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

「佔領中環」行動在香港九龍遍地開花，中環、金鐘、銅鑼灣、旺角均有數以萬計身穿黑衣的示威者聚集。 這次運動令香港出名了，外國媒體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亦有媒體翻譯為「遮打革命」。
由學聯發動的罷課，跟著學民思潮佔領公民廣場，最後佔中遍地開花，很明顯這個民主運動有聲有色，但是跟著點收科？很同情學生，他們有理想，可惜追求的是個人理想，我不是說他為個人而追求理想，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是要按照一個有條件的軌跡，不能盲從一個自以為是的外國模式。現在的困局，就是學生要中央跟隨他們的政改要求。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誰人話事，能夠一聲令下，所有請願者立即離開佔領地區。學聯是試過的，學民思潮不會，佔中三子和民主議員一樣顯得無能，因為戴教授曾經說過，這種遍地開花是自發的，已不是他們三人話事。如果他是對的話，怎樣完結這次運動？今天黃麗君小姐就說出我的心聲，現分享之：

中環High Tea——香港變天

       經歷周日，很多朋友都說香港變了，很傷心，香港不再是大家認識、熟識的香港。集結在金鐘夏愨道、銅鑼灣、旺角的群眾，未因警方試圖清場而減少，反而有增加之勢，「佔中」還會怎樣發展下去？
        立法會泛民陣營的議員，「佔中」發起人、學民思潮、大專生昨日紛紛表達了若要「佔中」示威者撤離，只有特首梁振英做得到，潛台詞是梁振英辭職，佔中人群才會散去。從示威者的立場而言，從聚集於金鐘、銅鑼灣、旺角的市民的角度而言，他們也許認為周日的抗爭變成亂局，罪魁禍首是梁振英，作為特區首長，指示警務人員使用催淚彈驅散群眾的最高領導一定是梁振英，這一漠視市民和平抗爭的首長，不值支持，必須下台。
人群如何才撤離
        梁振英下台，示威者便會散去的可能性有幾大？在「佔中」發起人或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角度所見，這一定是一條出路，但「佔中」原來的目標是要梁振英下台，還是要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若梁振英下台，「佔中」發起人會否從此不「佔中」，民眾不會再上街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北京的角度看，若抗爭者只會在官方接納他們的開出的條件才撤離，今天他們可以要求梁振英下台，明天他們可以再上街，再「佔中」，然後要求絕對無篩選的普選才撤離，如果北京一定要因此而就範的話，香港還有管治可言？香港是示威者管治，還是政府管治？
        星期天，香港變天！對香港而言是多輸的局面，示威者癱瘓金鐘，社會失控，政府勸退不了示威者，局面失控，政府是輸家，警務人員因為施放了催淚彈，被一些市民視為暴力鎮壓，警方也失去部份民心，「佔中」發起人聲稱可以用愛與和平去「佔中」，結果有示威者推鐵馬衝擊警務人員，也是徹底失敗，單純為爭取普選去跟從「佔中」運動的不少市民，雖然希望和平地表達信念，但因有人肆意衝擊而破壞了他們原意，也有所失。但最大的輸家是香港整體，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轉變了，散播社會不穩定的種子，官民之間的互信降低了，政府日後的施政更加舉步維艱；我們走的路，與安居樂業漸行漸遠。
        「佔中」如何結束，會否結束，相信很多人都想知。今天的局面，如果政府和示威者不能為「佔中」找到出路，後果真的難以想像，而今天要找到出路的一大挑戰，佔據金鐘、銅鑼灣、旺角群眾是沒有領導者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周日說佔據馬路的群眾是自發而來，不是「佔中」運動鼓動而來的，言下之意，是「佔中」運動也不能勸退他們，沒有領袖的群眾活動，是不是令人很擔憂？

 泛民欠具謀略領袖
        泛民元老，已過身的民主黨創黨元老司徒華生前曾經說過，搞運動的人，帶得群眾上街，也要想想他們是否可以返回家。今天「佔中」發起人對可以勸喻示威者撤離顯得無能為力，與華叔那種負責任和有承擔的態度相距何其遠？此時此刻，益發令人懷念我們曾經有華叔這樣的一個泛民領袖，泛民沒有具謀略的領袖，運動如何可以有成效？「佔中」是否一個死局？

