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奏》

早年很欣賞日劇《女王的教室》，由天海祐希飾演的阿久津真矢，內容是一個以兒童的角度，去描述像女王一般的支配著整個班級的女教師。其後能令我追看的日劇是神探伽俐略，由福山雅治主演的物理學家湯川學，他利用物理知識，協助警方破下不少案件。

近期能夠吸引我看的日劇是《四重奏》，它由第一小提琴手卷真紀（松隆子飾）、大提琴手世吹雀（滿島光飾）、第二小提琴手別府司（松田龍平飾）及中提琴手家森諭高（高橋一生飾）合演。劇集包辦最佳日劇、導演、劇本、女主角（松隆子）、女配角（吉岡里帆）及主題曲（椎名林檎）等6 個獎項，成為年初大贏家，被網民稱為「神劇」絕不為過。產後復出拍劇的松隆子，憑《四重奏》連奪多個視后。

《四重奏》敘述偶然相遇的四位擁有音樂夢想卻無法實現，尚感覺不出人生到達頂峰，便發現生命力已停滯不前的三十幾歲男女，擔負各自的背景，以及懷抱對音樂的憧憬相聚一起，組成弦樂四重奏團體，在住處鄰近一家餐館演奏，就這樣，原本不相識的四個人，在雪色冷寂的輕井澤度過一季寒冬。

偶然相遇的組合，每個人的內心都隱藏鮮為人知的祕密，誰單戀誰的謊言？誰是已婚者？誰的過去如何？脆弱的彼此，因為對弦樂四重奏演出的共同夢想，再藉由個人的不完美，造就了獨一無二的靈魂。

當春天來臨，四個人決意分開，各自前往個人喜歡的地方，延續聊賴音樂夢想的人生。劇中主角之一，喜歡高談「不可逆理論」的家森諭高說了一段引人感觸的話：「我們是把喜歡的事當做興趣愛好，還是夢想？做為興趣愛好會很幸福，如果做為夢想就只能身陷泥淖了。現在正是夢想告終的好時機，把音樂當成喜好的時機主動找上門了。夢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實現，也不是堅持到底就能實現，可是擁有夢想不會吃虧，肯定不會吃虧。」

一直以來我喜歡日劇是它的劇情，製作認真，今次我喜歡它闡釋男、女戀愛和婚姻的方式。在《四重奏》中，劇中人被問及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 「夫妻是什麼？」編劇坂元裕二一直主張夫妻是可以坐下溝通的人，但在本劇中，編劇選取以留白方式鋪排卷真紀與丈夫的故事，他們想要坐下溝通，卻在最後關頭選擇了逃避。

劇集開篇，卷真紀丈夫卷幹生消失，編劇將觀眾引領到他是否被殺的懸疑設想當中，但他消失的原因其實是離家出走，因為他不想面對一個他已經不愛的人。夫妻是什麼？卷真紀的答案為： 「夫妻是可以分開的家人。」但在幹生眼中，卷真紀是他的愛人，卻並非是他喜歡的人。令我思考的問題是：原來愛和喜歡是兩回事，美好的婚姻需要這二者的完美契合。

卷真紀與丈夫婚姻關係的失敗，在於他們的價值觀並不一致。卷真紀是「因為想要擁有家人才結婚」，而幹生需要一個令他擁有戀愛感覺，具神秘感的伴侶，但婚後的卷真紀荒廢了小提琴，只關注柴米油鹽醬醋茶。日積月累，他們如兩條漸行漸遠的平行線，再無交集。夫妻關係本就建立在真心喜歡對方的基礎之上，然而潛移默化中的小事，就可以改變二人的感情，所謂愛情，其實就在一念之間，一念起，萬水千山；一念滅，滄海桑田。

劇中十分擅長運用道具表現人物心境，例如幹生曾送給卷真紀一本詩集，然而他視為珍寶的詩集，在卷真紀眼中，卻只是可以隨時被拿來做鍋墊。幹生也曾多次翻出這本詩集，發現書籤所在的位置，自他將其送給卷真紀的那天開始就沒有改變過，同時讓他明白： 「原來她也只是個普通人。」

本劇提出「價值觀不同，追求不同，無法同時進步，再相愛的人也會勞燕分飛」的觀念。婚後的卷真紀熱愛生活和家庭，並為家庭放棄愛好，也因此停止了進步，為愛情失去自我，最終愛人也會一併失去，這是該劇留給我們的最好啟發。

婚姻如圍城，劇中卷真紀和幹生的婚姻一塌糊塗，但在外人看來，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也印證了那句話：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世人皆有他人看不到的難處。

本劇主線講述四個音樂追夢人的人生遭遇，然而實際上， 「夢想」和「音樂」只是該劇的幌子，其真正要展現的是已過而立之年的成年人處世哲學，以及平凡生活表象下可能釀發的危機。劇集採取「以小見大」的講述策略，從四個樂手同在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開始，捕捉當中的瑣碎，將在炸雞中加檸檬汁是否應徵得他人同意、沒有夜班車是否是男、女之間的性暗示、是否應該翻看愛人手機、虛偽讚美裏的潛台詞等問題無限放大，成為觀照人生的哲學問題，引領煲劇人發現原來在成年人自認為獨善其身、言之有物的世界裏， 充滿着謊言和危機。

編劇坂元裕二給這部劇確定的基調為： 「無論是戀愛，還是人生，都無法盡如人意。」顯而易見，編劇要表現的是一種生活中必然存在的缺憾，正如劇中人物所言： 「所謂音樂，就像是甜甜圈的洞一樣，因為是有缺陷的人在演奏，所以才會成為音樂。」我承認，勵志的劇情、懸疑元素、娓娓道來的敘事節奏、充滿荒誕性的細節處理，加之突然爆發的激烈對白確實引人關注，特別是劇中的大量金句，能引起多數煲劇人的共鳴，自始至終，引起大家熱烈討論也僅限於金句和由此引申出的話題。

相比較中國觀眾對該劇的追看，本劇在日本的收視率並不理想，縱然如此，劇中人物直指人心的犀利對白，還是令該劇在社交網絡上大熱，觀眾認為該劇看似很生活化，卻揭示在我們不曾質疑過的生活慣性背後蘊藏的真相。而在我看來，以金句啟發觀眾固然重要，然編劇想要講述的內容太多，卻缺乏一個講述的重心，從而令人物性格淹沒在了一片瑣碎當中。

