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復常與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半年，人類生活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疫前世界運作模式與聯繫被打斷，可見將來人人都要學習與疫共存。各地疫情發展，半年間有起有落，取決於政府治理表現、公共衛生基建、社會文化因素，同時也跟各自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有關，歐美與金磚國家成為主要「震央」並非偶然。疫情打擊世界經濟，旅遊業航空業瀕臨崩潰，各地失業惡化，貧富懸殊加劇，國際社會面對世紀疫症，未能同舟共濟，日後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能否通力合作，叫人懷疑。疫下世界前路茫茫，唯一肯定是疫情控制能力愈高，適應疫下新常態機會愈大，可以在後疫情時代，進佔較有利的位置。

3月11日，世衛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當時全球確診病例不過10萬宗左右，中國佔其中八成。事隔半年，全球確診病例已增至2800萬，死亡人數突破90萬。美國超過600萬人染疫，逾19萬人病殁，成為疫情最嚴重國家。疫情打亂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各地政府為了應付疫情，紛紛停工、停課、限制旅遊甚至封城，民生大受影響，經濟打擊沉重。除了中國有望保持增長，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萎縮衰退。

回首疫情半年發展，全球確診病例最多的8個國家，依次為美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南非。英法德西等西歐國家疫情反覆，累計總數足以躋身八大。秘哥兩國與巴西為鄰，墨西哥毗鄰是美國。換言之，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就是歐洲、美國，以及除中國外的4個金磚國家。經濟全球化，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體系，若將之高度概括簡化，歐美長居核心養尊處優，新興經濟體扮演消費品生產者和原材料供應者等角色，位於核心的外圍，其他貧窮落後國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程度較低，位處邊陲。歐美和金磚國家成為疫情主要「震央」，某程度反映了病毒擴散與經濟全球化的關係，至於各國疫情嚴重程度，則主要是受「內因」影響。

美國和巴西的疫情，明顯與政府治理出問題、民粹政治礙抗疫有關。兩國總統經濟先行、抗疫為後。美國水門案名記者伍德沃德出書，援引錄音訪問內容，指出總統特朗普早知新冠肺炎威脅，卻刻意淡化疫情。特朗普辯稱這是為免「製造恐慌」，然而明知威脅真實卻不告訴公眾，無異於隱瞞真相誤導國民。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的疫情，則較多跟社會經濟結構因素及抗疫能力有關。以印度為例，莫迪政府早在3月底下令全國「封城」21天，「先抗疫後經濟」，可是印度公共衛生基建薄弱，經濟底子不厚，封城等措施令貧民生計無着，無法有效執行，陷入抗疫不成經濟又重挫的災難。印度第2季經濟萎縮超過兩成，最近單日新增確診超過9萬宗，成為全球紀錄，倘若走勢持續，疫情隨時甚於美國。

疫情和社交限制措施，對窮人打擊最大，失業者眾；富國加緊量化寬鬆「印鈔」救市，實際效果是在國內和國際層面，加劇貧富懸殊。非洲國家除南非外，確診數字未算太高，原因是位處全球經濟體系邊陲、與重災國人員往來相對較少，還是僅因檢測量偏低，目前難以斷言，惟聯合國已關注，部分窮國民眾受全球經濟衰退及國內防疫措施影響，糧食供應可能出現問題，甚至爆發饑荒，呼籲各國捐助，然而疫下以鄰為壑情况普遍，富國願意提供多少幫助，乃是一個疑問。

疫情大流行初期，各國封城防疫，經濟活動大減，各地空氣污染大減，隨着多國堅持重開經濟，溫室氣體排放現已回到疫前水平，科學家警告，全球暖化可能在5年內，突破不可逆轉的門檻，即比工業革命前的全球平均氣溫高出1.5℃。全球暖化水浸眼眉，疫情退卻後，極端氣候危機可能又來，可是現在國際社會連齊心抗疫也做不到，期望各國合作抗暖化，又豈能樂觀。

內地疫情爆發初期，武漢當局應對明顯出了問題，惟中國很快建立起一套強而有力的控疫系統。放眼全球，中國似乎亦是最有能力實現「可持續復常」的國家，毋須將希望全押在疫苗之上。國際關係複雜，影響因素眾多，當中既有主觀政策選擇，亦有客觀條件因素。中美鬥爭激烈，特朗普抗疫不力諉過於人，指控北京隱瞞疫情，又設法拉攏盟友對付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有效控制疫情，各國為求經濟復常，出於利益考慮，又很難放棄與華合作。這兩股力量如何拉扯，將影響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格局。全球進入冷戰結束後最不明朗的時期，結局無人能料，唯有盡力做好眼前事，提升疫情控制能力，在世界新格局爭取有利之地。