近年外國也出現無明顯領袖帶領的政治運動，不靠政黨發起推動，例如去年台灣的洪仲丘事件引發的示威，透過網絡連繫、發布消息、號召，便足以引爆一場民眾運動。2011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示威，也被指是無人駕駛，美聯社有評論曾指，正因缺乏立場鮮明的領袖，只有對抗財團的廣義目標，反而更能快速召集不同背景的群眾支持。不過，沒有領袖，亦即沒有人作決策，短時間有聲勢，能否持續固然是疑問，但另一方面，亦意味變數更大，當抗爭者怒氣及怨氣難消，且由街頭蔓延開去，有誰人叫得停？今次佔領運動，政府固然欲勸喻示威者撤離，但面對的卻是沒有「話事人」可對話局面，相對過往只要與政黨領袖打交道，可動之以政治利益作籌碼，如今可謂無從入手。

對於北京而言，這場佔領運動的核心問題，卻不是政改如此簡單，不少示威者要求的，其實是自決，即是不承認中央在政改中的憲制權力，希望香港自己話事，再走下去，在北京眼中，就是所謂港獨方向；這樣的話，北京更不會退讓。中方想問的是，香港人要思考究竟希望走一條怎樣的路？
據悉接近中方人士透露，中方或許會不建議內地人來港旅遊，而且，內地旅客知道香港有佔中，影響交通，來港的意慾也會減低。滬港通對香港金融發展，有重大影響，其開通日期又會否受到佔中影響？

退休生活

翻開政府統計資料，香港公務員平均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一般企業平均約61歲，教師法定退休年齡60歲，平均退休年齡約55歲。

我有27年光陰奉獻給教育界，於06年提早退休，比法定退休年齡早了8年。長年的教改政策，讓老師這一行愈來愈辛苦。本來入職時教物理，後來也要教綜合科學，數學，亦要兼任課外活動、食物部監委會、家教會等。其實工作壓力並非來自學科知識或教學技巧，而是校內行政工作。

退休後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例如繼續傳授我喜歡的學科。補習和代課就是其中途徑，算是難忘的經歷，也是其中一個得著。期間遇到感情豐富的學生，遇到天才橫溢的資優生，更遇到幾個ｍｉｓｓ，代替她們上課，使她們安心地迎接新生命。

但更大的收穫，是足夠時間，探求佛學，成就智慧。以前工作期間，想利用10%的時間反省自身的不足；能夠對著鏡子問自己今天內心的感受，而不是問今天教了幾章書，完成多少課程。

 

每天已花了90%的時間做這些事，可惜時間就是不夠。退休後時間可能比較多，可以用來自我反思，從而對自己有所幫助，排除雜念，達到正念。有一位智者說：「我們的慈悲心是要令周邊的人都快樂。只要你一直令周邊的人都快樂，你就肯定會成功。」退休後可以做得到！  

智者要說的主旨，就是用正念去作日常事情，煩惱自然減少，可得到持久的快樂，也就是自在。自在不算非常快樂，但很舒服，妙不可言，難以形容。

很多職場的人每天都要帶兵出戰，講預算、講策略、講增長。會議室就是戰場，每天都要與很多人商議，目的是追求四項事物：名、利、權、情。如果將它改為八個字：名枷、利鎖、權牢、情關。枷、鎖、牢、關，快樂背後原是苦。未退休的人比較難放棄名、利、權、情，反之較易，所以大部分退休的人很自在。

另一樣事可以多些時間去練習，叫做內觀，審視自己的感受。要內觀些什麼？西方人也有一個概念，叫"I, me, mine"，我的、我的、我的，這就是「我執」。這個「我」字很重要，日常生活中，我們談了多少個「我」字？「我的想法是這樣」、「我希望這樣」、「我還是覺得那樣比較好」。每天都說這個字，但要當心這個字。事實上所有煩惱，皆出於我執。為何會有我執？我們錯誤地以為身邊的人和物，都屬我們所有，但其實我們沒有擁有過任何東西。那不是你的。即使有血緣關係，也不等於擁有，更何況其他？你擁有的只有一樣事物，就是「當下」。當下你在想什麼，在做什麼，在享受什麼。而一顆專注的心，則有助你掌握當下，擁有當下，並有助你保持當下覺醒，為明天作出正確決定，這很重要，也是需要練習的。

