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別出心裁」的問卷調查

 

民意調查是有做得成功的,不過大部分都很兒戲,九成以上如果取消了,對這世界非但沒有損失,反而可能有正面意義。偏生這世代不少人篤信民調結果,促使很多野心家不停在製造這玩意兒,做出來了,就以此帶動風向,蠱惑人心。

你要知道別人的心思,最有效的方法是觀察,而不是直接問對方有何想法,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甚麼,自欺欺人者何其多也。朋友,你有試過跟人爭吵嗎?有時對方面紅耳熱、歇斯底里,你想提醒他不要太激動,他卻告訴你自己很冷靜、很客觀地在討論問題。這時候如果有一份問卷擺在面前,問對方那刻心情如何,他可能仍會剔下「很冷靜」的一欄,明眼人卻知道,這答案其實是笑話。

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善於觀人,其實要想知人,主要是憑觀,而不是憑問,因此過去的父母官要掌握民情,往往微服出巡,親自觀察,很少會向民眾發問卷,事關問得到的,未必是實情。筆者沒有傳統父母官的觀人智慧,充其量只懂得一些皮毛,但早年也能以此告訴你,香港年輕人的反社會情緒主要跟「上車難」無關,更多次提醒政府不要錯會意思,以免在應對問題時誤中副車。

奈何在上位者懵然不覺,及至反修例風波猝然來襲,才知道不少跑在前頭的抗爭者,其實是來自中產家庭,他們的父母有兩、三套房子,最少有一套是準備留給他們的。這些人卻為了甚麼崇高理想,寧願捨棄豪宅不住,而去蹲監牢。

教協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多達4成的受訪教師有意離職,原因以「政治壓力日增」居首,比例高達71,看來香港教育界將浮現大規模「逃亡潮」的危機,但情況是否真的出現?

教協於上月29日至本月5日進行網路問卷調查,訪問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教師及校長,共收回1178份有效樣本,佔現有會員九萬六千多人不足百分之二,其中發現有高達4成受訪教師有意離開杏壇,當中又有近2成有意辭職或提早退休,另外2成受訪者則表示「傾向離開,但尚無具體計畫」。當問及有意離職的受訪者預計何時會有實際行動時,11.3%表示已經或將會於本學年期間或結束時離職。

調查顯示,在474名回答「選擇離開」或「傾向離開」香港教育界的受訪者中,71.1%指稱「政治壓力日增」是促使其離職的主因,其次依序為「不滿香港的社會狀態」(55.3%)及「不滿香港的教育政策」(38.6%)。

據報導,這項調查還顯示,所有受訪者中,有高達8成的受訪者對香港目前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不滿,78.4%對教育制度及政策不滿。

至於704名回答「選擇留在」或「傾向留在」香港教育界的受訪者,則有58%表示,留下的主因是「陪伴家人留港」,其次依序是「經濟狀況不容許」(53.3%)及「習慣香港的生活」(43.9%)。

我覺得這種調查最少有三個問題:

一是樣本大小不足10%,達不到統計學問卷調查的要求;

二是取樣不平均,主動答問卷的往往是對現況最不滿的人,他們代表不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三是這些人口宣要離職, 暫時不應信以為真, 等觀察一兩年後得到實際數據才公布結果。

香港美國商會日前也公佈一項問卷調查結果,稱有42%會員正考慮或有計劃離開香港,並認為有關數字“十分令人關注”,而當中逾六成人表示原因是香港國安法使他們感到不安。有關媒體很自然地發表其推斷,說國安法嚇走了大量外資云云。

美國商會過往還算是一個正兒八經的外國商會,但自從2018年開始,其言行便開始出現轉變,先是突然對香港外國記者會前第一副主席馬凱申請工作簽證續期被香港入境處拒絕表示關注,至翌年又公開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修補港臺兩地在引渡逃犯問題上的漏洞。

