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革

文革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氛圍正在香港瀰漫，在旺角、銅鑼灣、金鐘等幾個「佔領區」，民主小將的主旋律是「民主有理，佔領無罪」。旺角佔中派與反佔中派對峙，從激烈爭辯的「文鬥」到肉搏大戰的「武鬥」。

透過電視我們可以看到警察運輸糧食的車子到特首辦時，被民主小將截停，要上車檢查，而救護車要進去特首辦搶救一個受傷的警察時，也被群眾刁難，我們彷彿看到文革的幽靈正在香港的上空徘徊。另一件新聞是關於政總外民主小將守在路邊，禁止公務員上班，一位阿婆話要入去番工，小將問這樣大的年紀要返工？他就是不知道有年老的清潔阿嬸，晚年也要賺錢過活。婆婆一句：「你地唔使吃飯，阿婆要吃飯！」最終婆婆獲准進去。無知的民主小將手執政總進出大權，有文革中革命小將的風範，非常威風。

在高等法院早前分別頒下禁制令，禁止佔領旺角多個路段及金鐘部分路段，學聯仍堅持拒絕撤離。高等法院日前分別頒下禁制令，禁止佔領旺角多個路段及金鐘部分路段，學聯仍堅持拒絕撤離。今時港府礙於種種政治考慮，相信會選擇繼續容忍「霸街」行為，而不命警方協助執行禁制令。

 

在繁榮而又品流複雜的旺角區，佔中派與反佔中派彼此對峙，從激烈爭辯的「文鬥」，到彼此肉搏大戰的「武鬥」都可以看到了「文革遺風」，群眾鬥群眾，讓遊客打開眼界，也使香港本地人憂心忡忡。更不要說社會上被嚴重撕裂的情況，父子反目、夫妻吵架、兄弟姐妹內訌。網絡上一言不合，就彼此「Unfriend」。

香港人似乎在一夕之間，發現香港這個亞洲治安最好的城市，進入了一個「法律假期」。由於主要幹線被佔領，每天數以百萬計香港人的上下班都面對交通阻塞的影響，在佔領的「政治正確」下，民主小將認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而在佔領區的商戶，生意立刻受到巨大影響。在旺角的一百多家小商戶，平均每日損失一百二十多萬港元，更不要說那些大公司與機構，都蒙受巨大的損失。經濟學家雷鼎鳴曾經估計，佔中的經濟損失，約在三千五百億港幣左右。但它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更是難以估算。

真普選又如何？

作為香港人，是希望會有一個真普選，但群眾誤解有民主，經濟問題、民生問題和政治問題都可以解決，他們將生活上諸多壓抑都歸咎於政制，以為一人一票就可以改善生活。我曾經假設香港真的有真普選，將十數位泛民、建制及一些下屆有機會做特首的人放在網上，任由網友投票，結果他們都很難選擇。其實環顧亞洲多個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不是分成兩派，天天鬥爭；就是選出平庸，甚至有腐敗政府出現，屆滿替換。