如果我們有「我執」，那就等同每天只是蒙著雙眼過活，別人有再好的意見你也聽不入耳，因為我執。我心裏便會想，別人比我愚蠢，哪有資格管我？我的想法做法才高明。所以「我執」是阻礙我們前進的。若能看破我執，願意吸納別人意見，將對自己有莫大好處。

談了我執，再談一個「你我」的觀念。這是一種分別心，在以前任職中學，常常聽到「你的班別、我的精英班」，「你的訓導組， 我的學生輔導組」。我也是到了年紀很大的時候，才瞭解到在對話之時，要先想想對方提問的動機，到底你關心的是什麼，有什麼顧慮。我年輕時，往往會衝口而出，立即組織自己的回答，但根本沒有想清楚對方提問背後的因緣；他可能並不是要一個答案，而是希望你給他一個安心。

「你我」觀念的另一面，是這個社會永遠都是有你又有我，不可能只有其中一方，那可以引伸出佛學裏「空」的概念。空的其中一個解釋是，沒有事物是單獨存在於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成功不是你個人獨力取得的，而是一班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是共業的成功。只有大家都想這件事成功，為它盡力去付出，那才會成功。所以成功時，不要趾高氣揚，說我是最叻，沒有人可以獨大。明白了共業這個道理，你就會懂得借力，盡力幫助更多人，其實是幫了自己。

此外還要練習寬恕心，那是一種念。我們有很多心念，其中一個大題目是慈悲心。生老病死，常令我們感動，但對於其他人，我們為何卻常常沒有慈悲心呢？他這次只是稍微慢了一點，你卻罵個狗血淋頭。你感受一下，你對不同對象的慈悲心，根本並不對稱——因為我執出現了，分別心出現了。

但受生老病死感動，只不過是出於同情心、憐憫心，那並不足夠。當一位義工被一班快樂的兒童包圍著，你看不到苦，然而這才是慈悲心——除苦帶樂，除去他人苦楚，帶給他人歡樂。因此退休人士喜歡當義工，從而除苦帶樂。

退休後多了時間練習正念，修習時可以專心，減少雜念，會令人保持當下的清醒，這對身體有益。吃飯時只吃飯，也能助你達到「如實知」——如實地知道真正的味道。若專心的是其他事情，則可讓你如實知道當時真正的情境，那是了了分明，你清楚知道自己的每一個動作是在做什麼。運動員都必定有這種專注心，否則無法達到最高境界，他的腦海裏就純粹只有當下的動作，別無其他。察覺並放下我執，具慈悲心，就會保持覺醒，用正念去作日常決定，那樣煩惱自然減少，帶來持久的快樂。

在武學裏，如果你急於求成，可能會弄巧成拙，反而什麼都領會不到，這叫「武學障」。那當我們太刻意去追尋快樂，又會否遇上「快樂障」？最好就是「遇境逢緣，當下一念」。遇到適合的情境，助緣出現了，你就要去做決定，並盡力而為；只要盡了力便快樂。我並不擁有任何成就，我只是知道當境緣來到，我盡了力，也就夫復何求。再者，你又何必追求快樂？只要種下快樂的因，助緣來了，就能結果。我曾有無數類似的經驗，我幫過一些人，後來他又再突然現身，幫助了我，根本不用追求快樂。

還有廣結善緣，時間多了，可以盡量把自己所談的概念，與更多人分享。不過總有些人對這些正念的觀念充耳不聞，所以世界和平還是很難達致的，但我們盡量幫更多人明白，那些人明白後又再傳揚出去，令更多人感到開心，也就是了。我也希望藉著博文，廣結善緣。

 

 

學生罷課

上文《革命 Vs 認命》提到學生罷課，我絕對反對罷課，特別是中學生。香港曾經兩次比較矚目的罷課，但他們的目標很集中，可行性較大，今次比較複雜。我覺得下周舉行的罷課，有革命的性質，因為學生的目的有推翻現有制度的說法，甚至想付之實行。有學者認為它有文革的影子；記得文革時學生搞鬥爭，搞串連，大學生要到農村學習，要上山下鄉，失去正規學習的機會。本人大學期間曾經與同學辯論文革對祖國的優勝劣敗；記得有一次在百萬大道，辯論到面紅耳赤，題目是「抓革命，促生產」，對方堅持革命對中國整體有利，但事實上文革剛結束後，中國要經歷一段很長的落後和貧困的歲月。其後當中央打倒「四人幫」後，一班「口水佬」頓時收口，學生時代就是太理想，有時可說是太天真。今天雷教授談文革與今天香港現狀相同之處，很有見地，與各位分享。