美國商會現任會長早泰娜擔任外國記者會主席時,曾多次邀請黃之鋒、戴耀廷、羅冠聰、彭定康等亂港分子和外國政客演講。到如今,美國商會再弄出一項調查為反對派提供抹黑香港營商環境的子彈,實在不得不令人懷疑其背後另有政治目的。

說回調查本身,美國商會解讀數據只能說是相當“別出心裁”,甚至可以說是玩弄數位遊戲。首先,表示正考慮或有計劃離開的受訪者,的確有約四成,但其餘還有58%的受訪者,表明會繼續留在香港。要是說42%是“十分令人關注”,那58%不是“極度令人關注嗎”?這也引申出另一個結論,即國安法實施後,仍有近六成美資企業選擇留在香港,可見大部分美企在後國安法時代,仍然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保有信心。

其次,不得不留意因為國安法而有意離開香港的受訪者,只佔42%中的約62%,也就是說,如果通盤計算,真正由於國安法而想離港的美資,其實只有大概26%。當然,這不是說26%是一個細小到可以忽略的數字,但絕對不至於像一些人所說“六成美資因國安法離港”那種程度。

另外,香港美國商會今次調查,除了詢問會員是否因國安法離港外,還列舉了其他原因,如新冠疫情隔離措施令受訪者難以外遊或探望家人、對香港競爭力感到悲觀、原本就沒有想過長期留在香港等等,其中有關新冠疫情的數個選項,所佔百分比由約13%至逾49%不等,顯示政治因素以外,疫情對外資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至於選擇留港的原因,有近八成受訪者解釋是“香港生活質素好”,其餘還有優越的商業環境、生活與工作前景有保證、接近中國內地市場等等,以上各項原因所佔百分比均有五成至五成半以上,足見大部分美企仍然對香港的商業前景有信心,而即使國安法落實後,也不影響他們透過香港獲利。

事實上,也確實有受訪者指出,國家安全是全球所有國家的規範,美國也有國土安全部,更認為香港較美國安全;亦有受訪者表示,個人安全對有小孩的家庭十分重要。種種原因也顯示,香港國安法不只未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反能更有效確保公眾與營商環境安全,缺乏安全的營商環境,自然不可能吸引外資,而香港國安法便能防止如“修例風波”一類的大規模暴亂再度發生。

再者,如果對比美國本身,香港國安法充其量不過一條法例,但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卻可謂層出不窮,而且不只監控美國人,如《間諜法》、《外國情報偵察法》、《反經濟間諜法》等,就授權執法機關拘捕身處美國的外國人,尤其《反經濟間諜法》把盜用商業秘密視為刑事罪行,如果舉措被判定有利外國勢力,最高則可處以監禁15年和罰款50萬美元,即使被告為法人,亦能罰款最高1000萬美元。

但即使美國有如此針對外國企業的法例,每年仍然有大量外資流入,至少直至2019年為止,美國都是全球最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既然美國企業也不怕更多更複雜的美國國安法律,又何解會獨獨懼怕一條香港國安法呢?

頗諷刺的是,美國外資去年斷崖式急跌49%,由原本逾2600億降至1340億美元。如果真要關心外資流失的問題,美國大概比香港更值得關注。順帶一提,去年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正是美國商會聲稱有很多人害怕的中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回應美國商會的調查,指商界去留有不同因素,但去年仍有近一萬間國際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而外國投資情況亦持續表現平穩;上月,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亦言,每年都有企業來港,同時有企業撤出,目前未見有關趨勢出現任何變化。

其實今次也不是香港美國商會第一次進行類似的調查,去年7月,美國商會便聲稱有約35%的公司會考慮撤資,也有51%受訪者對國安法感到不安。但不過6個月後,即今年1月,美國商會便如同失了憶一般,主席Jessica Bartlett公開指,未見有大量美國資金撤離香港,甚至形容不少投資者對香港有信心,口脗彷彿完全不知自摑了一巴。

可能美國商會也明白什麼叫“公私分明”,為反對派提供子彈,以及反映業界實際情況終究是兩回事。有往例在前,也許幾個月後,我們又可以聽到美國商會說美資對香港充滿信心一類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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