劇中生活遭遇各異的四名樂手因看似巧合的方式相遇，組建了一個業餘四重奏樂團；別府司出生於音樂世家，祖父是世界著名的指揮家，白天他是甜甜圈公司的上班族，提供別墅予其他樂手居住。四個人住在一起會否碰撞出火花？觀眾初時當然不得而知，然而劇中的這四人，雖住在一起，卻都背負着不為人知的過去和謎團，他們的相遇更是充滿謊言和欺騙。不僅如此，在世俗看來，除了別府司之外的三人各有各的怪異，卷真紀喜歡自言自語，說話音量細微到他人幾乎聽不到；世吹雀相信世上唯一可相伴終老的是她的大提琴，演奏時一定要脫襪才能找到激情，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睡覺；家森有言語強迫症，能與只是向他問路的女大學生當街親吻。

本劇經常從生活瑣碎中提取經驗、再將其上升到哲學層面，人物對白金句頻現，於情節細微處發人深省，劇中更是將這一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諸如全劇開篇四個人一起吃炸雞，別府司和世吹雀因沒有徵求大家同意就在炸雞中添加檸檬汁，引發了一番爭執，其背後折射的道理即是有的時候，我們認為的必需品，對他人而言有可能成為負累，且不應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評判他人行為的正確與否。除此之外，劇集裏的大量金句也十分耐人尋味： 「人生分為三個階段：上坡、下坡和突然」、「比悲傷更悲傷的是空歡喜」、「對方的讚美究竟出於真心還是虛偽，關鍵在於聆聽者，偏偏人就是喜歡聽好聽說話的主觀動物」。總體來看，我欣賞《四重奏》，可能與人生不同階段的體會，人生經驗有關。

禁絕煽動言論

香港不時仍然有煽動暴力言論存在，今天見石ＳＩＲ在報章發表言論，引文共賞：

煽動暴力 過火言論應禁絕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日前公開表示「搞港獨者殺無赦」，連日來已引發不少爭拗，有人甚至報警要求調查。言論自由可貴，但社會對任何人有任何過火言論，都應在「同一把尺」的標準下，一視同仁。

 　　何君堯「殺無赦」論原本是就大學近日貼出「港獨」標語及討論而發表的，並遭22名非建制派議員聯署批評，其後他又報稱自己和家人被人網上欺凌，要求警方跟進。

 　　事件既由大學校園「港獨」標語涉言論自由而起，筆者也從「言論」與「自由」說起。其實，上周四本欄已討論過言論自由的標準，相信這也是普遍港人接受的想法︰任何人的言論並沒有可任意傷害別人的「自由」，而言論也要有分寸，並須符合道德及法律標準，不可「踩過界」。

 　　在大學校園掛起「港獨」標語是涉嫌違法的行為，也已超出了言論或學術自由的範疇，而一些具恐嚇性的言論，與粗暴或侮辱等言論一樣，同樣不會被社會接受。

 　　發表言論，不可「過界」是社會共識，尤其是一些極端言論，例如鼓吹種族、政治異見的仇恨，都不會被任何社會所接受，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度就不接受有人提出仇恨言論或揚言要殺死政治立場與自己不同的人。

 　　大家不時會在公眾場所看到一些人用粗言穢語，互相對罵，可能他們覺得，粗口可加強自己的罵人「氣勢」，其實，這類謾罵很多時已不理性︰人用粗口罵你，你又報以粗口，真是「以暴易暴」的粗口版；「港獨」支持者的言論並不理性，難道反對「港獨」的人就可以鼓吹血腥或暴力的語言回應？若這些言論真是出於愛國激情，那麼這些激情真要有待認識清楚。

 　　政客通常會視在公眾場合曝光為一場「政治騷」，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劇本」和「對白」，但若因近日社會及公眾的輿論對自己政治立場較有利而錯判形勢，或被小小優勢沖昏了頭腦而以為可得「勢」不饒人；或「殺」得性起而失言，就好應考慮收回相關言論，才是勇氣的表現。直斥記者「超低能」、「廢柴……嚟挑機。」徒被人看到自己的衝動而不是從政的激情，只看到自己的愚昧而不是勇於承認失言的勇氣。

 　　煽動暴力只會換來更多暴力的回應。近年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已沒有了「市場」，港人何時才懂得擺脫「非友即敵、有你無我」的思維，重返理性、講道理的年代？

