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牛頓的秘密

埃及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

提起牛頓,人們馬上會想到蘋果樹和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但該傳說已被證實是經過後人演繹,可他身為科學家的一些「反常」之舉,卻是鮮為人知的事實。

幾年前,蘇富比拍賣行出售了一份牛頓的手稿,其特別之處在於,手稿的邊角部分被火燒焦,是牛頓的獵犬跳到桌子上並打翻蠟燭所導致,但這並不影響內容的識別。手稿顯示,牛頓試圖解開隱藏在聖經中有關世界末日的密碼,並相信古代建築是關鍵,而埃及金字塔上的塗鴉,就是掌握解開這些深奧秘密的鑰匙。

據蘇富比手稿專家分析,牛頓研究金字塔始於一六八零年代,當時他的工作受到了學術對手、英國皇家學會成員羅伯特.胡克的批評,於是他遠離了劍橋大學,躲進林肯郡的伍爾索普莊園進行「自我流放」。在此期間,牛頓潛心鑽研金字塔建造者所使用的測量單位,他認為古埃及人很可能已經能夠測量地球,比如他嘗試通過大金字塔的腕尺(古時的長度單位),來驗證是否能夠測量出地球的周長。他也希望透過所羅門聖殿的建築和尺寸,來推測世界末日的時間,從而解開聖經的隱藏含義。

儘管牛頓的聲譽建立在他的數學、物理等科學成就之上,但對他來說,這些成就僅次於他在包括金字塔在內的煉金術和神學方面的「更偉大研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批相關主題的手稿陸續浮出水面,其中一些被包括牛頓的信徒約翰.凱恩斯等在內的經濟學家購買,他們形容牛頓是「最後的魔術師」。

這些手稿中有很多驚人之語,例如牛頓在對名醫生揚.範.赫爾蒙特的著作《來自瘟疫》所做的筆記中,提出用蟾蜍嘔吐物治療鼠疫。一六六五年和一六六六年倫敦爆發了鼠疫,造成十萬人死亡,牛頓作為劍橋三一學院的學生,親歷了大學因預防鼠疫而關閉。因此當牛頓於一六六七年回到劍橋後,便開始研究赫爾蒙特的著作。牛頓的筆記中提到,一名男子「觸摸瘟疫紙,立即感到針刺般的疼痛,食指出現瘟疫性潰瘍,兩天後死亡」的案例,以及他觀察到「要避開感染鼠疫的地方」等。但牛頓記錄的一些潛在療法,在今天看來不太可能被採用。比如他寫道:「最好是將一隻蟾蜍用腿懸在煙囱裏三天,讓牠吐出含有各種昆蟲的泥土,吐到一盤黃蠟上,直到死去。再將蟾蜍粉與嘔吐物和血清混合,製成錠劑,塗在患處,可驅除傳染病並排出毒素。」

在《基本天才:十大重要手稿》一書中提到,雖然牛頓享有盛譽,但這些手稿中的觀點太過離奇,從未被收錄到他的任何文集中,在他一七二七年去世後都由家族保管,直到十九世紀末被其後代捐贈給了劍橋三一學院。但劍橋也只保留了數學和科學部分,歸還了牛頓在煉金術、神學等方面爭議性著作。實際上,牛頓生前曾刻意對煉金術研究和異端宗教信仰保密,這並非擔心與自己的科學工作產生衝突,而是害怕非正統觀點會毀掉他的職業生涯。所以牛頓對煉金術和神學等晦澀分支的痴迷,在他去世二百年後才得以曝光,卻也揭示了這位幫助塑造現代世界的科學家的另一面。

到了一六八七年,伴隨着對金字塔等神學研究,牛頓出版了鞏固他作為科學家地位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部巨作是他數十年學術研究和思想的巔峰之作,概述了微積分、萬有引力以及運動定律,提供了人類對宇宙的新理解。但幾年後,牛頓嚴重崩潰,康復後當選為國會議員和英國皇家學會主席,並被任命為造幣廠廠長。

《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但就是牛頓在造幣廠任職的三十年間,讓他又有了科學家以外的另一個身份──奴隸制貿易受益者。英國作家納特.戴爾在近期出版的《李嘉圖的夢想》一書揭露,當時巴西的金礦企業被歐洲的殖民者所控制,而英國透過貿易源源不斷地把被黑奴開採的黃金運回國,其中大部分由皇家造幣廠兌換成貨幣。牛頓身為造幣廠的主人,既是奴隸制貿易的見證人,也是受益者,他個人年收入近三千五百英鎊(約為今天的一百二十六萬英鎊),直到他去世時都非常富有,這些財富充滿黑奴的血淚。劍橋大學歷史學家、《重力之後的生命》一書的作者帕特里夏.法拉也提及,牛頓投資的南海公司也是奴隸制貿易企業,他甚至還間接涉入了英國的殖民侵略,比如他委託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潮汐測量。如果從嚴格意義講,十八世紀初英國從事銀行和金融工作的每個人,事實上都與奴隸制貿易歷史密切相關。

在多部牛頓傳記中都提到,他是一個「易怒的人,總是喜歡爭吵」,常被人形容有些「神秘、神經質、報復心重、傲慢及偏執」,喜歡「將自己視為新的救世主,來拯救世界」。但正如法拉所說,牛頓是無可爭議的天才,卻也並非完人,他在思想上毫無疑問有着時代的局限性,包括他從奴隸制貿易中獲益,也與時代背景有關。雖然我們不能將今天的道德標準應用到生活在三四百年前的人身上,但也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和他一樣安葬在西敏寺並享有盛譽的人,很多都參與了罪惡的奴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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