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的敵人不是朋友

敍利亞反對軍12月8日進入大馬士革（Damascus），敍利亞政權倒台。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在求和談判破裂後，獲得與其個人關係一般、在戰略層面上卻一直為其提供大量支援的普京接濟，狼狽地逃往俄羅斯。有的說，俄因烏克蘭戰事分身不暇，故拒絕應巴沙爾要求，派兵去敍利亞支援。

巴沙爾兩父子共掌控敍利亞超過50年，其父親早年通過務實經濟政策與高壓武裝統治，把反對派系及普遍異議者肅清。在兒子接管政權十多年過後，中東地區爆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敍利亞陷入嚴重內戰，巴沙爾政權動用生化武器對付平民，在俄伊兩國傾力支持下得以苟且存活。

另一邊廂，獲得西方情報軍事陣營加持的諸多伊斯蘭反對軍，當中包括不少武裝分子及恐怖主義者，在過去30年來貪婪地收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美軍裝備，趁着敍利亞局勢動盪展開他們糅合着極端教條性保守主義及軍權統治的擴充大計。

這些反對勢力包括曾令人聞風喪膽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以及近日急速冒起的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s-Sam，HTS）。後者也是非正式地接管敍利亞管轄權的「新政權」，至今仍被聯合國定性為恐怖組織（terrorist organisation）。阿薩德倒台，意味着土耳其在其東部邊境更進一步的勢力拓展，俄伊區內戰略利益遭受嚴重挫敗。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於記者會表示，「阿薩德政權殘害、虐待、屠殺了成千上萬無辜敍利亞百姓。政權被推翻，乃基本的公義之舉。這賦予了敍利亞平民一個建立更佳未來的機會。」，聽起來是多麼的堂而皇之，理所當然啊。

一、 養虎遺患：這不是美國的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地緣政治中，絕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甚至所謂的「朋友」或「敵人」，皆純粹為按照主觀利益交織或排斥程度所定奪的美化標籤。正因如此，敵人的敵人，往往皆不是朋友，而頂多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酒肉朋友」（fair-weather friend）。無論是分析大國博弈還是中小國家之間的領土衝突，我們皆要避免墮入過度簡化而缺乏論據的二元分析。

且以敍利亞作例。美國官方體制向來把阿薩德政權定性為伊朗與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關鍵合作者，並視其為數一數二須移除的眼中釘。巴沙爾個人信奉阿拉維派，卻無阻什葉派的伊朗政權把其視為可透過軍工科技支援所控制的「代理人」，可借助以打壓以色列。

同時，深諳權術之道的普京認定阿拉伯之春過後的阿薩德政權極為衰弱，可透過武裝與經濟資源而被其「收買」，從而充當其情報收集與主宰中東地區貿易的關鍵前哨站。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強國，皆對中東諸多反政權伊斯蘭恐怖分子崛起感到隱憂，寧願二者選其輕，在不同程度上為阿薩德背書。

過去十多年，為了印證所謂的「民主化」進程、鞏固其對區域內能源控制，甚至樹立或促進對自身整體經濟利益有利的政權建立，美國把大量資源投放在訓練及支持中東地區的各大小「民主鬥士」兵團，與這些看似草根，實際卻與外部力量勾結的「反對軍」建立合作關係。9．11空襲過後，美方絕沒可能明面上扶植極端伊斯蘭力量，因為一旦這種做法獲媒體揭露，則必然在如今根深柢固地「恐伊斯蘭」的美國民眾中掀起風暴，令當局民望嚴重受損。

但說到底，美軍高層又能否100%擔保其名義上寄送予認可反對派手中的武器，並不會通過非法或正式的第三方，流入諸多「聖戰者」手中？在不少美國體制主宰者眼中，包括HTS在內的反對派勢力，在敍利亞層面上是他們的「lesser evil」，從而成為他們戰略層面上的間接夥伴。

推翻阿薩德後，以朱拉尼（Abu Muhammad al-Jawlani）為首的HTS高層頻密地與部分前朝官員見面，似乎有意釋放與二次掌權的塔利班初期釋出的訊號──他們有意穩住大局，並落實有效施政「還富於民」。在《金融時報》對其報道中，朱拉尼這位被形容為「在宗教議題上相對溫和」的領袖，據聞「公然否定與西方為敵的外交方針」。然而這箇中有多少是有意把新政權合理化的政治公關與輿論操作？反對派掌權後，又能否有效地建立穩定政府、推動轉型公義、實現治理重組？當然，這些「瑣碎」問題明顯並非正在經歷着改朝換代的焦急美國國務院官員現正最為關注的議題。正在尋找新僱主聘用的不少人，正就着特朗普回巢前的人事變動疲於奔命，又何來「穩住敍利亞」的時間？