全球來看，經濟會否復常，與能否有效控制疫情有重大關係。香港又如何？鍾南山七月底時說過，香港的疫情處於一種拉鋸戰的狀態。其實經濟也是在拉鋸，只要疫情不歸零，人民便不會心安，經濟的V形反彈不易出現。

先說經濟的表現。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已呈下滑，GDP同比下降百分之二點八，即與之前一年同季相比有此跌幅，第四季同比仍跌百分之三。但此等跌幅顯然只與黑暴的破壞有關，疫情的影響要到今年才出現。今年第一季GDP同比下跌百分之九點一，第二季也無起色，同比負增長為百分之九。GDP的數據每三個月公佈一次，訊息不及另一些數據及時。

有一組挺有用的每月數據可助我們知道最新情況。私營部門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可告訴我們經濟是在擴張還是收縮，若是五十以上，便是擴充，五十以下則是收縮。今年的四月及五月，香港的PMI很低，但六月時突然猛升至四十九點六，反映市場經濟雖然仍在收縮，但並不嚴重。我們應還記得，六月時疫情第二波似已受控，很多天都是零確診。
不過，一至七月，PMI又急跌回四十四點五，八月份再下調至四十四，反映在確診個案急升後，香港經濟又在收縮。此種情況與內地相比，大相徑庭，內地第二季疫情已基本受控，雖然經濟仍受歐美拖累，但GDP同比依然出現百分之三點二的增長。
我們知道疫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差別頗大，例如網購或超市生意可因疫情已門庭若市，金融業可通過網上進行大部份交易，旅遊餐飲則成重災區，但總體而言，只要疫情還是拉鋸下去，經濟的代價會十分沉重。
有多沉重？去年第一、二季黑暴尚未出現，今年的第一、二季黑暴也暫退了潮，但GDP卻依然同比下挫了百分之九，這顯示疫情對GDP的影響可能很接近百分之九的負增長。香港去年GDP每星期平均五百六十億港元，百分之九的跌幅約等於每星期五十億元的損失。就算我們不計算疫情帶來的人命與健康的損失，亦不理會財爺耗用了二千多億元的外匯儲備救市，疫情每延遲一個星期結束或受控，香港光是總體經濟收入便要掉五十億元。政府及社會都要明白，時鐘不斷在轉動，不盡快便疫情歸零，經濟損失會不斷積累，一個月的延誤便是二百多億的代價了。
經濟的損失會不斷增大，直至港人承受不到也不一定終結。
但上述的損失並非不可避免。將來有了疫苗後情況相信會改善不少，但若無口罩、社交距離等輔助，問題恐仍存在。在未來的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很多人或許都無接種疫苗的機會，重啟經濟的最重要手段還是能否有更多人能夠檢疫，甚至是每隔兩、三個月（或更頻密）再來全民（不止是普及）驗疫。這是很符合成本效益的。在內地驗疫，連上試劑與人工，每人成本只是一、二百元人民幣，遠低於香港醫生所收費用。我們若與內地合作，假設每次驗測總成本三百元，七百五十萬人全部都驗，總成本也不足二十三億，卻可保經濟較有效運作起碼幾星期，十分划算。
香港政府崇尚自由，但性格軟弱，不願為了對社會有益之事而冒上政治風險，所以沒有強制驗疫。這是不對的，驗疫的作用不止於個人，而是有界外效應，有助斬斷無徵狀者的隱性傳播鏈，這足以使強制性驗測變得合理。若政府在將來的驗測計劃中仍不肯用強制性方法，次優的政策是用激勵方法，而不止是勸告，適當的誘因很重要。幾點以作參考。
第一，願意驗測之人大都重視健康，將來有疫苗時他們應有優先權接種。

第二，將來若政府再派錢，好市民應有優先，有打針記錄的才可領錢，其他人則沒有或數額減低。

第三，持有健康碼的人可以到內地及澳門。在某些人群較密集的場所，政府也可讓曾擁有健康碼，但過期不太長時間的人自由進出，其他人則禁止。曾經有健康碼的人一般較小心健康，他們傳染他人的風險較低。

上述幾點只是些例子，政府可自行把政策精密化。這類政策社會成本不高，但有助使個案歸零，重啟經濟，希望政府不再優柔寡斷，拖泥帶水，能強勢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