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在香江的滄桑（三）

九七回歸後，持續的對立香港民間強調「民主」和官方層面強調「愛國」的五四紀念的張力，在回歸之後進一步延續。五四的民主在建制派或親建制的人手中，一來難以彰顯國家話語權，二來具有高度不穩定的元素，所以民主的這層意義在官方紀念中被淡化。因此，官方制度化下的五四，多強調愛國精神，意在透過五四運動加強香港與國家的聯繫。民間仍以五四爭取民主、自由和法治。2005 年民主發展網絡和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燃點民主希望」燭光晚會，呼籲繼承五四的民主精神，爭取實現全民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2009 年，學聯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中寫到，
「面對中國的前景，我們呼籲中國政府：
一，『落實民主改革』、『打擊貪腐』；
二，『停止打擊維權運動，釋放在囚異見人士，落實人權及言論自由。』」

中大哲學系教授鄭宗義意識到，這種對立關係日益劍拔弩張，既造成民間與官方話語的切割，即使站於「民主」旗幟之下的民間也出現切割。他補充：「從香港語境說，二十世紀的學生運動，例如火紅時代、國粹派、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反殖反資，這些還是學生愛國反對殖民地的行為。因為對共產黨有迷思，仍有幻想，只是這些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時，仍與國家連結，以紀念六四最明顯，「仍有支援中國民主化」；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的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內地語境切割……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有了一個明顯切割，年輕人的本土思潮不斷發展。港人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另一邊廂，還是有一些人在講內地的「民主」化，六四燭光晚會便在講追求「民主中國」。

重思「德先生」 香港要怎樣的民主不難發現，當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被提上議程時，「民主」也成為香港和中國內地對紀念五四話語脫軌、對立的開始，甚至是中港的關係、身份認同轉變的開始。那麼如此關鍵的「德先生」究竟為何呢？一提到「德先生」或民主，人們往往聯想到美國第16 任總統林肯定義的「民有、民治、民享」或者「主權在民」。這固然沒有錯。但作為香港與政治中國關係轉變的轉折點，這裏所講的「民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引進西方的「德先生」，號召大家學習接納。那個原版的「德先生」，確應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學生當時所理解和實踐的「德先生」是怎樣呢？毋庸置疑，從1919年的社會運動來看，五四可被定性為學生愛國運動；即便把時空拉得更大一點，從文化運動的層面來看，也體現着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鄭宗義認為，「他們當時理解的民主，一方面是講個人的，但不是一面倒的嚮往個人主義式民主，並不一定嚮往個人先於社會，也沒有一個社會或國家是實行這種個人主義式民主。如果是個人主義式民主就散了，無法凝聚國家的力量，必須有一種非個人主義式民主，所以就是『小我』讓步於『大我』。」言下之意，運動中奉行的「德先生」，似乎並非彼「德先生」。

再看八十年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眼中，人們吃飽肚子，天下就太平了。在一般人眼中，經濟發展也是先於一切的。陳學然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內地更強調讓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當家作主未必是強調一人一票。」這種觀念甚至在今日仍然流行，「為何中國沒有落實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講，誰做皇帝，關我什麼事呢？你讓我有生活的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近現代的香港和西方一樣，「對民主最普遍的理解是『民有、民治、民享』。香港、西方很強調一人一票選領袖的制度得以落實。」換言之，五四追求的民主，與今天香港談論的民主存在着差異，那麼當我們在今天強調五四的民主精神時，追求的是怎樣一種民主？

鄭宗義指出，單就權力民授、個人自由、政治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而言，香港追求的民主其實與五四追求的民主沒有區別，至於個人主義式民主，也不構成香港當下民主訴求與五四的分野。「香港所講的民主是否個人主義式民主？

我不這麼認為，就算是在西方也有很多學者批評個人主義式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人可不可以離開他的社群？個人主義式民主，主張個人就是自由，這些想法究竟是不是民主，又是否最好的民主表達方式，值得深思。」一般人不會如此從哲學層面討論民主，鄭宗義直言：「今日香港思考的是，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可以看出，隨着中港矛盾造成的疏離，港人覺得兩制漸消失，抗爭之後希望切割，最極端的方式就是獨立。」他指出，當中的問題在於港人要的是公民自決還是民族自決，公民自決是有限度的，是尋求建立民主體制，與民族自決並不相同，但在香港，「因為要和內地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鄭宗義分析，若從民族自決的視角看，近十幾年來香港所有運動都和五四無關，「五四是他國的學生運動，我們參考而已」，但無論從歷史、經濟、文化還是現實來看，民族自決或獨立都不是香港的可能選項，想要維持兩制的平衡與香港的獨特性，應該爭取公民權利，而從這個角度會看到，在香港追求香港的民主化，與紀念六四、七十年代學運一樣，「發現整個脈絡回到中國的語境，就會看到五四薪火相傳」。鄭宗義強調，這個「中國」是文化的，不一定指向政權。

在鄭宗義眼中，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民主是一體兩面的，當追求香港民主化，不能缺少思考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陳學然則直白地說，「民主」是可以和「愛國」接軌的，也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本地很多時候拿民主來對抗中共，變成反對國家，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民主和愛國其實沒有衝突，你追求民主也是為了未來建設更好的中國。」回歸理性 社會才免走向民粹陳學然憶述，他著作《五四在香港》一書，收筆於「佔中」醞釀時，「佔中是9月，我的書在3、4 月寫完，當時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大家好像除了民主就沒有其他東西，民主甚至成為進一步了解國家未來發展的阻礙。」他補充，「繼承五四精神，並不只是繼承民主，五四精神是多元化，例如民主科學、穆小姐（moral）等。」他更指出，民主並不一定是在廣義定義下的五四運動早期主要提倡的精神。

「陳獨秀提出賽先生、德先生比較早。但真正說五四的精神是民主科學，是很後期的，應該是二十年代中後期才覺得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民主科學。」總體而言，陳學然將五四運動形容為「叮噹百寶袋」，不同政黨與群體都可在五四運動汲取精神資源予以詮釋和運用，「五四是很複雜的，大家在這當中都可拿到不同東西，有啟蒙、民主、科學、文化運動。」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甚至繼承五四呢？比如，民主的根基是什麼？如何實現民主？根據兩位教授的意見，「理性也是民主的根」。鄭宗義便指出，「理性討論是民主的基礎之一，每個人在社會中不斷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主社會才會有具素質的公民，社會才能避免流向民粹主義。訴諸於非理性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以自己利益為重的方式追求香港民主化，緣木求魚，不太可能。我認為香港離民主的路愈來愈遠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社會的撕裂，民粹的抬頭，整個社會離理性愈來愈遠。」鄭宗義不諱言，香港社會很多時候傾向二元對立，又或立場先行，「理性」是為「立場」服務，「和你立場相同的人做錯事你看不到，立場不同的人做錯事你就批評。」而一個只有立場、沒有理性的社會，難以出現有效的討論，共同做出更好的抉擇。理性的思考更能幫助社會保持初心。陳學然談五四運動學生思想的變質時提到：「五四本身說的是民主，但學生運動中看不到民主；五四運動本身還講個人主義，但學生運動變為集體主義；五四本身說的是科學理性，但後來也不理性：逼迫商人簽自願書，罷賣罷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佩然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認為五四運動除了政治層面的反強權反帝國，另一個重要層面便是作為一場民族復興的救亡運動。五四的初衷正是希望這場救亡應該透過文化思想的啟蒙達到。然而，由於在實踐中讓救亡壓倒啟蒙，並沒有達成從文化復興到民族復興的初衷，無異於飲鴆止渴。