殺破狼．貪狼

以紫微斗數三粒星「七殺、破軍、貪狼」為名已拍了三集，今集《殺破狼》以「貪狼」為題，以文藝中生古天樂做主角，扮打仔中生…算是有難度！

故事由飾演香港警察嘅古天樂棒打小鴛鴦開始，女兒到泰國旅遊期間莫名失蹤，他即親赴泰國報警求助。過程彷彿冥冥中有天意卻又是人的選擇，天意給你選擇，你選了一個方向，路便沿那方向走，而你茫然不知，選完一回又一回，終於被天意和自己主意帶到終局，而無論是喜是悲，終得由一己之身承受。如果不拆散女兒與男朋友，如果不仁慈對壞蛋伸出援手，如果壞人不打了妓女，如果這樣如果那樣，結果又會如何，都是假設性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問題，無人有答案，唯有果報自受。種種如果重重疊疊相加起來，便是傳說中的「命」了。
所以情節非常配合戲名。「殺破狼」，紫微斗數命盤的某種獨特格局，由此延伸出先天的性格和運勢特徵，然而導演認為斗數絕非宿命，而是在格局以外，更要看三方四正的相生相剋和流年大限的變動飛星，否則論斷不了準確時運。開斗數命盤易，解斗數命盤難，只因，天意難測，人意也難測。我們既是自己的因也是自己的果，凡人看果，佛家察因，這才是命運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第三集《殺破狼》以「貪狼」為題，再次操玩紫微斗數的星宿格局，狼行四野，貪欲衝天，多少悲劇由而衍生。相對於西洋星座，斗數之於鍾情文字如吾輩者，當然較具吸引力。什麼人馬金牛巨蟹，儘管各有具體形象，卻遠遠比不上那一個個鏗鏘有力的詭秘漢字。
貪狼七殺破軍，廉貞紫微巨門，以至於擎羊火鈴化忌化祿化權，十二宮位廿八主星六吉星六煞星還有乙丙丁戊各級副星，粒粒從名字開始已經有性格有形象，有若《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一拍胸脯，高喊名字，大概行徑即躍然紙上，勾畫出你的生命地圖，讓你明白前路上的險惡風邪和地勢高低。
但亦正如水滸英雄的命運彼此牽連，紫微星宿亦有相互拉扯。且看貪狼，基本論命說是桃花，但到底什麼叫「桃花」呢？指的是淫蕩不羈，抑或是廣結善緣？還有貪狼落於何宮，又跟何星碰撞，亦際遇不同。中州派斗數對貪狼有不少斷訣，亭老著作提及「貪狼午宮獨坐命宮，雄才偉略」，如「貪狼在寅宮陀羅同度，風流彩仗」，又如「貪狼居旺宮，終身鼠竊」，又如「貪狼廉貞同度，男多浪蕩女多淫」。吉凶差距可以如日月相隔之遠之遙，不一定逢狼必貪，就算貪，也不一定結局悲涼。
七殺破軍亦如是。七殺寅申子午位，一生爵祿榮昌。七殺臨身命，流年刑忌災傷。七殺重逢四殺，腰駝背曲陣中亡。七殺破軍宜外出，諸般手藝不能精。破軍子午宮無殺，官資清顯至三公。破軍貪狼逢祿馬，男多浪蕩女多淫。破軍辰戌丑未宮，丙戊生人富貴同。破軍居兄弟，骨肉參商……同樣的幾顆星宿，處位不同，流年有異，榮辱竟是顛倒。
這是多麼複雜的推算。斗數，或許如同所有命相玄學，問者前來求索的是一張固定的生命圖譜，但所得者，往往只是另一團使人眼花目迷的混沌。混沌理由之一在於不易論斷，命運太迷離了，世間有命，卻難有精準的命運論斷師，即使有，亦輪不到你去成功排期。
理由之二在於因果造化和行止業力，你用何種方式介入，命運輪盤即用某種神秘的方式移轉，玄學家能夠斷命，卻斷不了你的因果去向。所以，到最後，命也斷不了了。難怪亭老曾說：「信術數，不如修因果」。他初研習斗數，其後移民彼邦習佛。
理由之三在於，就算臨終時回顧一生，所得之命確如先前論斷，但，你若逆來順受，又何逆之有？
人有因果，因果影響命勢，我現今六十多歲了，做了不知多少或惡或善的業，有些能說有些不能說，運勢所謂吉凶，到底何者為「吉」何者為「凶」，是命盤說了算？抑或由當事人即我說了算？
台灣作家駱以軍，自稱深研紫微斗數，早前已寫過關於斗數的天人交戰。他引述深諳紫微之術的另一位作家之言，指出「中國的紫微斗數，後面隱藏的是一套最世俗、勢利的價值觀」，一方面渴求人人稱羨的天爵禮物，如富貴，如權祿；另方面恐懼陰暗角落的破敗衰亡，如貧賤，如孤寡。
問題是：「斗數能在虛空中扳指推算出那些『貧病交迫』的藝術家們，生命裡某一個停格靜止，只有他們看見，無法換算成世俗價值的，像核爆般無法言喻的豐饒至福時光嗎？如梵谷、曹雪芹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命盤？斗數的探勘定位雷達，真的能潛入人心那廣邈海底，繪錄下破軍之人、火鈴之人、地空地劫之人、天姚之人……這些災難之人內心流動旋轉的闇黑圖景嗎？」
這就是說，命盤之「凶」，恐怕於某些人來說只屬一時挫敗，若把時間軸拉長，拉到後世百代，「凶」者或實為吉。即使當時是「吉」，但那種世俗之吉其實為當事人所厭所避，他們心裏自有一套不為人知的吉凶價值，跟世俗是如此格格不入，他們愛之喜之求之，遠非命盤所能插嘴。
某些年輕人喜歡看命，不論是中國術數抑或西洋星座，求的無非一份「生命操作指南」以供定位方向。而當過了某個年紀，若仍有看命的興趣，桃花李花已過，最想讀的恐怕只是「指南」末頁的細字附錄——原來生命裡有這麼多故障意外，而每個意外都有它難以解釋的理由和無法解決的無奈。所不同者在於，機器壞了，可以送廠修理或更換；生命未如預期，卻只此一回，出門不退，唯有等待下世輪迴，再試運氣。

預測命運

舊同學談易經，使我記起我也曾思索過生命的意義，無可避免地會接觸到「命運」這個大課題。除了命運外，還包括時空，一個比較科學的名稱。其實時空也可以稱為「個人的地運」，包括個人出生的時代和國家的政治環境、出生區域的社會環境、個人的家庭環境….等等因素。生命的意義就是在「限制」、「羈絆」和「束縛」之中的創造。研究術數的人都知道，天時地利和父母都會影響「命運」。所以算命時，算命師一定會問當事人及其父母的出生資料。