朋友去過南非，曼德拉的祖國，現分享他的文章：

最近暫別滿城風雨、怨憤滿盈的香港，走訪一個成功爭取民主、自由、平等的國家，即南非是也。

該國自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至今20 年，透過全民普選，連續三位總統都是佔南非人口大多數的黑人當選，是實實在在的黑人當家作主。不過，政權到手後，除了首任總統一代偉人曼德拉政績為人稱道外，隨後兩位則力有不逮。現時南非不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仍待改善，包括貧富懸殊、普羅大眾的住房問題。筆者短住南非第二大城市、人口約380萬的世界知名旅遊勝地開普敦，在距離繁華、摩登、名店林立的酒店和購物區V&A海濱只是十數分鐘車程的一個海灣，景色有點和淺水灣相似，雖然比後者土地面積大數倍有多，依山面海卻密麻麻的建滿了售價可高達500萬美元的房子。
另一方面，從旅遊區前往國際機場的一段高速公路，同樣也是十數分車程，路旁可見一個佔地很廣，全由單層鐵皮屋組成的寮屋區，令人想起香港本世紀初才完成清拆的大磡村。寮屋群面向內，背向公路，公眾廁所（香港常見的流動戶外廁所）排列在寮屋群後，從公路清晰可見。豪宅與寮屋的強烈對比，反映了貧富懸殊、平民居住環境差劣，以及南非其他社會、經濟、民生問題，不是有了民主選舉和平等參與便可迎刃而解。歐美亞非澳各國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和政府，從事用人唯親、官商勾結、公器私用、政治交易、貪污舞弊等劣行，時有所聞，與共產國家和其他一黨專政的政權管冶相比，或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相信香港爭取「真普選」陣營的核心當然知道就算夢境成真，接下來的問題，是誰人有兼備管治、駕馭、親和、凝聚的能力與高瞻遠矚的宏觀視野，為香港這本難念的書譜寫新章？他們可能其實也是以「袋住先」心態，見步行步。希望每個支持「真普選」的市民，不會以為爭取政改成功，便是解決了香港各種問題的一半，以免希望愈大、失望更大。
早前有報道指多屬五十後及有經濟能力的港人，對紛亂的持續政治爭拗和內耗未知何時才能完結覺得煩厭，考慮移民外地，遠離政治是非地。有八十後朋友告知筆者，不少其同輩基於不同理由，亦興起移民的念頭。他們覺得香港前途灰暗，大陸化的趨勢已逐漸由政治層面蔓延至社會其他層面，慢慢蠶食《基本法》保證33年內還有效的香港制度和各種個人自由與權利，令此地不宜安身立命，養兒育女，故此打算若有機會的話，便移民外地。在香港人口日趨老化，各行各業人手都出現青黃不接問題之際，假若加上流失一大批土生土長的接班人，空缺只能靠內地和海外人才填補，屆時演變為「惡性」循環，香港可能加速大陸化，但如果經濟因素如薪酬和事業發展機會能夠吸引外國人才，不排除香港相反變得更國際化。北京、上海、深圳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無輪是大陸化還是國際化，現時萌芽的本土主義，會否瓦解還是更加茁壯？少了前特首曾蔭權所說的「香港仔」（不是指地區），誰來界定和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人應覺醒吧！

香港作為中國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的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做法：

一、1997年到2003年是盡量不干預。

二、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中央開始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 “有所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思想。

三、從05年到07年，得到中央的支持，香港出現CEPA效應，經濟好轉起來。

四、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因官員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特首民望逆轉。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五、2012年至今，12年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中央某程度上不太相信香港人，所以14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中央認為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就是中央給你有多少自治，就有多少。

以上就是香港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情況，香港人應覺醒吧！認命與否，適隨尊便。從以下曾鈺成的專訪，可知其個中原因。

記者問：幾萬人坐在馬路上，已經超過一個星期，佔領運動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您之前有預想到嗎？

曾鈺成答：完全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最近大家見了面都說，從來沒有估計到。我看“占中”的最初設想也不是這樣。至於原因，我想我還是不要評論。事實就是，參加佔領運動出來的市民，是比任何人，之前的估計都要多。其中年輕人占了多數。

問：群眾運動發展到後期，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場。您怎麼評估這種可能性？

答：無論是最早發動“占中”的“占中三子”，或者說學聯的領頭人物，他們應該也從來沒有想到運動會發展到這麼大的規模，正是這個原因，他們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有效地規範和控制它的發展。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時間拖長了，出事的機會就高。我也知道，他們需要尋找安全退場的途徑。但是，起碼到現在，這是不容易。因為大家的口號已經叫響了──人大重啟政改、梁振英下臺。這兩條訴求，老實說，我認為現在參加示威的大部分人也知道，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提也提了出來，怎麼辦？學聯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佔領運動實際上沒有一個很權威的、大家都願意追隨的領導，學聯不能代表全部人，就算談成了什麼條件，參與示威的人也不一定會散去。

