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預測命運


舊同學談易經,使我記起我也曾思索過生命的意義,無可避免地會接觸到「命運」這個大課題。除了命運外,還包括時空,一個比較科學的名稱。其實時空也可以稱為「個人的地運」,包括個人出生的時代和國家的政治環境、出生區域的社會環境、個人的家庭環境….等等因素。生命的意義就是在「限制」、「羈絆」和「束縛」之中的創造。研究術數的人都知道,天時地利和父母都會影響「命運」。所以算命時,算命師一定會問當事人及其父母的出生資料。
命運,從宿命的角度來看,是避不開,擺不脫,某程度上個人沒法左右,人力不能駕馭。每個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賦與一種命運,而這命運如影隨形,在冥冥之中支配操縱著每一個人;隨生而來,隨死而去!
命運,從因果的角度來看,則是有自由度,有抉擇,有轉捩點的命運,而且沒有幕後操縱者。一個好人,做了善事,會有好報,即有好運。
中國人早在魏晉已產生玄學,其代表人物名阮籍和嵇康,到唐代已經發明了命運的預測方法,所以中國人對於命運這個名詞的概念比西方人有更實質的看法,起碼我們能夠對命運提出一個「操作性的定義」,就是:
「凡是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命運的範疇,凡是不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疇。」
我比較相信宿命和因果都會影響命運,其實可能還有不少因素:譬如性格、父母、成長環境、生活的時代、國家等等。
周遭有很多人相信我們有自由意志。如果你曾經認為你做錯了選擇或後悔某個決定,那麼,你相信你有自由意志。因為有自由意志你才能做選擇。當你站在一個交叉口前,在沒有任何外力干擾下,你可以選擇向左或是向右,只要你不是機器人,你的心智有能力做決定,那麼,這就是自由意志的能力。上述不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個人自由意志的範疇。
喜歡算命的人,如果相信命運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屬於宿命的範疇,與自由意志有衝突。因為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這個世界的變動就會極度複雜,宿命的存在會變成根本不可能的事。例如,大家最喜歡算的命不外乎是愛情和事業或是身體健康。以愛情為例,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結構裡,一個人的決定會牽動整個結婚鍊,當男A決定和女A結婚後,婚姻狀況可能是男AA,BB,CC,DD,EE,…,當男A的自由意志決定不和女A結婚而娶了女E後,本來要和女E結婚的男E可能娶了女D,而本來要和女D結婚的男D或許娶了女B,…,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可能改變一大段的結婚鍊,當所有人都有自由意志後,這種變動性又更加的複雜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僅你的自由意志影響著你的未來,別人的自由意志也影響著你的未來,那麼,還有什麼冥冥之中的註定呢?
不過上則博文《業力與潛意識》提到科學家設計一個實驗,自願參加者經實驗証明:我們沒有自由意志,或許看作自由意志並不存在,我們其實是受潛意識擺佈。在人們意識到發生何事之前,大腦早已做出了決定。基本上,來自潛意識的大腦活動才是整個局面的掌控者。潛意識是我們熟知的無意識,控制着我們的多種行為舉止,好處是幫助我們快速處理信息、知識習慣以及聯想。因此無論是在玄學界、經濟界、技術領域、政界、醫學、氣候還是其他許多領域,預測既定的結果無所不在。
歐洲很多預測的形式是在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轉型期間產生的,使用概率測算,歷史證明這其實和賭博也有關係,中學生也曾學過,一粒骰子扔出雙數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預言在於給我們岌岌可危的人類安全感。在此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克服「不定性」的問題。「不定性」在哲學用語中指的是一個事實的狀況,該事實的存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對這個概念在社會學上的表述是:「此物如此(現在、過去、未來),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是別樣。」我們所謂的未來原則上的開放性並不是完全等同於偶然性。