這也是五四運動對今日的教訓和經驗。無論你傾向於「民主的五四」或「愛國的五四」，甚至可能是「科學的五四」；無論你認為五四的民主是實現了，又或變質了；無論你認為五四是對傳統文化的摧毀，又或是對中國思想的啟蒙……五四給予我們共通的警醒是保持理性思考。

五四在香江的滄桑（二）

五、六十年代，「逃難」的南下文人，比如唐君毅、錢穆等所宣揚的「建設文化中國」是關於五四的主旋律。比如唐君毅把「批五四」和「批共」合併駁斥。因為南下文人通常把五四運動看作為催生共產黨的運動，把馬列思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看作是摧毀了傳統文化的異族思想，而他們要在香港守衛傳統文化、延續道統理想。
七十年代：愛國的五四 香港的中國到了七十年代，一批土生土長的香港大學生成為紀念五四的主流，不同於南來一代，他們在全球反殖浪潮中，對殖民政府有所批判，進而自覺地關注香港的一切，再從對香港的建設推進到對國家的關懷。這是香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蓬勃的時代。
五四的抗爭、愛國正是他們反思香港社會、關心中國發展的精神源泉。他們把批判政府、反抗權威視為五四精神的傳承，藉此從思考個體到關心香港，再到思考應如何關懷、推動中國的發展，表現身在香港關心國家建設的情感。
在七十年代，關懷社會、愛國是紀念五四的主旋律。學聯在1975 年提出的「放、關、認、爭」正概括了這時期學生紀念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整體風貌：放眼世界、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爭取學生權益，他們關心本身權益，也關心自己國家，當時我也親身經歷這樣子的火紅年代。
從1979年中大學生會的「五四專輯」序言《做一個新時代的五四人》也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學生繼承了五四以來關心社會、勇於抗爭不公的家國情懷，積極參與當時的社會議題：「然而，當我們踏足於現實，我們不難發覺：升斗市民在通貨膨脹中掙扎，元洲仔艇戶的居民在絕望中沉浮，我們的民族語言遭受踐踏……如果我們還有着五四的血統，我們應該在這醜惡的面前清醒，我們應該更踏實地、更虛心地學習結合社會大眾的方法，用熱血和行動為這個不平等的社會加一點新的意義：只有反抗，我們才能把五四擁抱得更緊，只有行動，我們才算得上一個新時代的五四人。」當時，香港大學的學生做漁民調查、棚戶調查，主動了解社會問題，更出現「反葛柏，反貪污」、「保釣運動」、「中文合法運動」、「艇戶事件」、「抗議英女皇訪港事件」等一系列突破性社會運動。同時，席捲全球的反殖浪潮也讓香港戰後嬰兒潮的第一批大學生開始思考身份歸屬的問題。當時的青年或多或少通過紀念五四運動向中國傳統文化汲取精神資源，建立有別於殖民地的本土意識，確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中文合法化運動是應運而生的，香港教育大學陳國球教授說到七十年代中文合法運動時表示，「我們是透過中文合法化運動來建立本土意識的，而這種本土意識卻又是由中國文化來支撐，這是說，有一個『香港的中國』在其中。仍有國族文化思想，仍遺傳深層文化因子。」可見當時青年尋求國族身份認同。
從繼承五四抗爭精神及其對社會的擔當和對國族身份的尋求與思考，轉化為關注中國內地發展的五四愛國精神。這種「愛國」並不一定是建基於對共產黨的肯定，而是基於對身份認同問題的探尋。當時就讀於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就是第一批回內地搞活動的香港青年。《中大學生報》很好總結了此時代青年的立場—要去了解中國，而不是與之割裂。在強調五四的抗爭精神之餘，七十年代的五四紀念也強調「愛國」是一種由關懷香港社會出發，再到關懷整體中國發展。在1979年《中大學生報》刊載的《鳳凰涅槃，再造五四》中：「在社會主義實踐求真的大道上，我們鼓吹中國立即進行多項生活型態的分區實驗，在實驗結果上得到有效的比較，進而摸索出明日中國的方向……五四運動愛國精神永世長存！」八十年代：民主的五四 香港主體性可以看到，從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儘管香港紀念五四的主題和立場有所變化，但不變的是這些紀念都沒有脫離中國的語境。這個中國不一定是政權上的中國，可以是文化上的中國、地域上的中國，但這些紀念都建基於對中國的認同與關懷。到了八十年代，這種情懷逐漸退卻。
步入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迎來重大變化。隨着中英談判展開，香港的前途問題成為社會焦點。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巨變，也使得作為社會運動主體的青年對中共的政治幻想破滅。此外，由於英國的「光榮撤退」計劃，七十年代學運領袖逐漸走入建制，學生運動潮流放緩。再加上香港經濟完成由工業到商業的轉型，大學生的出路與七十年代有所不同，以至八十年代青年逐步轉向實用、功利主義，從「放、關、認、爭」變為追求「文、康、體、福」（文娛、康樂、體育、福利）和「四仔」（屋仔、車仔、老婆仔、BB仔）。
在這樣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香港青年的關注焦點更集中於香港自身的命運。八十年代，五四的民主精神在香港被放大，成為爭取香港民主回歸的源泉。因此，紀念五四趨於強調民主、自由、人權。人們希望民主回歸、有民主的選舉，以維持香港主體性與自決、自治的權力。港人強調民主的五四，並以此批判、排斥國家的思想言說，必然會導致香港五四與國家話語的脫軌，而與國家的區隔也會增加香港對主體性追尋的重視。比如1989 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時，《突破》雜誌刊登了《我們仍要繼續「五四」》一文，提到香港必須先為港人爭取自己的尊嚴和角色，事事拿出五四精神，才能發展出成熟共處的關係。
曾於1985至1988年擔任立法局民選議員的李汝大在1989年於《信報》發表《五四運動與香港前途》，強調香港主體性和內地有所區隔的言論：「香港倡導思想言論自由，難以接受內地教條式政治。雖然海峽兩岸都講國語普通話，香港社會仍然全面使用粵語，而且發展成為本地普羅文化……在全國使用普通話的情況下，確立香港社會的粵語文化，使『一國兩制』的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分別出來。」當香港突出本土的主體性，愈來愈強調香港於中國內地的各種差異，必然會影響香港人的國族身份認同。縱然我們仍能在八十年代看到一些秉承五四愛國精神，關心內地民主發展的行動，但很明顯這已不是當時五四紀念的主旋律。這樣的紀念和行動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初，當時，七十年代愛國、抗爭的五四餘熱尚未徹底退去。試舉一例，1981 年香港學生特意選擇5月4日這一天向北京政府發表《向全國人民代表的呼籲聲明》，北上查找被拘捕社運人士；又或是1989 年，六四事件這樣特殊的事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同的政治、社會背景，導致了兩個時代對紀念五四所強調的不同，進而影響了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

