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梁》

1988年同老婆睇《紅高粱》電影版，它是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紅高粱》。轉眼廿多年了，三色台轉播前年國內制作的《紅高粱》電視劇，初時睇電視沒有抱任何要求，想欣賞一套高質素的作品，原來我錯了！再翻查報章，原來當電視劇《紅高粱》在國內開播伊始，就贏得超高人氣和口碑，不僅四大播出平台（山東衛視、北京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收視齊齊破，最高收視率亦破，更以網絡播放量在三周突破25億的成績，創下國內電視劇多個收視記錄，成為2014年當仁不讓的“壓軸大戲”，飾演九兒的女主角周迅更獲多個頒獎禮的視后，例如第21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第30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等等。

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中國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戴老三因起了貪念，擅作主張將家中十九歲的女兒戴九蓮（九兒）許配給患有痲瘋病的酒坊主人兒子單扁郎換100大洋。在迎娶當日，抬轎的槓子班領頭余占鰲起鬨「顛轎」整新娘九兒。九兒嫁給單扁郎後，是她不平凡一生的開始…

《紅高粱》真的值得收看，每個人物都很立體、飽滿，每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情節、歸宿合情合理，符合人性。就連小日本也有讓人信服的邏輯和值得欣賞的點了。大的歷史背景下，各種人物都鮮活地生長著，發展著，交錯著，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已經不符合當下的價值觀了。

電視劇版明顯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電視劇《紅高粱》中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傑、單家大嫂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

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電視劇版《紅高粱》確實充滿驚喜。該劇成功塑造了一批有趣味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亦莊亦諧、特立獨行的高密縣長朱豪三，潑辣倔強、敢作敢為、深明大義的九兒，集霸氣、匪氣、豪氣、義氣、孩子氣為一體的余占鼇，“吃喝嫖賭抽、姦懶饞猾壞”俱全的戴老三，恪守傳統、內心壓抑、精于算計及貌似善良的淑賢……

電視劇版《紅高粱》不僅復活了原著中一筆帶過的朱縣長，更順應現代觀衆需求，添加了原本沒有的單家大嫂淑賢、放大了“任副官”——張俊傑，這些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電影及原著小說中留下的缺憾，被認為是文學作品改編的成功案例。

除此以外，與電影版《紅高粱》大多荒涼的場景相比，電視劇版的高密縣給人“煙火氣”的熱鬧感，劇中融合時尚潮流與山東農村風情于一體的服裝設計，也成功吸引當代觀衆眼球，成為全劇一大亮點。

電視劇版仍然包含了《紅高粱》小說當中對中國傳統人性的某些反思，對情感、愛情的一種渲染，但沒有了當年那種人性解放，對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氣魄。作為小說、電影的《紅高粱》，和當時尋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時代背景相契合，也跟當時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相一致。但在今天，這些條件不再具有，文化變得更加消費、更加娛樂。這種變化很難簡單地評價好或不好，與其說這是電視劇的妥協，不如說是適應。

劇中男主角余占鼇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而在歷史上，余占鼇其實是有原型的。小說《紅高梁》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一九三九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鼇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莫言筆下的這位“傳奇英雄余占鼇”即小說里的“我爺爺”，他的原型就是曹克明。他是高密西鄉人，在北京讀書期間加入共產黨，畢業後受組織委派回鄉開展工作，擔任了中共高密縣南郭莊支部書記。期後在日本侵華後成為游擊隊，1938年，他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 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梁》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曹克明部被解放軍擊潰，他孤身一人跑到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手下當了高級參議。後來，曹克明還幹過國民政府國防部山東登萊青地區“人民剿匪義勇軍總隊”的副總隊長，但不久以後即去台灣，據說1970年前後病故。

“青殺口”本是“孫家口”電影《紅高梁》中有個地方叫“青殺口”，《酒神曲》中這樣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由此可知此地是個凶險所在。其實“青殺口”的原型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孫家口。《紅高梁》中伏擊日寇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即著名的“孫家口伏擊戰”。

最後談談鞏俐主演的電影版與電視版周迅的高下分別。《紅高粱》 堪稱經典，面對挑戰， 周迅比較淡定，因為電影和電視呈現的方式不同，容量也不同。小說中的 “九兒” 是高粱地長大的女子， 雖然身高不高， 可有一副北方人的歷練和潑辣爽利。 不管是身材還是性格， 鞏俐顯然都占盡了優勢。

不過在電視劇版本中，周迅呈現的是一個聰明潑辣、 敢愛敢恨的“九兒”， 一襲紅衣坐在毛驢上， 渾身洋溢著 “九兒” 身上的堅韌和潑辣。 而在高粱地里和余占鼇的一段激情戲也尤為火辣， 風情指數不輸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