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0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

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活動,卻多些時間閱讀。連日來,拜讀了香港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的《洋墨水》、《紅墨水》、《玻璃天花板》、《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志)等老海歸四部曲,心領神會、開卷有益。這四部佳作是吳家瑋教授功成身退後,從容回望歷盡艱辛而又充滿快樂的人生奮鬥歷程,信筆寫下與時代共成長共燦爛的生活史詩。閱讀吳家瑋教授的著作,好比跟隨他在大河大江畔壯遊,時而賞心悅目、時而歡欣雀躍、時而驚心動魄、時而豁然開朗,既在剛毅與執著中行進,又在睿智與風趣中回味,亦啟迪心智,亦催人進取。寄望年青一代的科大學生,聲稱被時代選擇了他們,理應深思一下,前人如何窮洪荒之力創立科大,不要肆意破壞大學的聲譽。

吳家瑋教授的《洋墨水》寫下他從十七歲到二十八歲豐富而有趣的留美青蔥歲月。《紅墨水》講述了他二十八歲博士畢業後到四十一歲在美國多間大學當“陽春教授”的打拚故事,“陽春”是指不兼行政職務的“純”教授,當教授的經常以紅墨水批卷,故此命名。《玻璃天花板》記錄了四十一歲到五十歲兩度打破美國社會剛硬的“玻璃天花板”,當上了著名大學的院長和校長的心路歷程。《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寫下他五十歲榮歸故鄉,與一眾志同道合之士同心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的奮鬥華章。吳家瑋教授的三項創舉特別令人敬佩:一是首創“訪問學者”這一學術名銜,從一九七八年至今使得數十萬中青年學者頭頂光環,走出國門進入世界名校進行學術深造。二是與一眾志同道合之士,成功創辦了香港科技大學,擔任創校校長十三年之久,成功把科大打造成為世界頂尖名校,載譽世界高等教育史。三是率先提出了“灣區”構想,首倡借鑒美國三藩市灣區發展模式,把香港與深圳建成“深港灣區”,互相借力共同發展創新科技。這一創舉現已被提升定位,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國家戰略當中。

一九七七年八月,鄧小平先生在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在當年,派留學生還帶有探索性質,一小批赴美學者被稱為“非註冊研究生”,國家要拿出寶貴的外匯交學費,學者也得不到尊重。一九七八年三月,鄧小平先生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再次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準,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親自在人民大會堂主持留美優秀學者歡送會,一支五十二人的“首航學者”赴美深造,從此開啟國外訪學研究的新征程。

當時,吳家瑋教授正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他心系祖國,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就投身於中美學術交流。那時國家對外交往中斷多年,困難很多,直到中美雙方要談判,國內也絲毫沒有準備,連美國大學基本情況都不瞭解。吳家瑋教授憑自己的記憶寫下美國三十六所大學情況,供國內學界參考。他利用假期回國,到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義務上課輔導出國學習人員。他的講座次次憑票入場,報告廳擠得水泄不通。他的妻子陪同左右,為準備出國人員輔導英語,連十多歲的兒子、女兒也組成助教團,陪同三四十歲的叔叔伯伯練習口語。母子的感人事蹟曾被《光明日報》報導。當他瞭解到鄧小平先生把鼓勵派青年學者出國學習作為一項新決策,心裡很著急,迅速聯合了多名西北大學教授,利用各自的科研經費資助中國學者到美國學習。他利用擔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幾個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建議中國政府派送的比較成熟的科研和教學人員。一九七八年秋,吳家瑋教授推動中科院物理所八位元學者首批成行赴美國西北大學。中科院院史記載:“一九七八年經中央批准,在美國西北大學吳家瑋教授的促成下,我所錢永嘉等八人赴美國西北大學做訪問學者,標誌著中斷多年之後我所與美國物理學界大規模合作的開始。”根據八位元參加者之一林磊教授在《回憶中國首批赴美“民間”訪問學者團》介紹,吳家瑋教授接到這批訪問學者後第一件事是見了芝加哥當地媒體及學校的記者,第二件事是帶他們去餐廳的包間然後關上門,教他們如何用刀叉和湯匙吃美國飯。對這首批“民間學者”來說,這是非常重要而有幫助的一課。

吳家瑋教授首次將這批學者冠名為“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因為參加訪問的中國學者沒有像教授、博士這樣的職業頭銜,不能使用通常所稱的“訪問教授”或“博士後”頭銜,而被稱作“非註冊的研究生”。他認為這對我國資深研究人員很不尊重,也不方便與美國同行進行學術交流。他富有創意地提出用“訪問學者”這一身份在美國大學從事學術研究。這一定名得到了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同意。此後,吳家瑋教授共協助安排了約一百位訪問學者,給大學和研究所寫過上千封公函,為中科院編寫過第一本英文介紹書。八年後,國家教委在《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身份的管理細則》中明文規定,公派出國留學人員的身份,按留學目標分為大學生、研究生、進修人員或訪問學者。自此“訪問學者”成為國家公派出國進修人員的一個門類,作出政策安排。我國現已派出訪問學者等留學人員數十萬人,成為人才隊伍中蔚為壯觀的“海外兵團”,是助力國家創科發展的生力軍。

