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五十年前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電台播出一些回顧的節目，很駭人，因為它勾起一些歷史黑暗面；最不安的是一句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當年的革命小將他們只要自以為真理在手，便可以無法無天，但真理人人演繹不同，於是世界從此便會亂了套。歷史不斷循環，五十年前出現的口號，台灣又重新響起。

台灣民進黨的蔡英文甫一上台，即撤銷了對太陽花學運一百二十六名被告的檢控，此舉短期內或可為新政府贏得一點掌聲，但得於一時，卻可能失諸永久，為政者不思慮及此，隨便去收買人心，真是愚不可及。

不少台灣和香港人對於文化大革命談虎色變，但自己則偏朝着這個方向走。太陽花學運打着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旗號，參與者佔據立法院、衝擊行政院，把當時的台灣政壇弄得一團糟。但服貿協議是中國大陸向台灣讓利的一項舉措，即使有未盡善處，也斷不是甚麼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根本沒必要用非常手段作抗爭。事後，馬英九政府對一百二十多個參與者提出檢控。年輕人對所做的事承擔後果，這本是合情合理之事，但蔡英文剛上任總統，便以反對服貿協議已成社會共識為名，旋即撤銷了對上述百多人的檢控，此舉猶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往後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

法律是神聖而莊嚴的，不應因是否符合短期的社會共識而隨便寬宥違法者。而社會共識時時不同，此時符合共識，過一段日子可以變得不符合，到社會共識有變時是否又該重新提控？如此朝三暮四，豈非十分荒謬？

況且，民進黨素來是個善於選舉而不善於管治的政黨，蔡英文上台後，說不定就會出亂子。如今他們為抽國民黨後腿而赦免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將來如有人不滿民進黨管治，再次佔據立法院，甚至衝擊總統府，蔡英文政府是否也聽之任之？台灣是否會步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的後塵，這些都是台灣人要深思的問題。

命中注定？

新相識一位台灣來的朋友，據他回憶多年前，曾慕名來港一試鐵板神數，特意訪尋高人推算。他驚嘆神數之準繩，因為在推算出生刻數時，能夠準確計算父母與兄弟的生肖，所以他把「命書」視作人生指南，事無大小也以此參詳。但因為大運的推算，均以詩句批註，所以很多時，不一定能參透箇中玄機，往往在事發後，才可洞悉當中意思。

關於鐵板神數的神奇，大多在於六親的生肖推算。因為在提供八字（出生的年月日時）後，鐵板神數師傅會為客人推算出生時刻，在這個過程中，就是以父母的存亡、兄弟數目及生肖等等，確定出生的刻與分，如果已婚有兒女者，配偶與子女的生肖，也會用上推算出生時刻。話說回來，當中應該有真正的師傅懂得正確的推算法，但也不乏濫竽充數者，以推敲手法取得客人的六親生肖，再裝作計算。

我們以已知的事情來推算，這樣得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確，但尚未發生的事情，那樣就有待商榷的。說回那位台灣朋友，他過往認為人的一生早已注定，後來他的想法卻改變了。因為當年他到港推算鐵板神數時尚未成親，所以「命書」中的妻子生肖是預測，並非以果求因。可是現在的妻子生肖與「命書」所說的是截然不一。他笑說在成親之前也曾感苦惱，因為害怕錯配鴛鴦，幸而現在夫妻之間琴瑟和鳴。所以後來他沒有再深信「命書」內容，同時他自行悟出內裏詞句是可以多方面解讀，或許命主在關鍵時刻是有選擇權。

假如我們人生的高低起伏如烙印般詳列「命書」內，不容半點更改，那樣就是宿命論。如果我們的一輩子早已注定，那樣風水算命卜卦便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因為怎樣也不能改變。

在西方玄學內，有西洋手相法、占星及生命密碼等，在他們的研究中，多以心理及性格層面出發，按當事人的性格優劣作出建議。如果希望改善運勢的話，可以通過性格的改變，從而達到目的。