五四在香江的滄桑（一）

1919 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對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百年前於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與現在的生活似毫無轇轕。不過，從現已被迫停止運作的學生團體「學民思潮」2011年成立時對秉承五四精神的宣稱，可以看出百年前的五四跟今日香港青年的距離並非那麼遙遠：「『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該團體並誓言以當年的學生為榜樣，追求開放的思想自由，以及發揚真正的愛國情懷。
「民主」與「愛國」一直都是詮釋五四精神的關鍵詞，兩者並非矛盾地存在。五四擁有巨大的詮釋空間和豐富的精神資源，使得它在百年來不斷啟發和影響各種社會思潮，不僅在內地的學生運動與官方話語中時常見到其身影，也在香港的社會運動及其不斷轉變的價值觀建構中扮演角色；百年後的今天仍激發人們勇於反思。
不少學者探討五四與香港的關繫，一般都認為五四值得紀念，因為它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不同的人都可從中汲取養分，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燈塔。
事實上，有哪一件歷史事件可以像五四那樣，不同的人都去紀念？反共的紀念，中共也紀念，大家都去爭取五四。所以在未來，大家還是會紀念，它本身就是複雜多元的，蘊含很多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只不過大家都拿着其中一點……！紀念五四與國族身份認同顯示出數十年來不同政治陣營的人在「愛國」、「進步」、「改革」、「民主」等與五四相關的價值理念中各取所需，企圖透過詮釋「五四精神」來改變社會，有學者甚至形容，「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因此而生。
細察香港人在不同時期如何詮釋五四，可看出人們對國族身份認同感的轉變。部份收藏在圖書館的文獻，可讓人們窺探從學生到學者等不同知識階層的思想變化。上世紀二十年代，五四運動發生後的首十年內，因為殖民政府擔心五四運動激發香港的街頭運動，進而影響自己的統治穩定性，以及顧慮到英日同盟的關係，殖民政府嚴格管控五四運動的宣傳及紀念活動，以至五四在香港難有特別的迴響。當時有以陳君葆為主事者的208名學生聯名向北洋政府發出通電，聲援北京學生，反映當時香港學生群體憂戚與共，心繫家國。
及至三十年代，與內地一樣，香港五四紀念的主旋律也是抗日救國。殖民地政府因為「英日同盟」，禁止排日情緒在港蔓延。殖民地政府甚至下令禁止香港報章登載有損日本利益的文字，諸如「敵」、「倭」、「抗日」等，而「內容稍有『敵意』即遭抽查」。在這樣的規管下，香港民眾固然難以做到與內地一樣，公開地通過紀念五四運動，呼籲上下一心抗日。
然而，香港媒體仍有隱晦抨擊日本的文章，當年報章出現諸如「某國」、「某貨」的用字，又或以「X」、「O」代替，比如「有力殲X（日）」等。到了1939年抗日最為嚴峻之際，南下文人和香港學生更不惜代價，突破殖民地政府對媒體的禁令和對抗日活動的監管，透過紀念五四傳播愛國反侵略精神，宣揚抗戰救國。1939年5月7日，香港多個青年團體舉辦有逾千人參與的青年節活動。
從1941 到1945 年日軍侵佔香港，紀念五四幾乎在那段時期絕迹。香港的紀念五四成為國共爭奪青年支持、搶奪話語權和支撐各自政權合法性的場域，親國民黨的報紙藉紀念五四宣揚三民主義以反共，親共的媒體則藉五四宣揚社會主義和自我實踐。
雖然左右對立，但各自都沒有拋離中華文化語境，而處於對國家未來走向的意識形態之爭。

談夢

相信不少朋友都發過夢。有些人很少發夢；有些人記得曾發夢，但夢境很快就遺忘；更有些人夢境十分具體，每一個細節在夢醒後都記得清清楚楚。我本身對古史有興趣，特別唐代史實，翻閱兩冊《唐書》，發現有許多相關的記載，我常抱著一些疑問，例如唐代人仕究竟如何思考「夢」這個課題？而「夢」又對唐人生活有著什麼意義？不妨輕鬆一點，當成唐代人的生活史來看待，便饒富趣味。

就史書所載，夢境絕大部分都與命運、情感、信仰、政治有絕大關聯與發揮。

例如詩仙李白，其母親在生李白之前夢見長庚星，長庚星就是所謂的太白星，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金星。太白星的徵兆不僅預示了後來李白文采過人的天賦，而其李白一生的作為與詩風也正如西方比喻金星的意義：即愛、浪漫等。又如生長世宦之家的裴寂，因為家道中而成了孤兒。長大後運途不順的裴寂，有一次在華嶽廟占卜自己的功名，而夜裡夢到一個老人告知他的後來運途，其後，果然當了齊州司戶，這不僅有神奇之處，更說明唐人熱衷功名的一面。

這些「夢」的記載固然不可無限上綱，但處於整個長久的傳統來看，在唐代人的生活佔了極大之影響，自然也影響他們對事物的觀察與判斷。可以說，「夢」之於唐代人而言，是一種從深信到加以利用的方式。可見，「夢」在唐代人眼中佔有其特殊地位，史學家也將這些史料逐一記載下來。我同意不要過於穿鑿附會，但從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出發，不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嗎？

實用方面，究竟夢境有沒有價值呢？可不可以從中認識我們的身體狀況呢？從中醫角度來說是可以的，但中醫學不像西方以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為代表的心理學角度認識夢境，也不是以風水命理預測吉凶先兆的角度認識夢境。中醫學是以取象類比、形而上的思維分析夢境，夢境只是身體其中一個精神上的變化。

夢墮下部陰虛火旺

一般來說，偶爾發怪夢一兩次，並不一定代表身體出現問題，就像受風後打一兩個噴嚏，只是肺氣不通而透過噴嚏抒發，不一定發生外感病。不過如果你經常夢到相類似的夢境，持續時間比較長，就可能有臨床的辨別價值。值得留意的是，中醫是以四診合參來認識身體變化，因為夢境只是身體的其中一個變化，辨別身體病變時，還要綜合地考慮身體整體的情況，才能清楚知道病人的病機狀態。

另外，通常病人不會以發噩夢為由求診，只是與醫師交談過程中偶爾提及夢境，因此由古到今對於辨夢的文獻記載十分散亂，我是經過整理部分古代醫學文獻，發現古人早已意識到夢境與臟腑之間的氣血盛衰有很大關係。現就兩種常見的夢境，作簡單的分析。

夢墮是指夢者夢見自己突然從高處墮下，甚者驚醒。據我的經驗，多數夢者夢見在樓梯高處跌仆而下。文獻與醫案又有記載從樹上、從懸崖上墮下，近年又有記載飛機失事而墮下之夢境。這些夢境並非偶見，而是有一定的出現頻率。