美國在敍利亞的「間接」參與，乃其多年以來在海外諸地參與在政權更替行動的冰山一角。1979年至1992年間，中情局發動「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支持反蘇聯的阿富汗聖戰者，為他們提供武器與資金──當中有不少獲重點栽培與訓練者，日後成為惡名昭彰的恐怖分子，包括拉登（Osama Bin Laden）所率領、策劃9．11襲擊的阿爾基達組織，以及塔利班集團一干領導層。若無2000年代中阿富汗、伊拉克的相繼倒台，中東諸國的地方恐怖分子力量也未必能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並「遍地開花」，最終演變成美國二十一世紀首20年的頭號敵人。這迴力鏢所帶來的代價，確實太大。

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何你敵人的敵人往往不是你朋友

當今輿論界中常聽到個別情緒高漲的評論家大聲疾呼，說世界乃「美英歐」西方陣營與「全球南方」分庭抗禮的「二元世界」，並強調中國須跟後者站在一起，「同仇敵愾」地反帝國主義、反強權壓榨。這種說法深受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認同，卻忽略了中歐、東北亞等發達地區地之間深厚的來往，也低估了「全球南方」內部的分裂，以及包括俄羅斯及印度在內的「球南」非中國大國的戰略野心與盤算。此說法最根本的謬誤是，其把「球北」設定為唯一的侵略者，而忽略了「球南」中所存有的霸權。

美國的敵人（包括阿薩德在內的中東諸多政權）的敵人（武裝分子），長遠而言絕非他們的朋友；同樣道理也能套用在大國之間的博弈。華盛頓近年來不斷積極拉攏印度，通過所謂「亞太四國」（Quad）及雙邊協議，以美國資金推高印度股市及拉動經濟發展，嘗試建立印太地區的「攻守同盟」，抑制中國。然而，印度當權者絕對無意成為西方的傀儡或附庸，通過金磚國家（BRICS+）、上合組織（SCO）及長年堅固的俄印關係，減少美國對其的影響力及主導權。假若他日印度在產業企業，甚至宗教主權問題上與美國有所衝突，難保印度不會「強悍起來」，與對手約法三章。同時，於東歐北亞擁有相當影響力，俄羅斯也在長期關係緊繃的中印兩國間左右逢源──礙於莫斯科跟北京日益緊密的關係，以及正快速展開的北極航道與食用水競賽，新德里不得不積極參與在金磚機制之中，嘗試在這空間中爭取更大話語權，向莫斯科論證自身價值。

某些政權沒可能成為任何人的真「朋友」，因他們本質上便是「借力打力」的高手，充當鷸蚌相爭中的漁人，靜悄悄地獲利。他們視挑撥離間其他勢力為自身外交工具之一，通過塑造「願當朋友」的假象，把存有的縫隙不斷放大、讓合作空間不斷收窄。他們善用利用「敵我矛盾」的建構，從而把其他國家引誘至合乎自身短期利益卻違反長遠利益的決定面上。箇中緣由很簡單：該政權的延續，並不取決於任何其他一時合夥的「友人政權」之穩定，更甚至需要對其他政權的適度打壓，從而方能突顯出他們的戰略價值。以博弈論術語來說，這些政權乃「負和邏輯」（negative-sum logic）的表表者。這分析也能套用在政黨層面上：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RN）把法國與歐洲政壇中的親烏克蘭力量定性為主要對手，並多番強調要減低歐盟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表示歐盟應尋求與俄羅斯破冰共存的空間。然而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卻在中國議題上與北約鷹派同出一轍，刻意渲染「中國威脅論」，並聲稱會把「中俄關係」離間，干預北京的戰略自主。

隨着國際秩序與多邊組織邁向碎片化、地區力量有所崛起、地緣衝突日漸白熱化，美國影響力這處於這「一超多強」中「一超」正在逐漸衰落，各「強」間的各自提防與猜疑，正把世界推向安全懸崖邊緣。在這暗湧處處的時代中，敵人的敵人，可能還是一名敵人。最確實而有效的外交法寶，依然是能促使海內外各方共贏的經濟發展。唯有驅動增長、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場機制、推動就業素質升級與鞏固，方能建立深厚的相互依賴（mutual interdependence），從而降低世界墮入戰爭圈套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