命運，從宿命的角度來看，是避不開，擺不脫，某程度上個人沒法左右，人力不能駕馭。每個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賦與一種命運，而這命運如影隨形，在冥冥之中支配操縱著每一個人；隨生而來，隨死而去！
命運，從因果的角度來看，則是有自由度，有抉擇，有轉捩點的命運，而且沒有幕後操縱者。一個好人，做了善事，會有好報，即有好運。
中國人早在魏晉已產生玄學，其代表人物名阮籍和嵇康，到唐代已經發明了命運的預測方法，所以中國人對於命運這個名詞的概念比西方人有更實質的看法，起碼我們能夠對命運提出一個「操作性的定義」，就是：
「凡是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命運的範疇，凡是不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疇。」
我比較相信宿命和因果都會影響命運，其實可能還有不少因素：譬如性格、父母、成長環境、生活的時代、國家…等等。
周遭有很多人相信我們有自由意志。如果你曾經認為你做錯了選擇或後悔某個決定，那麼，你相信你有自由意志。因為有自由意志你才能做選擇。當你站在一個交叉口前，在沒有任何外力干擾下，你可以選擇向左或是向右，只要你不是機器人，你的心智有能力做決定，那麼，這就是自由意志的能力。上述不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個人自由意志的範疇。
喜歡算命的人，如果相信命運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宿命的範疇，與自由意志有衝突。因為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這個世界的變動就會極度複雜，宿命的存在會變成根本不可能的事。例如，大家最喜歡算的命不外乎是愛情和事業或是身體健康。以愛情為例，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結構裡，一個人的決定會牽動整個結婚鍊，當男A決定和女A結婚後，婚姻狀況可能是男A女A,男B女B,男C女C,男D女D,男E女E,…,當男A的自由意志決定不和女A結婚而娶了女E後，本來要和女E結婚的男E可能娶了女D，而本來要和女D結婚的男D或許娶了女B,…,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可能改變一大段的結婚鍊，當所有人都有自由意志後，這種變動性又更加的複雜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僅你的自由意志影響著你的未來，別人的自由意志也影響著你的未來，那麼，還有什麼冥冥之中的註定呢?
不過上則博文《業力與潛意識》提到科學家設計一個實驗，自願參加者經實驗証明：我們沒有自由意志，或許看作自由意志並不存在，我們其實是受潛意識擺佈。在人們意識到發生何事之前，大腦早已做出了決定。基本上，來自潛意識的大腦活動才是整個局面的掌控者。潛意識是我們熟知的無意識，控制着我們的多種行為舉止，好處是幫助我們快速處理信息、知識習慣以及聯想。因此無論是在玄學界、經濟界、技術領域、政界、醫學、氣候還是其他許多領域，預測既定的結果無所不在。
歐洲很多預測的形式是在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轉型期間產生的，使用概率測算，歷史證明這其實和賭博也有關係，中學生也曾學過，一粒骰子扔出雙數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預言在於給我們岌岌可危的人類安全感。在此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克服「不定性」的問題。「不定性」在哲學用語中指的是一個事實的狀況，該事實的存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對這個概念在社會學上的表述是：「此物如此（現在、過去、未來），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是別樣。」我們所謂的未來原則上的開放性並不是完全等同於偶然性。
因此，預測在人類的存在中是一個常量，這並非偶然。占星術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星體運動的規律性被視為和人的利益密切有關，或可以視為是其符號和跡象。早在公元前4000年，東亞就出現了骨占的使用，而從公元前1400年起骨上就刻有文字。最初，這種預占的形式肯定是為了簡化複雜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預占形式本身變得越來越複雜：占星術早在古老的巴比倫就變得越來越有序，之後在托勒密的推動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統；如果說西方的、托勒密式的星相學是從星座之間的「正常的」關係出發，那麼中國的占星則把注意力放在「不同尋常的」現象中，如彗星、日蝕等。所謂預占之「技」，套用醫術的概念，我們用「術」會好一些，主要是依靠計算，即用「科學的」或「前科學的」甚至「偽科學」的方法進行計算，而別的預測未來的形式則是和直覺相關聯。古希臘的女祭司皮提亞在德爾斐神廟傳達阿波羅的神諭，《聖經》中耶和華的先知，同樣穆罕默德是伊斯蘭教的先知。在中國也存在先知這個現象，這主要是指扶乩，扶鸞或降筆，關鍵是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系統的記錄始於宋元時期，到清朝出現了這樣的文集，很多高官如朱圭，應該說是地位顯赫，還積極參與這些文字的撰寫。
常有人聲稱，古代中國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者自由的概念很弱。也許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另外一種現象：在一個允許並相信預測命運的文明中，用從預占中獲得的認識，理論上講，是可以和命運進行斡旋的。這是以決定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但是決定主義和宿命論有着本質的區別。決定主義認為宇宙及人的命運儘管遵循規則，這些規則只有在理想狀態下，才能加以認知。
中國的卜算文化可以分為「卜」人和「卜」地，如果說，「卜」人和西方還有很多相通之處，那麼「卜」地，即看風水，則是西方所沒有的。而風水文化的發展，有很多因素，但是也和地方官學的興修有密切關系，一般人認為，地方官學的風水和士人中舉有密切關係。
中國古代流傳下來很多和命運交涉的形式：從法術到道德修身。在佛教世界裏也可以改善宿業，來達到和預言相符，減少不良後果甚至徹底抵消。此外我還要提醒大家，注意占卜的心理衛生方面的作用：一條吉訊可以讓我們獲得力量，一條惡訊可以讓我們倍加警覺。
時至今日，「迷信」這個概念歷經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意義已經被掏空，成為了批判的話語，隨着角度的變化，可以用來指責任何不受歡迎的觀點和實踐。但是命學實際上是符號的規範化，這些符號可以來自大自然：這可以是雲的不同形態、天體的運行、雷電、妖魔的現形和鳥的陣列，這些符號被加以分類而系統化。而另一種規範化的形式則是獨立設計「符號」，例如抽簽、打牌、用骨牌──骨占及使用《易經》。特別是後者儘管是人的產物，但是往往被視為大自然的傑作，正如天體或各種氣象現象。兩種規範和分類，試圖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賦予意義，和我們發生有用的聯繫，因為正如上文所述，我們人類無法承受意義的缺乏及絕對的隨機性。
可見，如果我們想把預測作為人類知識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以進一步探討，那麼借助迷信這個概念，我們不會取得新的進展。有些方法，因為其系統性，以及和客體的現代預測的接近，例如天氣預報。所以，我覺得，要研究漢學，這是不能被忽略的。《四庫全書》的編撰者紀昀當年的不偏不倚的看法，時至今日還是有說服力。在談到狹義上的預占（而不是《易經》）時他指出：「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接着他又指出：「遊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在紀昀看來，「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這一看法和中世紀的哲學家大阿爾伯特不謀而合，他把西方傳統的預占術稱為「不定之術」，他也把醫術歸類於其中。
綜上，預測是人類共同的興趣和利益所在，但是東方和西方對待命運和自由（能動性）的態度不同，所以其預測在兩個文明發展中的路徑及側重也有所區別。最大的區別在於預測在西方的歷史進程中，遭受了很多禁令，如基督教禁止預測等，這些禁令雖然沒有完全中斷預測的發展，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阻礙了其發展。而在傳統中國，預測儘管屬於「小道」，和「正道」時有對立，但是小道還是能夠有自己的發展空間，並沒有在根本上遭到禁止，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受到意識形態支持的「迷信」的概念。在所謂的科學預測屢屢失敗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迷信」這個概念及其負面意義，重新審視預占在人類知識史上應有的一席之地。

報應

早前，某高官喪子，有人在網絡中說：「佢係教育界人士，但自己子女都救唔到，仲有想搞砸香港教育嘅前科…宜家重點在於佢嘅報應，並唔係佢嗰仔嘅遭遇！」「仲有咁多人恭喜呢啲黑心高官個仔死左，只係佢哋漠視咁多條學童同老師嘅人命嘅報應！」

心想：咁多學童同老師嘅人命，如果真的與佢哋父母嘅報應有關，他們應否背負這樣沉重的控訴？佛家或許認為是上一世的業，他們又有可能是上一世同一關係。為了找到答案，參考一位智者網上文章：

「父債子償」不違因果業報

    佛教講「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飯各人飽」，修行是別人無法代替的；因果業報更要自己承擔，別人代替不了。