最早記載夢墮的醫書是《素問》與《靈樞》，當中《素問．脈要精微論》與《靈樞．淫邪發夢》均記載「下盛則夢墮」。《雜病廣要》又提到「下部虛則夢墮，治宜滋陰之屬是也」。簡單來說，夢墮可能原因是勞倦過度，引致肝腎虛損，身體下部出現陰虛火旺之象。夢者可能伴隨壓力稍大，或工作至夜深方睡，或入睡困難，或過度飲酒等。但夢墮要跟夢魘作鑑別，夢魘即發噩夢，部分夢者夢到被人追殺或遇到危險時墜下，這就不算是夢墮，夢墮的夢境只是單純高處墮下，不一定伴隨驚恐緊張。

夢悲哭或關肺氣虛

夢悲哭有兩種，第一種是本有七情憂思過度，日間已有悲哭的情感下夢悲哭，這種夢悲哭比較容易理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七情鬱抑而引致氣血不調，五志於夜間仍未平復使得入睡悲哭。第二種是日常生活心情平和，沒有情志刺激下晚上夢悲哭。這種人白天沒什麼悲傷之事，入夜後反而泣不成聲，醒後自己亦覺得十分奇怪。這個情況有幾種可能性，如《素問．脈要精微論》曾記載「肺（邪）氣盛則夢哭」，指出與肺氣虛弱有關；王符《潛夫論》又說「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天氣過寒，身體不適應寒冷氣候也可引致夢悲哭；或者體內痰氣過盛，也會引致夢悲哭，就如古人之言「痰之為病……悲啼兩淚而寤（即睡醒）」。

夢境多變，是受多方面因素而發，因此要辨別夢境的意義，須請教專業人士。以上夢境的臨床意義只供參考，市民不應單純以某夢境多發而自行煎煮中藥治療。

微生物-腸-腦軸

腸-腦軸是將大腦和腸道功能整合的雙向信息交流系統，中樞神經系統、腸道神經系統和胃腸道之間的雙向相互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腸道微生物參與腸腦軸的功能反應，在腸道與大腦的信息交流中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了「微生物-腸-腦軸」的概念。

腸腦軸功能改變參與多種胃腸道疾病的發生，比如腸易激綜合徵以及相關的功能性胃腸道疾病；最近的研究也發現，腸腦軸功能紊亂也參與許多腦部疾病的發生，包括自閉症、帕金森、情緒和情感障礙以及慢性疼痛等等。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能夠通過影響腸道通透性、黏膜免疫功能、胃腸道運動以及腸道神經系統活性參與調節胃腸道功能；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也參與調節行為和大腦過程，包括應激反應、情緒行為、疼痛調節、攝食行為和大腦生物化學等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是大腦影響腸道菌群組成的另一重要機制。

腸道細菌與腸道免疫，腸道通過機械屏障和免疫屏障抑制致病菌。機械屏障由單層腸上皮細胞、黏液和腸細胞形成。另一方面，免疫屏障由腸上皮內淋巴細胞、巨噬細胞、自然殺傷細胞、派伊爾淋巴集結和腸系膜淋巴結形成。腸道共生菌可以調節腸道屏障的完整性，通過抵禦病原體的入侵和幫助宿主免疫系統的發育來促進腸道防禦體系。腸道細菌通過競爭結腸黏膜表面的營養物質和附着位點來維持對致病菌定殖的抵抗。腸道共生菌代謝產生的短鏈脂肪酸也可以降低腸道pH值，以避免致病菌的攻擊。

腸道細菌不僅對宿主防禦體系的建立做出貢獻，也有助於維持腸道正常功能。腸道細菌通過調節腸道蠕動、產生維生素、轉化膽汁酸和類固醇、代謝外源性物質、吸收礦物質以及破壞毒素、基因毒素和誘變劑等方式對宿主產生有益影響。結腸近端可產生大量的短鏈脂肪酸，比如乙酸、丙酸和丁酸等。這些脂肪酸是結腸黏膜和外周組織的能量來源，是腸道細菌發酵不可消化的複雜碳水化合物的產物。反過來，這些脂肪酸通過影響結腸吸水和降低糞便pH值來影響結腸細菌的生長。

腸道細菌是轉化天然化合物以發揮其生物活性的關鍵。腸道菌群也可以影響宿主生理學，對宿主的生理過程具有刺激或抑制作用。腸道菌群通過促進腸道相關淋巴組織成熟、增加組織再生（特別是腸絨毛）和腸道運動以及降低腸道上皮通透性，對宿主的腸道功能產生有益影響，從而增強腸道屏障的完整性。

腸道細菌的定植受生活環境、飲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此外，宿主的生理過程、消化道的解剖結構和生理學也是影響腸道細菌定植的重要因素。飲食在腸道生態系統微生物多樣性的產生、成熟和保護中發揮重要作用。

益生元可以影響腸道細菌的組成，選擇性的促進腸道有益細菌的生長，使宿主受益。益生元是一種類似於碳水化合物的化合物，比如乳果糖和抗性澱粉。近年來，益生元已被廣泛用於食品工業，以幫助改變腸道菌群組成，造福人類健康。益生菌是攝入一定數量能夠對宿主健康產生有益影響的活性微生物，主要包括乳酸菌、雙歧桿菌和酵母菌，比如釀酒酵母。此外，益生菌在肝性腦病、炎症性腸病、感染、高血壓、癌症和兒童特應性皮炎的治療中有表現出一定的益處。

有微生物學家提出了一條從腸道菌群到大腦神經遞質，乃至最終影響到行為表現的完整通路。他們這篇題為KDM5 基因功能失常對腸道微生態的干擾以及對自閉症的影響的研究，主要研究了組蛋白去甲基化酶“KDM5”如何調節腸道微生物組穩態以及免疫系統，從而影響果蠅社會性行為的內在機制，為自閉症、智力障礙等精神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一位研究員給親戚的自閉症孩子吃了益生菌15 分鐘後，孩子就主動開始說話，明顯改善自閉症狀，惟一的缺點就是必須一直吃。

總而言之，腸道微生物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影響腸道和神經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腸道菌群的改變都可能影響腸道和大腦之間的雙向溝通。腸道菌群似乎會影響情緒行為、壓力調節系統、疼痛調節系統以及大腦神經遞質系統。如果這些影響發生在生命早期，可能影響神經系統的發育、大腦與腸道的相互作用以及HPA軸；如果發生在成年期，則可能影響已經發育成熟的神經迴路。在腸道上皮屏障功能完整的情況下，這些影響可能通過迷走神經信號發生；而在應激或黏膜炎症引起的腸道通透性增加的情況下，這些影響可能進一步增強。

腸道和大腦，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腸道功能破壞會通過導致大腦炎症而影響大腦功能，大腦功能紊亂又反過來導致腸道功能紊亂，這又進一步惡化大腦功能的紊亂，久而久之，形成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嚴重影響身心健康。健康的腸道塑造健康的大腦，健康的大腦造就健康的腸道。

物理學家如何影響未來世界？

電視播放《尋找愛因斯坦大腦》紀錄片，對他的私生活多了認識，但我仍然想知道物理學家對現今乃至未來世界的影響。一百多年前，當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指出宇宙中存在旋轉黑洞時，有誰會想到在百年後的今天，拍出了黑洞的照片證實是真的？黑洞的盧山真面目終於被證實。