文革與今天香港有何相似？

歷史是會重演的，而且是不斷地重演，當中又以悲劇的居多。中國人是一個重視歷史的民族，常說「以史為鑑」，但真正懂得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至於居港的中國人，在中學文憑試中，選考歷史科的，連十分一的考生都不到，要他們認識歷史，懂得「以史為鑑」，豈非陳義過高？
不懂歷史的人，容易會犯上過去的錯誤。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便是「文革」，它造成的破壞太大，國人無法不深切檢討，在內地重蹈覆轍的機會不大，但香港情況可不一定。我們常聽到一句說話：「未到過香港，便不知原來文革仍在發生。」我不少同事也說過，觀察當今的香港社會，才終於明白為甚麼文革時那些荒謬可笑的事會出現。不幸地，當局者迷，有此感悟的人不會很多，悲劇重演的機會頗大。
對立場不同者 肆意鞭撻
香港現在與文革有甚麼共同之處？現在舞台上的演員當然與前不一樣，布景也改變了，但劇本雷同之處卻比比皆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政治上腦，要「不斷革命」，把當權派都視作資派，必須鬥垮鬥臭，使他們永不翻身。這些「革命小將」充滿理想主義激情，人人以革命派自居，並以此界定是否符合最高的道德標準。他們似乎無畏無懼，要搞「大民主」到處「串連」，隨便寫「大字報」將當權派或各種「學閥」拉下馬來供他們批鬥。他們有無理論素養呢？有的，有些人不但「馬列毛」唸得滾瓜爛熟，出口成章，以他們背熟的詞句頗為方便的駁斥一切持不同意見的人等。
今天香港又怎樣？「革命派」改了個稱號叫「民主派」便可行走江湖，誰也要給面子，沒人敢得罪。政府官員及中央政府人人成為十惡不赦的人辦，誰人不認同此種作風，立時便有人開動宣傳機器惡言批鬥。不少評論人向我慨嘆，香港的確有白色恐怖，只要他們的意見與所謂的「民主派」不同，立時便會有人向他們潑污水，惟有保持沉默。向學校施壓搞罷課也是當作正義的。
社會內耗 民生經濟必損
文革最大的破壞之一是斷送了一代人的學習機會。1973年考生張鐵生在考試中要交上白卷，惟有寫下一段「批判」，說考試都是為了卡住革命小將進大學的門路，他的觀點竟然得到官方報刊的大力支持，這位「白卷英雄」從此名揚天下。在75、76年間，有人似乎是在得到「四人幫」的支持下拍了套叫《決裂》的關於教育戰綫的電影。此電影拍得頗有激情，十分好看，但內中竟有以手上生了多厚的繭來作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勞動人民，誰才可進大學。香港又怎樣？前一陣子不是有人以對香港政治運動的參與度來取代進大學的學術準則嗎？現代社會靠知識支撑，輕視學術，輕視科學的心態不但會斷送個人的前途，搞得不好，還會使到社會封閉落後，夜郎自大。
文革有「不斷革命論」，反對「唯生產力論」，用今天的詞語來說，便是大家都只應集中精力搞政治批鬥內耗，在自己的事業上勤奮工作的便是只顧着賺錢，毫無理想。經濟學對持這類觀點的人有套理論，稱他們喜歡進行一些「無助於整體社會生產的自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這些人對人類的生產無貢獻，不會為社會創富，但卻要通過政治活動把別人生產的財富分一部分過來。我們大可不必對這些政治「尋租者」得出道德判斷，但卻應指出，倘若社會有顯著數量的人捲入此種內耗活動，人民便只會變成內耗專家，創意都會被發揮在設計如何攻擊別人之上。長久下去，整個社會必會變得落後貧困，就像文革剛結束後的中國一樣。
「抓革命促生產」已是文革時較溫和的口號了，起碼還有「促生產」那一部分，今天也有種似是而非的思想，以為「抓民主」便可「促經濟」。經濟發展的確與制度好壞有關，但空洞的叫叫民主口號，卻反而有損經濟。例如，歐洲的失業率這麼高，是甚麼原因造成？一個大原因是其福利制度，有些地方人民退休時可得到多少福利是與他們最後一份工的薪酬掛鈎的。若有人失業，但又有人肯僱用，往往會因薪水不夠高影響退休福利而不肯就業。這種制度，與大量其他不利經濟的制度，往往都是在民主政制下搞出來的，我們何敢說民主可促經濟！