    話說有一位年輕人信佛十分虔誠，對因果業報深信不疑。但是他的母親沒有信仰，自然不相信什麼因果業報，所以總是告訴兒子：「你不必相信什麼因果報應，果真有因果，就讓我來代替你受報好了。」

    有一天，兒子不小心被刀子割傷了手指，他就趁機對著母親說：「媽媽，請您趕快代替我痛一下吧！」這時媽媽終於知道，世間上有很多事不是別人能夠代勞的。

所謂：「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在「自業自受」的定律下，一旦造了業，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如《地藏經》雲：「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一語道破「善惡因果，決定有報」、「因果業報，自作自受」的至理。

    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一個人除非不造業，否則造了業就一定要受報。在《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說：「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即使已經成道的佛陀，也有「馬麥之災」，也要償還。

不過，「自業自受」是指自己的「別業」而言，別業之外另有人我之間的「共業」關係。例如，為什麼一群人同生在一個國家，共用山河大地及國家的各種建設與資源，乃至承受一樣的天災人禍等苦難，這就是彼此的共業所招感。

    在共業的招感下，有緣的人自然會有「患難與共，禍福同享」的情感。例如，父親偷盜搶劫，外人不會相助，但兒女看在父子親情的關係上，就會去幫忙。因此，父母的業力無論是善業、惡業，都會牽連子女，甚至影響到後代子孫，而且在同業相招的原理下，行善則招感有德者為後代，行惡者則招感敗德者為子孫。

    現在社會上有許多有聲望的民代，不但本人獲得選民的擁護、信賴，一旦兒女出馬競選，也能獲得支持。人望，就是父母留給兒女無形的資產。反之，父母素行不良，兒女也會遭受恥辱。

    甚至中國人講：「積善以遺子孫，其福必昌；積惡以貽家人，其禍必危。」乃至「父債子償」之說，都是一種共業的牽連關係。「父債子償」不是業力的轉移，而是共通業因的分擔，仍不離「因果」關係，自然也沒有違反業力論。

    佛教的因果觀，源自「緣起性空」的道理，佛教講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仗因托緣，才有果的生起，而此果又成為因，待緣聚又生他果，如是輾轉相攝，乃成森羅萬象。所以，大至一個世界，小如一個微塵，都沒有實存的自性可言，而因緣不同，果報就會有所差異。

    因緣，有外在和內在的不同，外在的因緣是一般因緣，內在的因緣是價值因緣。外在的因緣就如在同一塊田地上播下不同的種子，收成就不一樣，這個種子就是價值因緣。又如：一樣的父母，養出不一樣的兒女；一樣的老師，教出的學生程度也各有不同。外在的一般因緣，如父母、老師，可能相同，但內在的價值因緣，如資質、心力，卻是各有千秋。所以說：因緣有內外，外緣雖然具足，而內因不同，果報自然有異。

    因果業報的關係極其複雜，所牽連的層面也很廣、很多，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清楚。例如同樣是殺人，有心殺人、無心殺人、過失殺人，動機不同，罪業就有輕重。業力也是一樣，不能只看表相的殺盜淫妄，內中的背景、因緣關係都要去深究。

    有人說打死蚊子變蚊子，打死人將來就能變人。這是邪見，因果不是欠人一元就還一元，不是看在錢的價值，有時可能是一條命，或是一生的榮辱。所以因果不是數量上的相等，而是有其另外的價值。

    「父債子償」不違因果業報，因為彼此互為父子，本身就有業力的關係。再說，從法律上來講，父親的遺產是由兒女繼承，當然父親的債務也要由兒女償還，除非兒女放棄繼承，否則「父債子償」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合乎因果。所謂佛法不離世法，理是通達的，不能這裡這樣講，到那裡又那樣講。

    佛教講因果業報，就是「做如是因，感如是果」，「因」到「果」之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緣」，緣分好壞，對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淮南的橘子樹移植到淮北，就成為柑桔，所以品種之外，也不能忽視氣候、水土等其他因緣的培植。

    現在的社會非常講究農產品改良，動植物都有專業人員從事研究，對品種的改良、取捨非常嚴格。其實，人也有品種的好壞，品種好的子孫，必然獲得父母的愛護、師長的讚美、國家的重用。如果品種不好，不但成為父母的麻煩，也是社會的拖累。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檢討自己的種子，是優？是劣？

    好的品種，從因緣果報上來說，種子本身是因，是主力，但還需要外緣的助力，才能有好的結果。所以，好的品種如果沒有得到好的因緣助力，可能也難以有好的發育；壞的品種如果得到好的因緣助力，可能也會有出人意外的成長。如民間台語有此一說：「歹竹出好筍」，這雖然未必是絕對的道理，但「因緣」對「果報」確實扮演著重要的支配作用。「因緣果報」的道理深奧而微妙，值得我們好好的深入探究！

其實亭老亦曾經講過類似作業的理論，對於報應增加認識。

教不嚴，師之惰?

退休之後返回大學校園幾次，為了緬懷大學時的情懷。幾次遇到的同學，都算是不過不失。但近日看新聞片斷，真令我失望。長江後浪不只推前浪， 長江也不再是長江了。現在的大學生論「覺醒」比我那年代的進步， 敢作敢為又敢言， 不用顯現真身， 在鍵盤的庇蔭下， 天下無敵。我這種笨頭笨腦的人， 幸好生於早年， 同學都是純樸有禮的， 做事都規規矩矩的， 不敢胡來。對着師長， 就算不是必恭必敬， 意見相左的辯論也不會變成爭論， 更不會圍堵他們的去路。心底不服氣也基於尊重而退讓， 雖然我是會寫大字報與人論爭的人，  但從未跟教授爭論過。相對於現在的大學生， 我真的很懦弱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古時候的大學教育原則，現今仍被本港大學視為金科玉律，但寫在紙上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繼香港教育大學有人張貼冒犯性標語後，其他大學亦有樣學樣，歪風吹遍整個學界，人們不禁要問，本港的教育制度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遭受喪子之痛，正常人都會寄以同情，然而教大民主牆竟出現幸災樂禍的冒犯標語，激起全城怒火，豈料城大昨日又有同類標語在校內民主牆出現，足見大學生不僅沒有半點同情心，甚至明知故犯，連是非之心也沒有，淪為不折不扣的禽獸。當然， 有人大義懔然名正言順講積孽的報應， 也有人把13+3子的判囚來作比較。