那麼，去年離世的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預言，未來人工智能的機器人會統治人類，會不會真的出現？人工智能，其實是透過人對機器人輸入程式之後來運算作出動作的，難道不能在輸入程式時，讓機器受到人類的全面控制嗎？霍金有什麼憂慮？為何會擔憂？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機器人，在很多工廠中已經取代了人類，因為人是會累的，重複的勞動力就會降低，就容易出錯。機器人雖然也會磨損折舊，即是也會像人類般勞累，但只要換個零件，就一如既往般如常運作。不像人類那樣，會蒼老，力量會愈來愈弱。

那麼未來的世界會充斥着人工智能的機器人嗎？相信是會的，但不會像人群那樣滿街行走，只會留在工廠內不停地工作而已。就像現今的紅綠燈那樣，其實那也是人工智能，但不會以機器人的形式出現在大眾面前。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人工智能假若也會表達感情，那是人類把程式輸進去的結果，機器人口中的話語，是冷冰冰的，所以在育嬰和照顧幼兒成長方面，應該依賴的，還是人。如果沒有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內，交流就失去了意義，成長就只是虛長年齡而已。

未來的世界，人類的大腦也許變得更大，因為靠勞動力生活的人，都會被只要換顆螺絲就能夠恢復功能的機器人取代，人自然就會朝着腦力和智慧方面發展，才能繼續生存。未來的競爭不在勞力，而在腦力，所以未來的人類，腦部的發展應該會朝進化的道路邁進，到時候，每個人的腦部重量，可能都比愛因斯坦的更重。

未來的交通網會像科幻電影那樣，除了空中的飛機、水中的輪船和地上的汽車之外，地表的空中也分幾層來行走汽車嗎？如果上層發生交通意外，下層和更下層的汽車會出現怎樣的情況？科技真的控制得了這樣的意外發生嗎？

科幻片中的太空戰爭雖然都很可怕，但是不知觀眾有沒有發現，在那樣的科技進步的情況下，從戰機上發射的導彈怎麼會射不中敵機？那是不可能的吧？當然科幻片的想像，還是從人類的戰爭中得來的經驗，而且不那樣的話，一發即中，電影還有什麼看頭？

未來的世界，最令人擔憂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有能力控制人工智能的人，因為目前的導彈不都是精準無誤的嗎？想世界毀滅的話，按一個鈕，一切就會馬上灰飛煙滅。要防的不是機器人，是人類對權力的欲望啊。

中美冷戰

早前博文《中美貿易戰：易經的分析與啟示》以易論中美貿易戰。今天雷教授引易經二卦之名論中美冷戰，很有啟發性。

中美冷戰既濟未濟

中美兩國，其實已經處於冷戰的邊緣。
說有冷戰，是因為美國早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攻勢。貿易戰中美方單方面要加關稅，在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不但咄咄逼人，而且在關稅上還要加碼。在科技戰綫上，年前美國打擊中興我們記憶猶新，對華為這一私營公司，竟要用盡國家級的洪荒之力去威逼別國不得用華為的5G。在美國境內，FBI不斷騷擾華裔學者，甚至把他們都視為間諜，要美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防着他們，但這也引起反感，因美國的科研很倚賴華裔學者，且人才外流已經出現，美國的有識之士深以為憂。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美國卻要唱對台戲，不但不派人參加中方舉辦的會議，還冷言冷語不理實際證據唱衰這計劃，說它只會把發展中國家推入債務陷阱。在軍事上，美艦常常進出南海此敏感水域，又向台灣出售武器。

中國將更主動開放

說冷戰只是在邊緣，因為中國顯然不想打。劉鶴赴美進行第11輪談判前，習近平還寫信給特朗普，信的內容似是勸特朗普和中國合作，共同搞好世界。就算在特朗普大加關稅後，中國暫時也只選擇一些較溫和的反制措施；劉鶴訪美時，態度也溫文有禮，更似是照會一聲美國，中國在原則問題上不會讓步，便走了，局面仍算是鬥而不破。
世界局勢遭特朗普一輪胡搞，恐怕很多事已不能回復正常了。中國增長及科技發展速度遠高於美國，時間在中國一方，自然不想捲入冷戰，發急的倒是美國，她認為現在不採取攻勢將來便更無能為力了。有此態度上的大變，中國對美國的解讀恐怕要更新一下，不能天真爛漫。
未來中國會採取甚麼策略？與以前蘇美冷戰時不同，中國並無打算像蘇聯般垂下鐵幕，反而更主動的採取開放政策，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倒是不肯簽）、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協助多國大搞基建、降低關稅等，都符合開放精神。經濟學家大都懂得，開放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反觀美國，則只懂得加關稅，動不動又要制裁這國制裁那國，這都是在開歷史倒車。美國外貌看似強大，其實已失去了過往的從容自信，這對關心美國人利益的人說，這並非是好現象。但這也難怪，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等於美國加上日本的總和，10多年後，應會等於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美國怎會不感到焦慮？
冷戰一旦真的出現，對香港有何影響？既然中國回應之道是對美國以外的國家更加開放，而香港是金融與信息的中心，亦是經濟自由度全球最高的地方，中央自然希望香港能繼續發揮開放作用，就算親美力量繼續在港活動，中央也大有可能隻眼開隻眼閉。不過，這總也會有個程度，假如中央認為此等力量過了底綫，要把其連根拔起，不會是難事。由此觀之，在中美冷戰的環境下，香港的反對派最須避免的便是搞分離活動，尤其是爭取或接受美國的支持搞分離活動。

港反對派恐成輸家

香港的反對派有一種奇怪的舉措，便是久不久便派人到美國唱衰香港，我相信這是犯了大忌的愚蠢行為，除了美國的反華分子外，誰都不會有好處，在冷戰時期，政治邏輯跟平時不再一樣，這可被理解為叛國行為。
正如上文所說，今天中美仍只是處於冷戰的邊緣，兩國尚未至完全劍拔弩張的地步，若中國無法勸服美國搞合作不搞鬥爭，冷戰真的出現，那麼第一批輸家恐怕便是香港反對派中那些不懂與美國劃清界綫的人了。

事業宮 (官祿宮)