問：那您怎麼看待這場運動的發展？

答：我的看法，是還要過一段時間。過多久，要看社會民情的變化。現在拖下去，我認為，對佔領運動的人是不利的。因為時間拖長了，受到滋擾的人是越來越多。再加上他們不能保證運動的發展有一個最合理、最好的策略，同情你的人可能越來越少，反感的人越來越多，這對運動者來說就有壓力。為什麼要尋找退場機制，就是因為組織者看到這一點。運動的訴求還沒有達到，多次發出最後通牒，說你不下臺，我就升級。你怎麼升級？你越升級，對運動本身的壓力就越大。比如你衝擊政府機構，政府很難不調動最大警力來防禦，衝突就會很尖銳。另外，你越升級，會造成更多普通市民的不滿。你不升級，這樣拖下去，能維持多久？發展到這個階段，對任何群眾運動的組織者，是很大的考驗。對政府的考驗當然也很大。很明顯，9月29日開始，政府也改變了28日的做法。28日施放催淚彈的做法，大家客觀上看到，完全不能起到讓示威者散去的作用，反而刺激更多的市民出來參與。29日開始，特區政府改變了對付佔領行動的策略，我認為還是對的。目前，我只能希望再過一段時間，大家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提出一些比較可行的條件。

問：看學聯與學民思潮提出的四大訴求，包括要求人大撤回決定、特首梁振英下臺、普選需要有公民提名、重開公民廣場，似乎重開公民廣場——就是那個政總門前在7月被加上鐵欄杆封閉起來的示威空間，是最有可能實現的？

答：相對其它三點，當然可以說比較容易。但也很難要求特區政府說，好吧，我們就開放。從政府的角度看，我開放了，能換來什麼？是不是馬路上的人就能撤離呢？也不一定。我開放了公民廣場，你就會放棄升級行動嗎？如果我開放，更方便你衝擊政府總部，那我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呢？就算政府是願意開放──這一點，我現在還不能太有信心──從示威者方面，你也要考慮，開放能換來什麼。

問：在這次運動裡，明顯可以看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開槍流血的陰影籠罩著所有人，施放催淚彈那天，很多人會高喊口號：“香港不是天安門！”

答：我只能是這樣說，我認為歷史是不會簡單重複的。前事不忘，大家都記得以前的經驗。包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明白，要儘量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學生方面也是這樣，他們懂得怎樣從前人的經驗吸取教訓。大家都不願意看到，悲劇再次發生。

問：這次運動的起因是民主訴求，很多市民認為8月31日人大關於香港政改的決議，斷送了香港30年來爭取“真普選”的希望。有泛民主派的議員集體聲明，說將盡力在立法會集體否決這個方案。但您一直力倡讓人大方案通過，並多次強調如果不通過，香港會面臨很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到底是什麼？

答：我認為危機有幾個方面。第一，特區政府管治面臨非常大的困難，不說是無法管治，但是非常困難。這個困難不是個別人的能力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上有內在的矛盾、問題，令到有效管治很困難。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體制上的問題，去研究怎麼解決。但是，我們政制發展的最後一步──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機關，已經成為社會和議會裡最主要的課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沒有人有興趣，沒有人願意跟你談。如果不先解決這個問題──起碼，暫時，先把它掛起來，有個階段性的解決，才能凝聚社會的力量，去研究解決我們管治上的很多問題。

第二，2017年能不能普選行政長官，不光是2017年的事，是我們講了很多年，香港人等待了很多年的事。你今天問我，一人一票普選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最好，最適合香港，我不敢說，但我們沒有其它選擇了，因為基本法已經寫了，2007年人大也做了決定了，大家都非常強烈地覺得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了。要是我們不成功，那香港很多市民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老實說，如果2017年沒有普選，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甚至可能以後都不可能有。剛剛說的，因為管治問題產生的矛盾，就會更加尖銳。過去這幾年，對特區管治不滿意的人，會說，我們等，等到這個普選再說。現在沒了，連這個希望都沒了。整個社會的氣氛肯定很壞，會更增加管治的困難。