革命 Vs 認命

學聯將於兩周後發動9.22全港大專界罷課一周，估計有20間院校的學生參與，保守估計首天罷課有逾千人參加。第一天的罷課會在中大的百萬大道集會，之後會由院校走出社區，連結社會，在公民廣場、添馬公園等地方集會。罷課目的是爭取公民提名，改革立法會，取消所有功能組別，並要求特首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下台，人大常委會向香港人道歉。會否成功，且看下文分析。
香港曾有兩次成功的大規模罷課，其一就是1973 年「文憑教師減薪事件」引發的小學罷課運動，當年擔任教協籌委會成員的潘天賜憶述，罷課採取了循序漸進策略，把「癱瘓升中試」這「原子彈」留在最後，加上談判對手港英政府較理性，不願見到最壞情出現，談判才能成功。他說，當年包括司徒華在內都對罷課不抱樂觀，有心理準備一旦「原子彈」爆發，政府及教師團體會兩敗俱傷。那次罷課並非要求教師不返學校，而是要求教師不教書，「可以同學生玩，可以讓學生自修」，聯合秘書處亦在罷課前發布告家長書，呼籲家長如支持教師罷課的話，那天便不要讓子女上學。首兩次罷課分別是1973 年4 月4 日和4 月13、14 日，有近八成學校的教師參與，很多學生都沒有上學，初時港英政府態度強硬，但在第二次罷課後，政府妥協，主動與聯合秘書處接觸，結果還未啟動5 月2、3 日的升中試罷監考，政府已答應取消減薪。 另一次成功的罷課，就是於1970年代末發生的金禧事件」，這次運動以九龍城天主教德蘭中學前身寶血會金禧中學的財政混亂為導火線，引發教會上層與進步教師衝突而引致轟動全港的學潮。顯示了當時資助學校的行政管理問題。首先學校發生幾宗搜書包事件，引起學生不滿。而校長稱遭學生圍困、辱罵，着令四人停學。1978年5月9日，師生家長向中區港督府及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府示威，更靜坐和露宿三天。5月中，教署以學生學業受阻，無法再辦下去為由，突然宣布停辦金禧中學，在原址改辦德蘭中學，但校監、校長、學生不變，除了曾參與靜坐的老師之外，其他老師亦會續約。而一連串的集會、請願、絕食亦隨之而開始，包括在維園舉行、有萬人參與的民眾大會。學聯等社會人士開始着手協助受影響的同學，包括四百名中二至中四學生開始在港大及中大「補課」，其中在中大的補課，我也有份參加。之後，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一個由黃麗松博士、黃陳善茹女士及盧景文先生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在中期報告書內建議另設五育中學。該校主要由原金禧中學的教師任教，學生可自由選擇就讀五育中學還是德蘭中學。政府於1978年7月15日接納委員會建議，成立五育中學，整件事件才告平息，罷課算是取得成功，但當年應屆畢業生，會考成績必然受到影響。 兩次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發起者追求的目標是實在的；反觀今次罷課追求的目的，是爭取公民提名，改革立法會，取消所有功能組別，並要求特首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下台，人大常委會向香港人道歉，叫價似乎太高，數量也太多，可行性很低，因此成功機會不大。
有人認為這次學聯發動罷課，乃至泛民企硬，是因為沒有另一個司徒華。上次政改，民主黨成功令政改方案向前踏步，分明是華叔在背後發功，但民主黨最後願意進入中聯辦開秘密會議，以至達成協商，功不可沒。