中國傳統有四維八德，三綱五常，即使時移勢易，但社會對人倫道德標準仍有底線，言論自由絕對不是為所欲為的遮羞布。事實上，年輕人之所以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恩賜，而是納稅人真金白銀的資助，納稅人每年對每名大學生的資助超過二十萬元，大學除了是教授知識的地方，亦是培養品德的場所，然而現今相當一部分的大學生不是數典忘祖，大搞港獨；就是心腸歹毒，泯滅人性，所謂甚麼土壤結甚麼果子，香港教育一敗塗地，已是寫在牆上。

必須指出，港府每年用於公共教育的開支高達八百多億元，佔政府總開支近兩成，其中專上教育佔了相當大的比重，林鄭月娥上任後更增撥五十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簡直就是不惜血本，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結果事與願違，孰令致之？回歸以來，教育制度朝令夕改，不僅中史科被邊緣化，國民教育又半途而廢，致使學生毫無家國觀念；有的老師不像老師，鼓吹「違法達義」；有的學生不像學生，醉心街頭鬥爭。要不是港府弱勢無能，一味被人牽着鼻子走，做盡親痛仇快的事，教育豈會失敗至此？社會豈會混亂至此？

早前中大學生會前主席辱罵內地生為「支那人」的短片曝光，那種兇神惡殺，那種面目猙獰，簡直比街頭爛仔更不堪，大學生連自己國民身份都不認同，連自己民族都不尊重，還能指望他們對社會有貢獻嗎？正如有人所說，不僅學校應該永不錄用教大學生以免誤人子弟，港府更應帶頭拒絕聘請這些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的大學生以免貽害社會。

古人說，教不嚴，師之惰，在香港，則不僅是師之惰，更是港府的墮落。君不見，佔中黑手藉大學教職之便散播違法和仇中思想，洗了整整一代人的腦，不但不用付出法律代價，甚至還得到大學包庇，港府更是姑息養奸。校園再也容不下一張安靜書桌，大部分學生再也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理性邏輯思維再也難容於香港，豈是無因。

業力與潛意識

上日TVB播映《霍金天才教室》紀錄片，提到一個有趣實驗：科學家讓自願受試者全套佩戴可以檢測到『腦電波動』的電極帽，他們可以任意按下遙控鍵，令室外放一次煙火；同時記錄腦電波動跟時間的變化。結果令人驚訝，腦電波動比受試者動作提早約0.5秒出現，但受試者在做出動作的0.25秒前，才能意識到自己產生了按掣的想法。這說明：在人們意識到發生何事之前，大腦早已做出了決定。基本上，來自潛意識的大腦活動才是整個局面的掌控者。潛意識是我們熟知的無意識，控制着我們的多種行為舉止，好處是幫助我們快速處理信息、知識習慣以及聯想。

假如你在開車，如果你是一個資深司機，開車可能就是你的第二天性了，但你不會像第一次開車時那樣對每一件事都萬分的注意，你的潛意識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做着大量的工作。
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我們的潛意識會影響我們的舉止，並且存儲了人們壓抑着的難以面對的痛苦或繁雜的記憶，佛洛伊德認為做夢和口誤或叫做佛羅伊德式錯誤，可以被檢測到，並且可以揭露一些壓抑着的記憶，如果你不小心說錯話了，弗洛伊德或許對此有科學的解釋。
事實上潛意識確實影響着我們的舉動以及舉止。過去十多年，越來越多神經科學家與哲學家主張自由意志並不存在，我們其實是受潛意識擺佈，只是有受到意識控制的錯覺。因此基於科學證據而質疑自由意志，其實某程度可以幫助我們引證業力(karma)與潛意識的關係。

大腦顯然可以在意識不完全的狀況下，指揮人們行動。最近越來越多哲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基於目前對人腦的瞭解，主張所有的人其實一直處於某種身心狀態。我們不是主動創造生活，而只是單純受過去事件以及察覺不到的潛意識機制所擺佈。即使在我們十分清醒時，自由意志也不過是某程度的錯覺罷了！
採取這種觀點的哲學家主張，所有生物都是受宇宙的物理定律所約束，每個行為都是之前事件的後果。人類也是生物，因此人類的行為是由我們完全無法掌控的一連串複雜因果關係所造成。宇宙根本不容許自由意志存在，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更強化了這種看法，顯示有意識地做選擇的行為，是神經在背後運作的結果，而非行為本身的成因。大腦不需經由「我們的意識」參與，就決定了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只是「感覺」好像有參與決策。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種看法，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爭論也持續發酵。

面對人類行為與情緒的失控，根據佛教的說法，這和個人業力有密切的關係。業力這個觀念是指我們在過去無量世（也可以說是「無始」）以來，在生生世世之中，所有的種種行為（包括身體的、語言的和心理的行為），所造成的一種力量，一直累積下來而集中到我們現在這一生之中。

不過，並不是我們過去世所有的業力，全部都會在這一生中顯現出來，而是要看哪一種業力最強，以及哪一種業力和我們這一生的環境、因緣最相近也最相應，才會在這一生出現。當然，如果業力的力量小，或是雖然強大，但是沒有機會或環境讓它發展，那麼它也就不會起作用了。

然而，很多心理分析學家都將業力歸咎於潛意識，認為是潛意識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我們的行為與生活，才會影響我們能力的發展和智慧的判斷。心理學上的潛意識，是自己不能控制也不能自覺的，它蠢蠢欲動，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產生這麼一個念頭，而且還不斷出現的現象。它很可能是由我們從小到大的種種經驗、學習而得來的影響，並在頭腦裡產生的一種力量；也有可能是自己給自己的訊息，並不是外界或生命之中發生過的事，但是自己的心念常常告訴它、暗示它，結果就變成一種潛意識。

因此，我們可以說潛意識是從業力來的，因為過去有些業的力量相當強，所以到了這一生會對某一些事情記得特別清楚，而且很深刻地進入頭腦，並從內在製造一些觀念，於是就出現一些念頭，變成了潛伏的意識活動。不過，它雖然從業力來，但是和業力並不同，潛意識是已經在運行的，在我們這一生之中時時刻刻找到機會就會出現；而業力則有的已在運行，有的則無，也就是有的在這一生能夠現前，有的則不會現前。當我們瞭解潛意識與業力 越多，發生問題的機會便越少，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那是什麼了。

這就像人都怕鬼，而人怕鬼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不知道鬼的模樣，也不知道鬼在哪裡，所以隨時隨地都在疑神疑鬼。反之，如果清楚鬼是什麼模樣，也知道它會在哪裡出沒，就不會怕它了。潛意識和業力也是這樣，如果我們瞭解潛意識 越多，對我們就越有幫助。