第三，最終，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注：按照人大定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立法會普選最快在2020年可以實現），是寫在基本法裡的，是我們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我們如果不能達到基本法說的最終目標，也就不能說一國兩制成功了。要是我們2017年沒有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也不可能普選立法機關。如果香港人就像最近的佔領運動一樣，用比較激烈的方式表示不滿，那中央也會考慮，香港的局面，還可以維持繁榮穩定嗎？當然習主席最近重新強調，會堅定不移地實行一國兩制，但是，如果真的發生威脅到香港繁榮穩定的事件，我認為，我們國家的領導，也需要考慮了，這個一國兩制到底怎麼落實。這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命運，也直接影響到國際社會對香港成功推行一國兩制的信心。

問：所以您認為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遇到的最大挑戰，而且萬一出事，中央政府可以講，是你們先不要一國兩制的？

答：是，肯定是這樣。

問：但是為什麼很多非常資深的政治學者都認為，人大給出的這個“普選”不能要，寧可拉倒，也不能“袋住先”，否則再沒有改善的機會？

答：老實說，任何人你真的去研究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我認為不可能得到這麼一個結論：你接受了人大決議，就是大倒退，就是等於放棄了爭取普選。但是很可惜，在8·31以後，整個社會氣氛、政治氛圍，讓很多人，包括我們學者，都不能接受這個方案，真是很可惜。我認為是，第一，你認真地去拿人大決定來跟現在比較，肯定人大決議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絕對不是退步。更重要的，走了這一步，就等於保持我們的門繼續打開。要是泛民主派不滿意這一套，走了這一步，就可以為再往前走創造條件。反過來，要是你否決了，我認為等於把門關上了。你否決了，你覺得中央政府會轉過頭，拿一個你更滿意的方案出來？不可能。

問：您以前說過，需要分辨哪些事情是可以改變，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改變。您覺得這件事就是香港政治現實的天花板嗎？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答：對，就是這樣。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們調動足夠多的民意來抗爭，就可以把這個天花板拆掉，或者把它抬高一點。但是天花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要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放心程度。你讓他越放心，他就越放開一點。你讓他越不放心，他就越感到所謂國家主權、安全受到威脅，就收得越緊。只能是這樣。如果說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起草基本法的時候，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的第一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的話，那今天，這個情況已經變化了。香港發生的事，今天中央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它對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到底有什麼影響。如果中央政府最後要做衡量，一邊是香港的繁榮穩定，一邊是國家安全，就這幾年的情況來看，肯定是把國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這樣。要是通過這次運動，讓更多人認識到你說的“天花板”，可能壞事會變成好事，否則……

問：中央對港政策轉到國家安全的思路上，這個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答：主要是2012年。2012年11月召開十八大的時候，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前不是這麼提。這不能不讓我們看到，就是因為2012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連串變化，促成中央重新思考，對香港政策的方向。

問：中央對香港政策在回歸以來，究竟發經過了哪些變化？

答：回歸以來經過了幾個階段。1997年到2003年是非常放手，當時我是民建聯的主席（注：民建聯是香港親建制派第一大黨），中央政府告訴我，你們不要來北京，有什麼事，你向董先生提，向特區政府提。當時北京對香港完全放手，政策只有三個字：不干預。

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50萬人上街，反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一看，我們過去這幾年完全放手不對，於是03年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非常高層次，曾慶紅是召集人。他馬上邀請民建聯去北京，當著香港的傳媒，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有所為”。一直到05年，換了行政長官。

從05年到07年，整個社會氣氛是比較活躍的，第一是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發揮作用了，香港經濟好轉，都知道是中央的支持；第二是曾蔭權上臺，解決了一些董先生不能解決的問題，他跟泛民關係也比較好。一段時間之內，好像強政勵治成功了，有效管治成功了，巔峰就是2007年曾蔭權競選連任，民意支持度也遠遠超過了當時和他競爭的泛民主派的梁家傑。當時有種說法是，就算是普選，曾蔭權也會當選。這麼一個氣氛下，2007年底，人大常委會決定了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這個時間表是這樣出來的。當時定這個時間表，很多人，包括泛民主派的很多人，都很意外。大家本來不相信中央願意拿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就是因為05到07年，整個社會氣氛比較穩定，管治比較順利。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市政上，本來應該做的事，的確是沒有做。正如當時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加上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民望逆轉。一直到2012年，年初的行政長官選舉，出現了很多中央意想不到的狀況，然後梁振英先生一上臺，就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當年夏季，就是反國教運動。