俗語有云：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古代男主外，女主內，男人最重視事業，女人最關心婚姻，可是現代男女平等，事業和婚姻都是大部分人最重視的事情。事業宮與夫妻宮相對，在古代有上述意義，即所謂『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故古人以男命宜重視事業宮(稱為【強宮】)，女命宜重視夫妻宮。這種意義，基本上仍可不應將此兩宮垣作【強宮】【弱宮】的分別。
事業宮古名官祿宮。蓋古代重官宦，重士仕，而農工商皆不視為主貴。因此當推斷官祿時，若星曜吉，便只斷其仕宦至何階次，利於文職抑或武職。亦有定為商人及工匠之命，則必以煞忌刑曜同會者為準。學種推斷法，對現代人不完全適合。現代為商業社會，事業宮星曜吉者，未必從仕宦出身。
從官祿宮可以看出一個人對事業的態度，更準確的說法是意識形態，即命主對事業所持有的特殊觀念或思維方式，例如喜歡固定時間還是輪班、戶內還是戶外、固定辦公室還是出差、政府還是私人企業、文職還是武職、穿便服還是制服等，以上各種選擇，加上命主本身的能力、條件和環境的限制，決定了他入什麼行業。
推斷現代人的事業，比古代遠為困難。古人行業單純，不及現代複雜。所以我們需要學習的，只能局限於行業性質，而同一性質者，常常似風馬牛不相及。例如[服務性行業]，可以是社會工作者，亦可能是酒店侍應，也可以是股票經紀。因此必須參考命宮、財帛宮的星曜，然後始能厘定得更細致。
事業宮與夫妻宮相對，與命宮及財帛宮在三方相會。事業宮與命宮及財帛宮的關係，不言而喻，至於跟夫妻宮的關係，在古代，是因為有對誥制度的緣故。男命在妻宮見到主貴的星曜，即是妻子受封誥的徵兆，因而可以間接斷其人的官祿。這種意義，在現代已經消失，但仍可以憑此推斷婚姻對事業的影響。尤其是當夫妻宮星曜有寶貴的性質時，有時為利於夫妻合作創業的徵兆。
『柴米夫妻』，自古已然，所以朱買臣亦有[馬前覆水]之痛。事業宮的星曜可以影響婚姻，這層意義亦不言而喻。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夫妻宮的星曜亦可影響事業，除上述根據『夫憑妻貴』來推斷男命的功名利祿之外，仍須留意，事業的成敗，並不等於婚姻的成敗。故本宮星曜遠比對宮星曜為重要。
若事業宮星曜吉，夫妻宮星曜變吉，則主夫妻可合作事業，或彼此發展成功，而夫妻關係亦和美；倘事業宮星曜吉，夫妻宮星曜不吉，則只宜夫妻各自發展事業；若事業宮星曜不吉，而夫妻宮星曜亦不吉，則夫妻彼此事業無助，絕對不宜合作。
事業宮的星曜，常可顯示適宜從事的職業性質，但仍宜參考命宮星曜及財帛宮星曜而定。一般來說，那一組星曜較為吉利，或最具特色，即宜以這組星曜為主。例如命宮[紫微天府]，財帛宮武曲獨坐，事業宮『廉貞天相』若武曲化權，遷移宮坐祿存，則宜據命宮及財帛宮星曜，可作貿遷。但由於事業宮為[廉相]，故宜與人合作事業，尤須親自參加事業的經營。若命宮紫微化權，而財帛宮武曲化忌，則以任職於大機構或政府部門為宜，此則根據事業宮【廉相】的性質，且以擔任行政部門為宜。
以下列出八大細節，其具體操作如下：
一、以命主的出生日期和時間起出命盤，這張原盤可以看其表面生活，但一般不能用來看命主的事業；
二、再用有關星曜變出事業盤，盤內大部分的星曜，與原盤完全一樣，只是14顆主星與原盤分布不一，由於12類主星盤一般以紫微星所在地支作為分別，因此變盤有紫微在12地支的可能性，而其中一個和原盤完全一樣，所以實際變盤有11個；
三、事業可分為創業和打工兩大類，紫微斗數可以通過不同星曜的化祿化權來看出命主是創業還是打工；如是前者，我們可以看出業務的性質、規模和損益等等；如是後者，我們可以從事業盤中看出命主的工作選擇標準，即命主對工作的要求，例如職位、性質、薪酬、福利、時間、地點、公司背景、發展前景等等；
四、從工作選擇標準中，我們可以看出命主最重視什麼，不介意什麼，還有命主重視的條件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
五、斗數將人生分為若干個十年階段，術語叫大限，或大運，從大運的官祿宮，可以看出命主走不同的大運時，有無找到或轉換工作的機會；
六、一個大運有可以再細分為十個流年，如果命主在某一大運有機會找到或轉換工作的話，斗數還可以顯示哪幾個流年機會最大；
七、由於命盤的百多顆星曜其實是代表生活上的不同天地人事物（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物件），因此紫微斗數師必須深入了解星曜賦性，才能夠準確地演繹現實人生，最簡單的例子是太陽太陰一對對星，可以演繹為男女、晝夜、戶外戶內、主動被動、公開隱蔽等，至於實際是什麼，要看星曜組合，和在談論什麼事情；
八、紫微斗數與別不同之處，在於它能夠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舉例如下：假設命主某年任職某公司，用上命主命盤變出的事業盤，可以看出以下6種情況詳情：
1.工作性質；2.工作表現，哪裏優良、哪裏不足；3.對公司外部，例如供應商和客戶的態度，與相處情況；4.對公司內部，例如上司、同事和下屬的態度，與相處的情況；5.這份工作的優點、缺點和問題所在；6.有無改善工作的可能性，如何改善。
精確仔細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斗數還能告訴命主所有與這份工作有關的其他情況，例如可否通過工作認識男女朋友、工作對身體的影響、出差詳情等，中外命理學中，能將人生演繹得如此精確仔細，紫微斗數可以說是無出其右。
一份全職工作一天起碼要做8小時，佔了全日起碼1/3的時間，如果把加班、應酬、出差、進修等的光陰也算在內的話，工作時間甚至會達到一個人的青壯時期的1/2，工作對人的影響不言而喻；一般職場失意的人，人生容易鬱鬱寡歡，反之，工作愉快的人，人生應當樂也融融。
大部分人都想在職場上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得到上司、客戶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讚賞，從而獲取理想的薪酬、福利、名氣、地位和工作滿足感；要做到以上，良好的生涯規劃和職場機遇，兩者都不可或缺；而紫微斗數可以說是透視兩者的理想工具。

愛情觀自在

十多年前睇過一套小品式電影《愛情觀自在》，近日重看，別有一番滋味！杜國威先生曾寫過它的舞臺劇劇本，其後才被改編成電影，我只看過電影，女主角是陳慧珊，至於其他人物我已忘記，記得當天看電影時，只覺對白令人細想回味，現在重看，感受良多。
 男主角阿修為尋佛理，不顧一切放下工作和女友小靜，前住大嶼山央求他的同學智源大師收他為徒，小靜只想向阿修問過明白，豈料其後小靜竟愛上智源大師，智源大師雖曾受誘惑，最終仍可放下。當中加插阿修、小靜的好友阿正及美娜這一對歡喜寃家，四人同處大嶼山佛寺內，經過智源的點化，小靜有所頓悟，一切隨緣。
 故事中，智源大師從沒有要求阿修、小靜、阿正又或者美娜忘情棄愛，只是從旁協助，令他們更看清楚自己，智源的話充滿禪機，但不是深澀的道理，或許，禪本來就是生活的智慧。現摘錄如下：
『一切隨緣，世間萬法早有安排…既然早有安排，點解要積極造人? 』
參考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積極造人，多少影響今生際遇。
『緣喺度，不過，你點樣睇點去決定都會影響「緣」，所以，有姻緣、機緣、良緣、孽緣。』
『一念之差，影響我們的緣。一個人的思考和覺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是行善還是作惡。往往在一念之間的主意決定，是好是壊，是當事人的修行。』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是非黑白的評判標準，善念讓你懂得助人為樂，令你變得熱情、慷慨，充滿奉獻精神；而內心昏暗處的惡念則會讓你趨向邪惡、貪婪，為非作歹，最終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都係天意，都唔係人所能控制既。石子如是，愛情如是，皆憑天意！』
『「空虛」係感覺，「虛空」至係一種境界。』
小靜未能放下，受情所困，所以空虛寂寞；反之智源大師能夠斷捨離，得到虛空嘅境界。
『平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
『「禪」就係生活，佛都要生活。佛知道有愛情！但係唔需要有愛情！』
『修練到最高層次，就係眼睇到嘅「色」，耳聽到嘅「聲」，鼻聞到嘅「味」，身體感覺完全係「假相」。明心見性就知道世間所有都係生滅變異一切無常。最高境界嘅佛同人無分別；著起袈裟唔係即刻等如佛，飲酒食肉唔等於無佛性，又駛乜在乎我鍾意你抑或唔鍾意你吖？』
『佛家嘅「自在」包含無愁、無慮、無怨、無恨，活得自在，愛得自在。』
『一切無常，只求心之所在、心之所安。』

