深耕細作,通過捐款及各種灰色影響途徑,巴結美國心臟地帶的輿論界龍頭,干預由情報機關、媒體智庫、政商界旋轉門所組成的所謂「深層政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某資深研究員在CNN上三番強調尹總統「撤回戒嚴乃明智選擇」,正式評論聚焦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另一著名智庫更欲蓋彌彰地把尹的「失敗」包裝成其對「南韓的內在民主性」的捍衛,赤裸地淡化其行為嚴重性。美國一邊廂批判某些國家為「反民主」、「實行專政」,另一邊卻對南韓局勢吞吞吐吐,反映的正是冷戰情意結衍生出來的功利主義。
2022年,軍事智庫RAND曾刊登一篇由著名疑華學者Derek Grossman所著的文章,強調對中國強硬、當時新任總統的尹具備「世界格局觀」,主張與日美尋求更緊密安全合作,也如其前任一樣,在中方關鍵底線問題上懂得「收放自如」,包括看似無意改變台海和平與穩定。無論是通過其在南韓境內部署的薩德反飛彈系統及軍事資源,還是深厚的半導體科技合作,甚至是金融經貿來往,拜登皆認定美國需要利用南韓作為鞏固「民主對專政」的戰略夥伴及軍事基地,從而抑制中俄在北亞及東北亞的區域影響力。
三、 拜登任內所促成的「東北亞連橫」,會否在特朗普時代得到延續?
戰國時期,張儀等縱橫家(也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地緣政治分析師)向秦國建議,連同一些弱國進攻其他弱國,從而應對蘇秦等所提倡的合縱策略。今時今日的中國絕非弱國,然而深信國際多邊夥伴關係的拜登,顯然仍堅信只要在中國東北布下日韓兩國犄角之勢、於中國東南透過菲律賓及越南部分勢力甩石頭、摻沙子,再為「印太四國」中的印度背書,便能設置「天羅地網」去重重包圍中國,抑制中國戰略及軍事崛起。
當然,應對連橫,中國必然需要具願景及彈性的有效「合縱」,除了維持如今不以區域霸權自居的戰略,更要有效地易地而處,思考如何讓周邊的中小國家把對自身軍事實力的不必要猜疑與恐懼降低,同時尋覓真正共贏方法。在南海,撇除政治紛爭的和平共同經濟發展乃必須的。在東北亞,北京有必要與首爾共同合作,尋求朝鮮半島局勢穩定及明朗化的空間。唯有通過降低除了東北亞諸國以外的另類「外部勢力」干擾、管控朝鮮對區域局勢的威脅與安全挑戰,方能有效修補中韓關係。
特朗普尚未正式回巢,美國傳統軍事政治體制在南韓的最佳代言人便遭受到如斯重挫。固然,以美國所謂的「本土利益」為首要任務的候任總統,並不會把南韓國家安全視為必須確實關注的重點,而頂多是與俄羅斯及朝鮮談判的籌碼,更甚至會要求首爾政府向其提供適當「保護費」。無論是國民力量還是共同民主黨,皆有必要反思及調整南韓對中政策,以確保東北亞能盡量減少中美對壘所帶來的龐大溢出風險。無論是南韓的商界還是軍事戰略界,相信都會就這一點達成初步共識。是次危機的餘波未了,除了群情洶湧的民眾壓力以外,首爾接下來必須面對的,則是特朗普對南韓足以構成嚴重威脅的潛在關稅,以及周邊地區的地緣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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