反國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件。從中英聯合聲明開始一直到回歸之初，中央政府講的，做的，都是要儘量去增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但是好像過了這十多年，能給的好處都給了，還是不行。不但不行，回歸了15年，還會出現2012年的情況，發展到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聽說這一點，北京當時是很不高興。

真是很可惜，我們已經走到普選的最後一步時，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形勢逆轉的情況。我擔心的是……唉……我們走進了一個惡性循環。一國兩制裡面是有很多兩制之間的矛盾，需要雙方以最大的善意、互信，用務實的態度來解決。這方面現在很缺乏。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當然我們也明白，同一個時間，我們迎來了一國兩制啟動以來，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

問：所以才有了今年6月的白皮書，對“一國兩制”做了一個與以前很不一樣的闡述？

答：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當年，基本法立法的時候，不是這樣說的，當時的中央官員跟我們說：不能說除了國防、外交都是香港人自己管，你看看基本法，裡面還有其它權是中央政府一定要管的，但是，是很少數。我記得有一個中央官員跟我說明，只列出七條，包括國防、外交、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涉台事務、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等等。當時的官員說，就是這七條，沒其它了，其它都是你們自己管了。現在的白皮書說什麼？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我說你多高，就是多高。當然這也是事實。但你看得到這個表述的變化。所以是回歸17年，香港發生的變化，讓中央覺得，以前我強調一國兩制寬鬆的一面，現在要強調限制的一面。

問：當強者與弱者對峙的時候，你一方面要勸弱者非暴力，另一方面更要勸強者克制。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某種程度也是這樣的關係。

答：現在既然發生了這件事，如果可以理性處理，有可能促使大家反思，知道“天花板”在哪裡，也有可能開闢一條更有效的、實現一國兩制的路。要不然的話，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可能我們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為甚麼要支持一人一票的普選？