中國術數卻多以斷事作準繩的標準，例如何時喪父、是否二婚及從商或受薪等。因為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大家重視的東西不同，因此術數的研究重點也衍生不一。在中國的術數內，時間的區分是以兩小時為標準。在兩小時內可以有很多生命誕生，他們的命盤也必定一樣。在紫微斗數的起盤方式上，經常發生相同命盤，縱使不同日子出生，命盤也有機會一樣。既然相同的命盤存在這麼多，是否代表算命不準？非也，而是代表算命是給予建議，同時通過算命可以清楚了解自己，所以先賢孔子有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當中是不存在宿命論。因此命運確是存有改善的空間，只需適得其法，當中所說的「法」，不是所謂的法術，而是我們的心態及性格等，這點可以參考洋人的論命方式。我們中國人也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後三者也是改善命運的妙法。

 　

禁語

下星期六是佛誕，是紀念佛陀出生的日子，我必然到跑馬地香海正覺蓮社，參加浴佛儀式。早年覺光長老未圓寂時，記得他為我主持皈依典禮，更在不同佛教法會的開示，至今難忘。最深刻是第一次同席的齋飯，原來要禁語，我不懂得，要師兄提點。今天恒生執董馮居士在報章提到禁語背後的意義，很值得分享：

自信‧減去‧常樂

三月參加了慈山寺舉辦的「禁語一天禪修」，雖然是幾百人一起學習，但期間只聽到法師的開示和指導禪坐和行禪，從早上到黃昏踏出佛殿之前都不說一句話，更不能開手機。
終於在吃了一頓「完整」的午飯後，對為甚麼說「禪」是「減去」的功夫有點了解。我已忘記上次吃飯時沒說一些不打緊的話是何時了，不看手機，或胡思亂想，因為減去所有吃飯時不需要的事情，只專心地吃飯，所以能欣賞到素包和素飯糰的美味，感覺到實在地活在這一刻的幸福。所以，禪宗語錄裏常見禪師叫人「吃飯去」、「喝茶去」的公案。
我們在嬰孩時是最接近「本來面目」，無雜念的心，赤裸裸的來，餓了就哭，吃飽了就開心，累了便睡。直至長大後，體會到「擁有」的樂趣，也開始有了「失去」的痛苦和恐懼。慾望是動力，但不理性的慾望卻會變成癡想和缺乏安全感。
禪修如果有成的話，我們便能減去人生裏一些沒需要的包袱，甩掉無窮盡的慾望，學會知足的幸福。
因為知足，做事時較能作出理性的衡量和決定，以及把握自己的實際能力，自然就可以有安全感及自信心。但是要克服無止境的慾望真的不易，我也是紙上談兵，就算家裏鞋櫃已經擠滿，每次看到心愛顏色的網球鞋還是有購買的衝動。
雖然生來和逝去時都是一個人來，一個人走，但我們偏偏就是害怕孤單寂寞。我們需要伴侶、朋友，需要別人的認同，在生活上或多或少要作出一些妥協。寂寞容易打擊我們的自信心，也可能激發我們無窮盡的擁有慾。
韓國的法頂禪師最嚮往玄幽的寂寞，除了要管理佛寺和廣宣佛法的時間外，他都獨居於深山裏，觀察和融入自然，沒有恐懼的感覺。他說：「一切恐懼皆源自內心。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不會因白天、黑夜而有所改變，如有差別，只是陽光照射的明暗不同而已。所以懼由心生，害怕與否，皆歸因我們內心瞬間生起的動念。」（摘自《山中花開》）
能面對寂寞而活得自在也是自信的訓練，不妨從自己一個人躲在圖書館看一天書，到郊野公園觀賞沿途風光，或出外旅遊開始。

《紅高梁》

1988年同老婆睇《紅高粱》電影版，它是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紅高粱》。轉眼廿多年了，三色台轉播前年國內制作的《紅高粱》電視劇，初時睇電視沒有抱任何要求，想欣賞一套高質素的作品，原來我錯了！再翻查報章，原來當電視劇《紅高粱》在國內開播伊始，就贏得超高人氣和口碑，不僅四大播出平台（山東衛視、北京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收視齊齊破，最高收視率亦破，更以網絡播放量在三周突破25億的成績，創下國內電視劇多個收視記錄，成為2014年當仁不讓的“壓軸大戲”，飾演九兒的女主角周迅更獲多個頒獎禮的視后，例如第21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第30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等等。