所以，心理學家、心理醫生往往也試圖勾起人們的潛意識，甚至用催眠術來瞭解受測者的潛意識中究竟在想什麼？想講什麼？準備想做什麼？當受測者知道原因之後，這個潛意識的力量就會漸漸褪色，進而不再產生作用。

而我們的業力就像有根的草，斬草本來應該除根，有時候雖然不除根，但是如果我們一看到草就砍，只要芽一冒出土就除草，那麼草根就會因為來不及吸收營養而慢慢萎縮。

同樣地，雖然有業力，但是它不一定會造成我們的困擾，就像草根還在，但是只要不讓它有機會生長，業力自然也會消失。我們普通人都有遇到困擾的時候，雖然我也肯定心理治療的效用，但佛法畢竟是正本清源，能除根的，所以用佛法來處理情緒煩惱，比心理分析或是催眠更好一些。

香港社會的撕裂

幾年前有社會學家呂教授認為當時「香港撕裂論」大行其道、每日見報都是諸如「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但「社會撕裂」，卻難以辨識出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況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此、呂教授進一步指出，從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當時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地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以上種種不過是社會狀態的一些極端化表現，並不能代表香港的大多數。因此，「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甚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甚麼形態的撕裂？」

作為一名教育從業員，喜歡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出發，我很同意呂教授對「社會撕裂」一詞缺乏系統調查資料支援的判斷，但從一些經驗的觀察來看卻不得不承認：當時的香港、社會分化愈見明顯，政治歸邊也會愈加嚴重、尖銳對抗的局面令所有人擔憂：香港社會事實上正在趨向一種撕裂的狀態、而且這種趨向存在著加速演化的可能性。

在任何形式的主義和制度下，社會分歧都不可避免。不同的利益群體對社會的政治或經濟資源分配有不同的意見，就會產生紛爭。有紛爭就好比拳擊運動員一般，必然會在規則之下盡力擊倒對方，但在比賽結束之後，獲勝者都會友好地和對手抱拳以示敬意，這種文明有序的競爭是一個常態成熟社會的基本運作邏輯。

現在的香港，情況卻有些改變。「這個社會存在甚麼裂縫？」要回答這一問題，至少要先詢問：香港社會之前是否有過類似的裂縫出現，如果之前沒有，為甚麼現在會出現？如果之前有、那麼現在這個裂縫是否正在擴大，是否又有從量變到質變的可能？

我覺得今日香港至少在政黨和社群兩個維度上存在著社會撕裂的傾向。

一、政治的分裂

在政黨層面呼籲盡快落實普選的泛民主派與維護政府、遵循循序漸進實現民主的建制派之間，分歧的裂痕愈來愈大。雙方各不相讓，都覺得對方是在趕盡殺絕，而這是在之前的香港政治發展中從未出現過的局面。

大部份香港人之間，事實上並沒有很多的矛盾。民主化快一點、慢一點，對民主化的認同也基本上沒有本質的分別、也並未有甚麼敵我矛盾之說。可是在梁振英政府上台之後，兩側陣營的政治對立，卻空前擴，把每個人部歸邊到各自的陣營，形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有你冇我」的二元對立。中間派的理性聲音被掩埋，雙方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在任何一例議題上，先劃線站隊表明政治態度，如果不加入某一邊，就會被另一邊人士攻擊。

這種互相否認、平平對決的政治譜系，不僅表現在言語上的口號和對駡，也在公共領域內上演街頭對峙。例如激進建制派與激進泛民派最近在旺角街頭的對峙（甚至兩派都出現了更為狂躁的「戰鬥組織」、特首梁振英出訪天水圍及觀塘時兩派的街突等、而形成一種「弱政府、強社會，瘋政黨」的奇特政治結構。

兩派爭執的其中一個中心議題，就是2017年的特首普選。建制派認為，候選人「愛國愛港」是普選特首的基本前提，在形式上也需先給過一道如筲箕般篩選的程式。在建制派看來、民主派等同於賣港賊，惟恐天下不亂，「反對派違法亂港的圖謀和行動正在升級，他們以所謂爭取『真普選』為藉口，不斷在社會上製造對立和挑起紛爭、企圖進一步搞亂，從而渾水摸魚、火中取栗，達到他們對抗中央、去『一國』化的政治目的。」而導致社會分裂的原因，「如果說我們社會確有進一步分化、撕裂的傾向和危險，那麼，責任完全不在建制那一方。」而在泛民一派看來，因為沒有直選，特區政府不是民主產生，沒有廣大市民的認受，既以政府管治缺乏效力，做甚麼都是不對的。在民主派的眼裡，建制等同於保皇黨，在肆無忌憚地濫用手上的權力，「當持不同意見政團及人士持續受到政府及執法機關打壓時，原來的意見分歧迅速演化為敵我矛盾、原來的嫌隙則惡化為難以逾越的深溝，甚至連基本的溝通、諒解也無法做到」。香港之所以會形成分裂，是因為梁振英政府「對撕裂社會不以為意，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撕裂的傷口灑鹽，令社會陣痛加劇。」

生活在這樣一個以激鬥激的兩極化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會很不舒服。

根據香港中文大權香港亞太研究所2013年8月28們最新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對於兩派陣營當時出現的互相指罵甚至肢體衝突的情況，有57.3%的受訪者擔心香港將經常出現這種情況，而58.5%的受訪者甚至估計，這種衝突在未來三年將會更加嚴重，事實上果然証明估計是正確。

如果兩大陣營繼續各走極端、彼此對抗，不共同解決「2017普選」問題、則必然會對香港未來的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深遠影響。可惜2017最終普選未能成事，林鄭當選特首，之後六位議員被DQ，「雙學三子」等人又被改判監禁，民主派認為社會會進一步撕裂，林鄭要花更多精力修補社會撕裂，在政改方面應該用胡官在選特首提到的「死纏爛打」的方式，向北京反應重啟政改的必要。此外民主派亦要求林鄭盡快就DQ議員的議席出缺舉行補選，為褫奪議員資格引起的社會撕裂「劃線」止血。可惜政府要依法辦事，對泛民要求未必如願，故撕裂不可能「劃線」。

二、社群的撕扯

在社群層面、近一兩年興起的中港矛盾，被注入了過去所沒有的政治維度而迅速上升到社群開急促而尖銳的對抗。從「蝗蟲論」、「自駕遊」、「國民教育」、「雙非孕婦」、「奶粉荒」到「反對本港大學濫收內地生」、任何一個很小的矛盾都會被無限度地上網上線，作過度的泛政治化解讀。