泛民除了黃毓民之外，均於人大「落閘」後一致簽署政改承諾書，誓言否決有篩選的方案。戴耀廷教授聲言為佔中做足準備，人大一落閘就會發動佔中，到目前為止，已安排行山活動、剃頭落髮。形勢似乎萬分兇險，但用網上潮語解讀，是「認真你就輸了」。 很多論政數十年的才子也還是跟新聞和政客的指揮棒發表偉論，一時說泛民那麼有決心，否決政改跟佔中是必然發展，一時又說習總新政對香港政改將會轉趨強硬，民主無望云云。   人大落閘後，其實還是不錯的，因為有一個了斷，港人果然馬上起來瘋狂抗爭，指精神上的，行動上則循政客的指示，表態式地和平理性抗爭一下；或是進佔道德高地指控別人不勇敢但自己也無所行動，只是計算如何在下次選舉爭奪泛民主流的地盤。我自己也走不出這框框，只是還可以用分析踢爆一下一些明顯弄虛作假的笑話。 表面看，中央與泛民是前所未有地對立，其實卻是十分有合作精神的對立，以中共的術語說，這叫「又團結又鬥爭」。如果中央準備落閘，上星期緊急安排以示友好的兩場公關活動就不用上演，張曉明不會安排分批會見泛民，李飛不用專程南下。 大家必須明白，經過四年前的經歷，泛民主流也好，逆流也好，人人私下均有不同途徑跟中共有接觸和溝通，所有公開讓港人見到的，只是劇本的一部分，見不到的是共識。共識是什麼呢？公民提名不會有，人大常委可就公民提名是否違憲的問題作出立法解釋 ，先解決這一問題。特首提名如何具體產生，應待香港政府提出政改建議，幾上幾落然後決定，假民主也要弄得好好睇睇，有急急落閘的必要嗎？自然沒有。 大家回想一下，提委過半數的「集體意志論」、特首必須「愛國愛港論」，是去年提出的，已經大半年不談了，現在忽然又拿出來，是把調子提高，迫泛民合作，一同為公民提名之議降溫，如此而已。泛民二十六人簽的承諾書，並非重申「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而是「無篩選、符合國際標準」，這已是自行退了天大的一步。 這叫做「期望管理」。公民提名是泛民早前打出來的一張牌，一如什麼五區總辭，可藉此鼓勵一些小單位如「學民思潮」等「獨立」地提出來，而泛民主流假仁假義地作出呼應，6月間泛民更發動連串活動，把提議推上高潮。7月中共反擊，一手 經周融搞活動平衡民意，一手揭出泛民多人收受獻金的「醜聞牌」，泛民氣勢因而大弱，只好自行退讓，收回「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高價，退到「無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浮動底線。 與「愛國愛港」論一樣，「國際標準」論其實也是人云亦云，甚具彈性。甚為有默契的是，這兩星期「醜聞牌」也暫停不打，過去的星期日由泛民搞了一次行山活動、汽車巡遊活動，拿回一些聲勢，然後靜待人大常委拿走「公民提名」這一議題，大家退到在沒有這一訴求之下爭民主；沒有公民提名的民主樣本多的是，大家很快會自我調節心理，接受現實。也許學民思潮與學界的小朋友不會服氣，但民主是誰說了算數？是黎智英，還是在他的網站處任兼職的黃之鋒？二十年後很難說，今天是很清楚的。 若然可以選擇，支持民主的港人經過深思之後，會認為泛民應否決假民主方案，寧可保留社會的張力，等新一代的年輕人接上民主棒，繼續爭取下去。若然我們相信一代人應比一代人更有智慧，失敗的這一代人理應退出舞台。只是，我們客觀地審視一下，政客藉「民主」這一「產業」名成利就，別說為理想而自我犧牲這樣偉大，就是明顯地犯了貪腐的大錯，連認錯離場也不肯，還是要厚顏地混下去，他們最終會否決中央已安排十年的政改嗎？ 他們肯，中共也不肯，中共是用了十年以上時間安排和計劃今天的政改，破你們泛民安排的「佔中」局是自然的，自己安排的局焉會讓這一代的泛民隨意破局，讓問題拖延下去，沒完沒了？ 其實，中共的構想已經開始浮現，提委的組成與過去四屆的結構基本相同 。篩去不接受的候選人是必然的安排，只要限制在提委之內得票最高的三人參加直選便可以。 以過往的經驗看，中共可以影響四分三提委的投票取向，三人之中兩人為建制派人選；泛民集團能推選的，只可能是花瓶式的陪跑者，即梁家傑第二，或者何俊仁第二，因為他須要建制派的少量「過票」，也須中央點頭接受。 最近亦有人認為即使泛民否決政改議案，結果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梁振英可能成功連任；有人說管治會出現困難，難道現在容易嗎？相反如果通過政改議案，梁振英再戰唐糖，他會否一定成為二百六十八萬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