因此,預測在人類的存在中是一個常量,這並非偶然。占星術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星體運動的規律性被視為和人的利益密切有關,或可以視為是其符號和跡象。早在公元前4000年,東亞就出現了骨占的使用,而從公元前1400年起骨上就刻有文字。最初,這種預占的形式肯定是為了簡化複雜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預占形式本身變得越來越複雜:占星術早在古老的巴比倫就變得越來越有序,之後在托勒密的推動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統;如果說西方的、托勒密式的星相學是從星座之間的「正常的」關係出發,那麼中國的占星則把注意力放在「不同尋常的」現象中,如彗星、日蝕等。所謂預占之「技」,套用醫術的概念,我們用「術」會好一些,主要是依靠計算,即用「科學的」或「前科學的」甚至「偽科學」的方法進行計算,而別的預測未來的形式則是和直覺相關聯。古希臘的女祭司皮提亞在德爾斐神廟傳達阿波羅的神諭,《聖經》中耶和華的先知,同樣穆罕默德是伊斯蘭教的先知。在中國也存在先知這個現象,這主要是指扶乩,扶鸞或降筆,關鍵是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系統的記錄始於宋元時期,到清朝出現了這樣的文集,很多高官如朱圭,應該說是地位顯赫,還積極參與這些文字的撰寫。
常有人聲稱,古代中國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者自由的概念很弱。也許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另外一種現象:在一個允許並相信預測命運的文明中,用從預占中獲得的認識,理論上講,是可以和命運進行斡旋的。這是以決定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但是決定主義和宿命論有着本質的區別。決定主義認為宇宙及人的命運儘管遵循規則,這些規則只有在理想狀態下,才能加以認知。
中國的卜算文化可以分為「卜」人和「卜」地,如果說,「卜」人和西方還有很多相通之處,那麼「卜」地,即看風水,則是西方所沒有的。而風水文化的發展,有很多因素,但是也和地方官學的興修有密切關系,一般人認為,地方官學的風水和士人中舉有密切關係。
中國古代流傳下來很多和命運交涉的形式:從法術到道德修身。在佛教世界裏也可以改善宿業,來達到和預言相符,減少不良後果甚至徹底抵消。此外我還要提醒大家,注意占卜的心理衛生方面的作用:一條吉訊可以讓我們獲得力量,一條惡訊可以讓我們倍加警覺。
時至今日,「迷信」這個概念歷經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意義已經被掏空,成為了批判的話語,隨着角度的變化,可以用來指責任何不受歡迎的觀點和實踐。但是命學實際上是符號的規範化,這些符號可以來自大自然:這可以是雲的不同形態、天體的運行、雷電、妖魔的現形和鳥的陣列,這些符號被加以分類而系統化。而另一種規範化的形式則是獨立設計「符號」,例如抽簽、打牌、用骨牌──骨占及使用《易經》。特別是後者儘管是人的產物,但是往往被視為大自然的傑作,正如天體或各種氣象現象。兩種規範和分類,試圖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賦予意義,和我們發生有用的聯繫,因為正如上文所述,我們人類無法承受意義的缺乏及絕對的隨機性。
可見,如果我們想把預測作為人類知識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以進一步探討,那麼借助迷信這個概念,我們不會取得新的進展。有些方法,因為其系統性,以及和客體的現代預測的接近,例如天氣預報。所以,我覺得,要研究漢學,這是不能被忽略的。《四庫全書》的編撰者紀昀當年的不偏不倚的看法,時至今日還是有說服力。在談到狹義上的預占(而不是《易經》)時他指出:「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接着他又指出:「遊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在紀昀看來,「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這一看法和中世紀的哲學家大阿爾伯特不謀而合,他把西方傳統的預占術稱為「不定之術」,他也把醫術歸類於其中。
綜上,預測是人類共同的興趣和利益所在,但是東方和西方對待命運和自由(能動性)的態度不同,所以其預測在兩個文明發展中的路徑及側重也有所區別。最大的區別在於預測在西方的歷史進程中,遭受了很多禁令,如基督教禁止預測等,這些禁令雖然沒有完全中斷預測的發展,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阻礙了其發展。而在傳統中國,預測儘管屬於「小道」,和「正道」時有對立,但是小道還是能夠有自己的發展空間,並沒有在根本上遭到禁止,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受到意識形態支持的「迷信」的概念。在所謂的科學預測屢屢失敗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迷信」這個概念及其負面意義,重新審視預占在人類知識史上應有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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