八十年代的懷舊

早年一部玄幻美劇很熱爆，名字是《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故事背景設定在八十年代的美國小鎮，除了人物和情景布置，連鏡頭的運用和拍攝手法都很八十年代，當時我剛開始教書，看這部劇集會不期然地勾起了對《ET外星人》、《回到未來》、《怪形》，《伴我同行》這些經典電影的回憶，讓我們這些成長於那個年代的觀眾感受到溫暖的懷舊氣息。

那是個當貧窮教書先生的時代：記得買一台48K Apple II電腦，為的是加入這個私人電腦時代，因為在大學是利用共用的電腦中心，學生只用打卡機，再將打了孔的卡片，作為輸入工具的程式。利用Apple II電腦時，再不用卡片，而通過一部卡式機把錄音帶上的遊戲程序導入電腦，每次要花上半小時，現在看來匪夷所思。利用Walkman也是身份的象徵，不是隨便買得起的；正版磁帶都不便宜，買回來都很珍惜地翻來覆去地聽，譚詠麟張國榮陳百強的主打歌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旋律熟悉歌詞背誦如流，比要背書考試的課文了解深刻得多。在沒有卡拉OK的年代，能拿起結他自彈自唱的小哥，絕對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惹得我們這些不敢開腔的平庸少年既恨又妒。

一般的衣食住行，八十年代與現在相比其實差別不大。一些兒時常見的街頭小吃，30多年後的今天以為已經絕跡，卻是翻過身又以新形象重新出現，除了價格不親民，味道也不是記憶中的那樣。

訊息獲取和休閒娛樂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八十年代看新聞主要是報紙和電台電視，那是紙媒蓬勃發展的年代。全球新聞一天內可傳遍世界，當時我們驕傲的所謂資訊爆炸時代，現在看來，只是1.0版本而已。

那個時代，坐巴士打發無聊時間除了聽歌就是看書，或者什麼都不做。上課下課坐巴士，我喜歡看着窗外的風景發呆，雖然是每天都經過的熟悉地方，還是可以從不同的行人和街景的細微變化，感受到城市活潑的氣息。

現代互聯網的無遠弗屆，智能手機的普及，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新聞訊息的獲取是即時的，數量之多讓我們喘不過氣之餘，也無時間去分辨真假。每一分每一秒的無聊時間都奉獻給了手機，我們的腦子不再空閒，不再思考，也沒有時間與人溝通了。再優秀的歌曲電影和劇集都唾手可得，價格低廉；我們很難靜下心來感受經典；喜悅感動和悲傷最多就維持幾分鐘，然後被更新的感官刺激覆蓋了。

我們緬懷八十年代，除了對逝去的青春的一種念想，更是希望在急速前進的生活裏，盡量的停一停，發一吓呆，看看天上的白雲，聞聞身邊的青草味道，感受陽光在皮膚裏的熱力。

天才的大腦

電視播放《尋找愛因斯坦大腦》紀錄片，提到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大腦，雖然在死後被分成了240塊，但大部分到現在都已經遺失，相關論文也不是很多。可能我們都或多或少地聽聞過有關愛因斯坦大腦的種種神奇的說法，但裡面可信的內容似乎並不多。
據說，在愛因斯坦死前，他要求死後他的整個身體要盡快火化，並將骨灰撒在一片不為人知的地方。愛因斯坦的朋友奧托·內森“部分”遵照了他的遺願，處理了他的骨灰，但病理學家托馬斯·哈維，在愛因斯坦去世僅僅七個半小時後，就摘除了他的大腦。愛因斯坦的家人和朋友都驚呆了，事件發生後，哈維說服愛因斯坦的兒子漢斯·阿爾伯特給了他這個不情願的許可。古怪的哈維醫生將大腦放到一個冷藏箱下面一個果酒箱裡的裝滿福爾馬林的罐子裡，直到1998年，他將其拿到普林斯頓醫院，並時不時將其中的一小塊送給感興趣的科學家。
根據目前對大腦的定性研究，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大腦利用率也僅勉強達到10%，大多數普通人的大腦利用率只有3%。我們知道，人類的左腦主要從事邏輯性、條理性的思維；右腦主要從事形象思維，是創造力的源泉，是藝術和經驗學習的中樞。既然人類的大腦使用率只有3%而已，那麼潛在的97%在哪裏？
事實上，人類對大腦的研究目前還十分原始，沒有一套行之有效、邏輯縝密的體系來衡量大腦。因此，人腦的使用率只有3%這個觀點也是科學家們推算出來，只能說相對比較準確，畢竟大家都沒有過硬的證據。
愛因斯坦不為人所知的故事困擾了許多大腦研究者。之前有報導，說研究者曾將愛因斯坦的大腦和其他85個大腦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雖然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大腦體積正常，重1230克（我們正常成年人的大腦重量是1.3千克），但某些區域包含大量皺褶。
這些褶皺是怎麼形成的呢？對大腦來說，神經元數目的增加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顱骨內體積增加的速度，大腦於是開始折疊，形成充滿皺褶和溝回結構的表面。這些皺褶和溝回結構大大增加了新皮層的表面積，為數十億的神經元提供了空間。根據大腦三維圖像觀察，愛因斯坦的右前額葉皮質（運動區）比對照組薄，可是皮質中的神經元數量與對照組無異。另外左右頂葉皮質的面積相差亦大，這算是罕見的，亦代表愛因斯坦有異於常人的分析能力；至於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的比例，比常人多出73%，亦代表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的互動能力很活躍，及兩者一起處理和輸出訊息的能力；換言之，在愛因斯坦的大腦皮質中，神經元密度較高，造就天才的誕生。此外，大腦內部的胼胝體是一個重要白質帶。它連接大腦的左右兩個半球。大腦兩半球間的通信多數是通過胼胝體進行的。研究發現它不但比同年齡的人粗，而且比年輕者更粗，表示他大腦的左右連繫特別強，有利他的思維工作。由此，可推斷出愛因斯坦絕對是一個天才。雖然目前人們對大腦的認知還十分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腦潛力無限。因此，世界各國正在抓緊人腦的開發與研究，為人才競爭搶佔制高點。