早年筆者有緣受聘高中學校，當中有幾名內地生，其後一位學生獲得港大收錄，成為本科生。入學數月後，與他聚會時訴苦：大部份本地生對內地生有點成見，思想上的衝擊很大、似乎根本無法融人本地生的圈子裡。相反跟自己關係最好的幾個朋友都同樣來自內地，只有在內地生的小圈子裡才會找到歸屬感。雖然我不會奇怪群體之間會出現分化，但程度上卻是嚴重，況且也不懂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到香港這個社會中？這位同學的困惑並不是一個單獨的特例，而是今日中港矛盾之下兩地社群分歧擴大中一個小小的縮影。

兩地之間存有矛盾，這並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話題。1980年代，香港經濟的成功轉型與騰飛，讓香港迅速發展成為一座舉世鞠目的國際化大都會常，而彼時內地還尚處於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階段。在相對貧窮落後的內地人面前，香港人在經濟上的優越感自然成倍放大「表叔」、「阿燦」、「燦哥」、「燦妹」等嘲笑性用語，就構成這一時期香港人對內地人的集體印象與認議。

「表叔」、「阿燦」登門拜訪，嘲諷的語氣雖說不好聽，但畢竟還是一家人，並不會產生甚麼實質性的衝突和傷害。一座羅湖橋將兩種制度區隔開來。此時的矛盾，也僅僅停留在兩地城市文化的疏離和社會縱濟表現的差異之上。可是今天羅湖橋已不再是一個界限分野，在強制兩地融合的大框架之下，「表叔」成為「蝗蟲」，一些激進的香港年輕人在街頭喊出「蝗蟲、滾回去」、「強國人襲地球」----中港矛盾從未有像今天這般如此尖銳利對立，充滿濃重的政治色彩。

在筆者看來有兩股力量在共同拉扯著香港這個社會，把社群矛盾的裂縫愈拉愈大。一方面，從本土論述的角度出發「兩制」精神是否會被一種單一的政治模式所取代、這樣的擔憂已經逐漸演化為一種深度的焦慮。我常常戲言：觀察香港，有三重境界：第一層境界，香港是個購物天堂；第二層境界，相比於內地、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第三層境界：香港已經不再那麼自由。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就曾發表過類似的聲明：在治理香港這塊領土、「中國價值」必須被予以考慮，亦即「珍惜重視多，但不允許公開的對抗；力爭自由、但不是以犧牲法治作為代價，尊重少數者的意見，但關切更廣泛的利益，保護個人的自由，但也擔負集體的責任」。

在香港逐漸走向「大陸化」，變成中國大階的一座城市」的趨勢之下，體制的失守，會導致更多激進的聲音將政治的問題延伸到民間、將對北京一黨制政府的敵意無限拓展到對內地普通民眾的仇恨之上。

同時，特區政府因為缺乏民意的認受性，所以在任何公共政策上、比如「限外令」(提高內地人在港買樓印花稅)、「限奶令」(限制內地旅客購買奶粉數量)等，都會主動地模糊政治背景，而選擇偏向本地人的福祉利益、希望藉此可以提高政府的管治威望。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特區政府的威望，因非普選產生這一政治死結的存在而並未得到明顯改善；而這一系列政策又間接放大了民眾強大的外力面前因畏縮而自保的心態----保公立醫院的地位、保香港寶寶的奶源、保本地生入學和就業的名額。其結果是民粹主義開始興起、並發展成為排外的本地主義思潮。

另一方面，在內地的一些公共討論上，也少見理性的思維和有遠見的反思，反而是一些貼標籤式的歧視性言論層出不窮、讓人心寒。畢竟，一個撕扯的社會，並不會僅僅只由一種力量單方由加壓形成。當兩方都採用一種極不理智的方式互相攻擊的時候，只會愈發加深裂痕。「蝗蟲論」的爭端起源於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一句「香港人是狗」的辱罵，這之後很多中港矛盾都在內地被添油加速地挑動。典型的有在發出限奶令時，某財經雜誌主編辱罵香港人是「無良豬腦」、以及前不久某主流媒總指責香港「殖民地文化沒有歸屬感」。

三、危機四伏的未來？

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至少在目前筆者比較悲觀。2017年的特首普選，已經塵埃落定，北京就是不放行，香港是不是還要未來五年的等待？這個社會在未來是否能夠頂住外部的壓力而變成其他城市效仿的典範，還是陷入更為糟糕的政黨內耗以及民粹化的激進局面？

香港當然需要改變，只是改變需要來自於兩股力量的共同發力：本土人士應該走出恐懼和憤怒、繼續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文明和理性不應該在一個強大的政權商前變得扭曲；內地的在港精英也應視香港為家，關心現實，參與公共事務，積極投入到這場改變歷史的書寫進去。

泛民負上香港失去普選的責任

友人談社會撕裂，造成民主進程停留不前，這是因為雙方各不相讓的後果；不過泛民主派必須認清三個事實：第一，香港要推行民主，權利必定是由北京賜予的；第二，民主只適用於一個講道理的社會；第三，你想用不講道理的手法去爭取民主是行不通的，最低限度在香港行不通。

我預期將來歷史學家評價香港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民主進程時，談到香港沒能實施所謂的「真普選」，不一定會將責任全部歸咎於中央政府，他們其中一筆可能會寫上：因為本地泛民的態度過於橫蠻，不具有實施民主的素質，故中央不放行「真普選」。

在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的所謂「雙學三子案」中，三人因號召群眾衝擊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被上訴法庭判處罪成，每人判監六至八個月。此事，法官判決的合理程度應是無可爭議，因為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罕有發出聯合聲明，支持法庭判決；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也公開表明，沒有迹象反映出法庭曾遭受政治干預。過去，不少人認為大律師公會和李國能都較支持泛民理念，今番兩者都認同了法庭判決，按理反對派就該欣然接受，哪怕心裏仍有點不服氣，在政治態度與策略上也應妥協吧。

奈何反對派中的主事者，不少卻像慣壞了的孩子般，野蠻任性，唯我獨尊。泛民內有法律背景的戴耀廷、梁家傑之流，非但不接受法庭、兩個律師組織以至李國能的意見，甚至還對法官作人身攻擊，斥之為「枯枝」。他們一切都以自己所講的才是真理，容不下一絲不同聲音。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有八成民意支持，泛民堅持要反；佔領運動後期有七成市民認為該撤退，泛民硬是不撤。只要是不同意見，哪怕是來自大部分人的聲音，都聽不入耳，試問面對這樣的民主派，北京如何肯放行普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