石老師收到一位苦悶父親/丈夫的信，我同意他的看法，現轉載如下：

給土生土長的太太和女兒的獨白
我已經3至4天沒有主動和你們聊天了，你們一定在心中憎恨我這個不支持非法佔中的父親，這個要多買幾件藍色衣服去旺角表明立場的丈夫。當一個12歲的小朋友哭着和我這個接受過大陸小學，香港中學，美國大學教育的，在國際金融中心闖蕩了20幾年的家庭支柱，爭論民主自由，真普選的時候，當一個完全香港土生土長的妻子，為金鐘受警方施放催淚彈影響的非法佔領交通主幹綫學生辯護：「他們還能去哪裏才能得到重視？」的時候，我無言以對。我深深的感到，黑社會、販毒集團、非法傳銷，總是由青少年和家庭主婦入手是有深刻的道理的。
我只能在黑沉沉的夜裏，來告訴你們，我眼中的這場民主鬧劇。
很簡單的2017年普選路：
根據《基本法》，在完成相關立法後，香港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對於候選人提名機制，各方有不同意見，香港要利用每人一票選舉的機會，獲得民意取向，在完成2017年選舉之後改進選舉機制如下：
2017年選舉投票機制：
除設立候選人1至3號票箱，設立第4個其他票箱。泛民或其他團體，可以印製統一選舉聲明，例如：
「本人XXX，選舉人編號XXX，因為以下原因，本人放棄選舉投票權，並授權選舉秘書處，公布我的棄選原因：
⑴本人認為提名機制不夠代表性，令某些好的人選，未能成為候選人。
⑵如法律和可以操作，我希望香港獨立。
⑶如法律和可以操作，我希望香港回歸英國管治。
2017年選舉提名機制（請參照Stanford Professor Lawrence Lau的相關文章）：
1,200提名委員會委員一人一票，推薦最多8個候選人（1/8可成為下一步候選人），供提名委員會特首候選人選舉大會投票。大會投票時，每位提名委員會委員可以提名3名特首候選人，最高票數過600票的3人成為2017年特首候選人。如果不足2人獲得600票以上，刪除得票最低候選人後，重新選舉，直至最少2名候選人每位獲得600票以上。供有資格選民去選。
2017年選舉公布（樣本）：
總合資格選民選票：5,000,000 候選人A得票：2,000,000 候選人B得票：500,000 主動放棄投票權：1,500,000 原因1：提名機制1,000,000 原因2：…… 廢票：…… 未投票：……
2017年選舉結果點評：
兩個方案：
⑴溫和派派1人參與特首提名：在確保1/8可以進入提名委員會特首候選人選舉大會投票程序後，盡量發動選票，減少可能（最多8人）進入下一個程序參選人人數。在選舉大會投票中，發揮民意優勢，力求成為3人候選人的一員。
⑵如果溫和派代表成為特首候選人，則因應當時情況，考慮發動支持者投給泛民候選人，或者投主動棄權票。
⑶如果溫和派代表未能成為特首候選人，則發動支持者投主動棄權票。
⑷泛民左右逢源，可進可退，積累民意，以待成功奪取政權。
2014年的困局：
泛民激進派從開始政改討論，就立心不良，根本就沒有打算以合法途徑，爭取市民支持後，執掌政權。之前原因未明，現在證據充足：
缺乏治港藍圖 只能流於街頭鬥爭
⑴個人利益：普選等都是幌子，就是要沒有普選的混亂社會，一些人才可以自稱代表民意。但他們也不要崩潰的社會，畢竟在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就甚麼政客、律師也難得益。
⑵外國勢力：利用香港達到推翻中國攻權的目的。
⑶沒有執政能力，缺乏執政理念，處於因普選的實施後被香港市民拋棄的恐懼中：如泛民想執政香港，那麼他們不會犯以下低級錯誤：提交政改方案時，全力支持特首提名委員會1,200人中1/8提名就可以成為特首候選人的簡單方案，即2017年最多8名特首候選人。如果泛民想贏得選舉，就不應該提出所謂公民提名和真普選的概念，這種機制只會出現多名泛民候選人，嚴重分薄票源。
完全沒有篩選的真普選是500萬選民自動都成為候選人，問題是有沒有第二輪篩選投票，如果有，就又要訂立篩選機制，如果沒有，沒有壓倒性民意支持的勝出者，領導困難。至於1％公民提名和1,200提名委員會提名，都是篩選機制，按照泛民定義，都屬於假普選範疇。
泛民最大的支持者是政府津貼計劃的受益人：像大學、中學教師、社工、工會。由一班律師帶頭。但如果想執政，就要顧及工商和香港稅收支撑性行業的發展前景和相關措施。泛民沒有一整套的帶領香港前行的方案，所以只能搞街頭運動，混淆爭論議題，而不敢面對政綱的討論。這也印證了泛民為甚麼要發動此次佔中來進一步拖延普選立法和將拒絕普選方案的責任，推給政府和不同理念的市民。
如果泛民拒絕支持普選，將會是世界民主史上最大的諷刺：一個一直叫囂為爭取民主普選為目標的聯盟，懼怕聽到人民通過一人一票普選發放的聲音，而為一己私利，拒絕給予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2017年普選的候選人名單人，是篩選過的爛蘋果或好蘋果，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有權決定，我有權不選，而告訴全世界這些是爛蘋果，我們需要改進篩選制度。但泛民沒有權利，代表我在2014年幫我做這個評估和決定。我要2017年走進果欄，自己拿起供我選擇的蘋果，就算有些爛爛的味道，但我只會聞到民主的飄香，在自由的光綫下，我看到香港的曙光。
2014年的警告：
誰阻擋我獲得民主自由選票的權利，我與所有嚮往民主的市民一定會發起各種和平的運動，清除民主的障礙。希望泛民不要再玩弄各種把戲，回到民主的陽光大道上來。還有，泛民不要再愚弄利用無知學生，有本事，說服我在2017年普選中，投票支持你的理念。
一個香港市民
筆者按：假設按這位苦悶父親/丈夫的建議來作2017年普選，並選出以下執政班子：
特首：黃毓民、政務司司長：陳志全、律政司司長：梁家傑、教育局局長：陳偉業、警務處長：梁國雄、勞工處處長：李卓人。香港就一天「光」晒，全港人都「唔使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