中美貿易戰：易經的分析與啟示

過去一年最受矚目的國際要聞，應該是中美貿易戰了。貿易戰將迎來「關鍵星期五」，或許會是重要的「轉捩點」，現嘗試以《易經》分析它的前因以及推測後果。

美國當初為何要向中國貨品強徵關稅，發動貿易戰？
其實兩國起爭端有因可尋，首先因為中美兩國存在龐大的貿易逆差，每年逾3000億美元，令美國錄得巨額赤字。另一方面，美國企業在中國受到很多經營上的限制。從事金融業的人，可謂深受其苦。此外，亦有人認為這同時是一場科技戰，從華為事件可見，美國有意阻撓中國拓展高科技領域。最後，這背後亦可能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衝突，突顯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無論如何，中國如要化解爭端，就要釐清美國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易經》教人化解困境，而在六十四卦當中，「訟」卦是合理解決爭訟衝突之卦，最切合目前的境況。
「訟」卦是第6卦，其象辭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意即在事情發展之初，我們就要預示其未來的發展，並採取預防措施，否則便容易引起訴訟。美國指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時，曾作出開放巿場等多項承諾，但事隔近二十年，其承諾仍沒有全面兌現。假如中國當初加入世貿，並沒有作出後續部署，那便會招來訴訟。

訟卦的卦象有何解說？
訟的上卦為天，下卦為水。天代表剛健，水代表危險。意思是在上者自恃強大，希望憑藉實力制服在下者。目前美國可以說就是那個在上者。另外，我們可從《易經》卦序獲得啟示。訟卦的前一卦為需卦，卦序傳有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也就是資源的爭奪會引致爭訟，必須等待時機，要有足夠耐心，切勿急進，才能解決問題。需卦上卦為水，下卦為天；天是進取的，水是凶險的，因此隨着需卦的六條爻層層往上遞進，就愈接近凶險。此卦也說明了，當中國不斷強大和進取，便愈來愈陷入凶險。回顧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採「韜光養晦」之策。但隨後中國經濟不斷進步，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美國開始互相爭奪全球有限的資源，甚至政治領導地位。在過程中，中國或許缺乏自省，未有考慮改善其處事手法，也未有留意別國會否視它的冒升為一個潛在威脅。這亦可參考坤卦的初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當初中國如看到國際社會的某些跡象，就應聯想到危險將至。早於2012年奧巴馬總統已認為中美貿易並不公平，表達過不滿，並於2016年提出與盟國成立經濟貿易圈，簽署TPP協定。相較特朗普，奧巴馬的攻勢相對溫和，如果中國能從中察覺風險，並積極回應，例如開放巿場，減少投資障礙，就可能不會釀成今天的局面，美方也沒有藉口加徵關稅。當履霜時能即時採取行動，將坤卦初六的陰爻變為陽爻，那就成為復卦，也就是恢復原始的狀態──「韜光養晦」。只可是中國並沒有嘗試化解西方的憂慮，反而採取對抗之法，例如成立「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當中國由坤卦的初爻一直走到最後一爻，爻辭就成了「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上演了兩強相爭之局。

如果以退為進勝力爭到底，現在中美已進入訟卦的階段，《易經》對此有何啟示？
訟卦教我們了解爭訟的起因，並掌握化解的方法。其卦辭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意思是雖然胸懷誠信，但仍遇上阻礙，產生惕懼。因雙方互信已失，故造成爭訟。可是若能持守中道，知所進退，最終還是吉祥。反之堅持爭訟到底，卻會造成凶險。在爭訟期間，最好能有一位評判，解決紛爭。相反若不懂化解，便會陷入深淵。卦辭清楚說明了面對爭訟時應採取的心態和策略。訟卦的六條爻辭則就爭訟的不同階段作出建議：
初六爻辭為「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意思是在爭訟之初，便不應長期糾纏於爭訟當中，雖有爭辯，但最終仍可以吉祥，意味中國應把握時機，盡早平息爭端，以免事件擴大。可惜中方對美國最初的強徵關稅，只以反徵稅作為回應，令雙方衝突惡化。如果當時中國即時減入口稅及開放巿場，便能爭取全球輿論的支持。
九二爻辭為「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思考過後，發現無法勝出爭訟，於是回鄉。九二自知弱小，與強者爭拗對自己並無好處，故知難而退，可避免事情惡化，千萬不可逞強爭訟。假如沒有這樣做，此爻由陽變陰，卦象就變成否卦，否是天地不通，也就是把溝通渠道都堵塞了。從此可見，在貿易戰裏中美必須加強溝通，否則雙方只隔空罵戰，就會陷入更大的僵局。
六三爻辭為「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安守本份，謹守祖宗的舊德，堅定闖過難關，最終便會吉祥。九二談回鄉，主張退讓；六三也是說既然出戰也是無法得勝，就無謂引起爭端；適當時候要知足，切勿逞強爭勝。其實在這場貿易戰，雙方最終都會受損，中美兩國不可不察。假如此爻由陰變陽，就變成姤卦，是邂逅之意，意味陰陽交合，中美和解，萬物茂盛，能從爭訟走向繁榮。
九四爻辭：「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既然這場訴訟不能贏，不如先回歸正理，改變想法，安於守正，或許順其自然，安於正理，便會吉祥。中國應變換想法，採用創新思維，例如與其跟美國一起加稅，何不單方面減稅？
若此陽爻變陰，則會變成渙卦，也就是人心渙散，社會不穩。始終這場爭訟可能影響經濟。
九五爻辭：「訟，元吉。」訴訟應以公平公正為基礎，不要只顧追求有利於自己的結果，在中正而有力之時，爭訟才有機會取勝。此爻若由陽變陰，就成了未濟卦，也就是功敗垂成。雖然前四爻都提出要避免爭訟，但一旦要訴諸爭訟，雙方又能否透過公平的方法排解紛爭？我們可能要找一位公正的第三者作為裁判。
上九爻辭：「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假使你勝出爭訟，獲得金錢和權力，但最終還是會被褫奪。那意味勝方其實也會結下仇怨，埋下隱患，利益並不長久。以爭訟獲得勝利，必然不能長久，亦不會受他方尊重。假如此爻走到極端，由陽變陰，卦象就是困卦，會變成貧乏。

很多人都在爭論貿易戰鹿死誰手，但這並非重點。貿易戰一旦啟動，就算日後取得和解，此戰已破壞雙方互信的基礎。
歸納而言，中美爭訟能否平息，有幾個決定因素。
第一，訟卦首四爻提示中方要適時作出適度退讓，以退為進；
第二，中美雙方要重新建立互信，以公正的方式磋商；
第三，還要找來公正並具影響力的裁判，WTO或許是其一；其他國家的立場也會影響貿易戰的發展。最後，中美兩位領導人怎樣衡量自身和國家的利害，將決定了貿易戰的最終結局。

假如貿易戰不但沒有平息，甚至升溫，按《易經》卦序將進入第7卦師卦，即可能出現其他爭戰，例如金融及軍事等。當雙方愈見猜忌，便容易擦槍走火，那肯定不為世人所樂見。無論如何，現時中美互信已失，在未來五至十年，中美兩國或明或暗的衝突，恐怕仍是會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