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中國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戴老三因起了貪念，擅作主張將家中十九歲的女兒戴九蓮（九兒）許配給患有痲瘋病的酒坊主人兒子單扁郎換100大洋。在迎娶當日，抬轎的槓子班領頭余占鰲起鬨「顛轎」整新娘九兒。九兒嫁給單扁郎後，是她不平凡一生的開始…

《紅高粱》真的值得收看，每個人物都很立體、飽滿，每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情節、歸宿合情合理，符合人性。就連小日本也有讓人信服的邏輯和值得欣賞的點了。大的歷史背景下，各種人物都鮮活地生長著，發展著，交錯著，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已經不符合當下的價值觀了。

電視劇版明顯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電視劇《紅高粱》中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傑、單家大嫂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

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電視劇版《紅高粱》確實充滿驚喜。該劇成功塑造了一批有趣味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亦莊亦諧、特立獨行的高密縣長朱豪三，潑辣倔強、敢作敢為、深明大義的九兒，集霸氣、匪氣、豪氣、義氣、孩子氣為一體的余占鼇，“吃喝嫖賭抽、姦懶饞猾壞”俱全的戴老三，恪守傳統、內心壓抑、精于算計及貌似善良的淑賢……

電視劇版《紅高粱》不僅復活了原著中一筆帶過的朱縣長，更順應現代觀衆需求，添加了原本沒有的單家大嫂淑賢、放大了“任副官”——張俊傑，這些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電影及原著小說中留下的缺憾，被認為是文學作品改編的成功案例。

除此以外，與電影版《紅高粱》大多荒涼的場景相比，電視劇版的高密縣給人“煙火氣”的熱鬧感，劇中融合時尚潮流與山東農村風情于一體的服裝設計，也成功吸引當代觀衆眼球，成為全劇一大亮點。

電視劇版仍然包含了《紅高粱》小說當中對中國傳統人性的某些反思，對情感、愛情的一種渲染，但沒有了當年那種人性解放，對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氣魄。作為小說、電影的《紅高粱》，和當時尋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時代背景相契合，也跟當時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相一致。但在今天，這些條件不再具有，文化變得更加消費、更加娛樂。這種變化很難簡單地評價好或不好，與其說這是電視劇的妥協，不如說是適應。

劇中男主角余占鼇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而在歷史上，余占鼇其實是有原型的。小說《紅高梁》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一九三九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鼇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莫言筆下的這位“傳奇英雄余占鼇”即小說里的“我爺爺”，他的原型就是曹克明。他是高密西鄉人，在北京讀書期間加入共產黨，畢業後受組織委派回鄉開展工作，擔任了中共高密縣南郭莊支部書記。期後在日本侵華後成為游擊隊，1938年，他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 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梁》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曹克明部被解放軍擊潰，他孤身一人跑到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手下當了高級參議。後來，曹克明還幹過國民政府國防部山東登萊青地區“人民剿匪義勇軍總隊”的副總隊長，但不久以後即去台灣，據說1970年前後病故。

“青殺口”本是“孫家口”電影《紅高梁》中有個地方叫“青殺口”，《酒神曲》中這樣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由此可知此地是個凶險所在。其實“青殺口”的原型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孫家口。《紅高梁》中伏擊日寇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即著名的“孫家口伏擊戰”。

最後談談鞏俐主演的電影版與電視版周迅的高下分別。《紅高粱》 堪稱經典，面對挑戰， 周迅比較淡定，因為電影和電視呈現的方式不同，容量也不同。小說中的 “九兒” 是高粱地長大的女子， 雖然身高不高， 可有一副北方人的歷練和潑辣爽利。 不管是身材還是性格， 鞏俐顯然都占盡了優勢。

不過在電視劇版本中，周迅呈現的是一個聰明潑辣、 敢愛敢恨的“九兒”， 一襲紅衣坐在毛驢上， 渾身洋溢著 “九兒” 身上的堅韌和潑辣。 而在高粱地里和余占鼇的一段激情戲也尤為火辣， 風情指數不輸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