吳家瑋教授年輕時本想一輩子做“陽春教授”,把所從事的凝聚態物理的研究推向一個高峰,成為受人慕拜的物理學“神佛”。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血液裡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家國情懷,志在異國他鄉出人頭地,打破“玻璃天花板”。他成功于四十一歲時獲任聖達戈加州大學熱斐爾學院院長及四十五歲時獲任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而正當事業日正中天之際,儘管不少港人認為當時香港前途未明朗而選擇移民海外,但他堅信祖國的情勢會好,回港創校、報效祖國、義不容辭。於是,他懷揣“港人治港”的美好前景,迎接挑戰,逆風起航,挈婦將雛,舉家回港,與一眾愛國有志之士,胼手胝足同創香港科技大學。他謙虛地說自己是落葉歸根,而事實上是綠葉對根的情意與反哺。料是誰也想不到,就是這位五十歲的中年人,他的名字會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傳奇。

吳家瑋教授看到香港這個純商業社會對“科技”兩字的觀念相當模糊,對以科技為基礎的現代經濟發展和必要的,及時的轉型,也缺乏認識。他要帶領一眾學者辦一所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辦一所與香港人一齊回歸祖國的大學,要把科大作為送給香港人自己的禮物,支撐香港的長遠發展。在十三年的任期內,他把香港科技大學建設成為世界前列、亞洲頂尖的大學,居功至偉。《同創香港科技大學》一書生動敘述了創校人物艱辛打拚的故事。這部著作眼下正在爆紅,或許是它實錄了創校英雄們忠肝義膽、同心同創的感人故事,或許是因香港科技大學海內外崇高聲譽及三十周年華誕將至而備受關注,抑或許是“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之雙一流”建設熱火朝天而引發閱讀熱潮。此書在當當網上拍賣價格曾從單價五百元飆升至六千元。從未曾見過一本當代出版物使洛陽紙貴到如此地步。

吳家瑋教授創辦科大,採用目標驅動,總體規劃,分步推進。他的創校經驗總結起來只有簡單的十六個字:“按部就班、院系專業、聘請教授、起點須高”。在閱讀中能處處領略到吳家瑋教授超凡脫俗的“一流觀”、“精品觀”、“科學觀”。

一是招覽一流人才組班。在一間大學裡,他認為學生是血液細胞,行政人員是筋骨肌肉,而教授是靈魂。要辦世界頂尖大學,一定要從世界一流學府聘請高科技領域的資深教授來港“組軍”,同時要爭取頂尖的青年學者來“參軍”。他的口頭禪是:“一流的人,帶來的是一流的人。二流的人,帶來的是三流的人。三流的人,帶來的人上不了流。”在這個大原則下,他毫不苟且地追求一流學者,走遍天涯海角招兵買馬。有人說,學術界有了成就的華人學者,都讓吳家瑋找上了門,有的甚至上門請了好幾次,當年在海外組織“保釣”運動的學者有一半來了科大,彰顯了可貴的中國心。一九八九年秋天,張信剛教授就是因為吳家瑋教授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說“祖國不正是更需要你們了嗎”,深受其打動而到科大一起當“開荒牛”。創校教授們到位後,“一流吸引一流”的理念即刻發揮效能,第一批博士生中就有從加州伯克萊大學碩士畢業的,正是因為有伯克萊分校名教授到科大任教。精英人才物以類聚,不僅互相切磋學習,相互提挈,還帶來良性迴圈,形成精英圈子,導致科大不僅教授一流,連行政管理人員也英豪雲集。

二是培養素質全面的人才。他認為一所世界級的大學,不能單向度培植專業人才。他希望科大畢業生學識既專且廣,深信科技與文化纏在一起,人文精神能“拉長腦筋”、“馴服獸性”,這一切要依靠“博雅教育”。他比照曾任聖達戈加州大學熱斐爾學院院長所堅持的嚴謹博雅教育的經驗,儘管政府規定科大只須集中精力辦三間學院,即在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而他堅持創辦一間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讓四間學院平起平坐,搭建好人才培養的四梁八柱,保障科大學生接受充分的“博雅教育”。他提倡每一名學生參加一項文藝活動、一項體育活動和一個社團活動,實現全人發展。

三是融育人於產學研中。把應用研究和成果開發帶入大學的正統管理中,是科大自創的制度。早在一九八八年科大剛剛完成立法程式,他回應社會對科大未來人才的期望時,別出心裁地創作了一位名叫“羅永強”的虛擬的科大畢業生,在這名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成功實踐了人才培養與產學研緊密互動的理念,即在科大學生可以跟著教授在學習中搞科研,可直接將科研成果轉化到企業中生產,並且還可以直接入股開公司。這個虛擬故事橋段,數年後被科大諸多傑出畢業生,如大疆無人機的創辦人汪滔與其導師李澤湘教授等完美演繹再現。

四是以精取勝打造一流。他認為在香港辦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要對得起港人,就要立足於國際一流,以精取勝,把僅有的資源集中於少量精選的學科和專業,求質求精不求量,盡力把這些學科和專業搞得出人頭地。香港科大至今還是四個學院,二十個系,比創校時增加了一個系。

五是既科學管理又相容並包。他拋棄長官意志,引入科學管理機制,設置校長與副校長的“G4小組”、學術委員會、校政委員會落實科學決策,嚴謹評核永久教職,打破學界“鐵飯碗”,把校園建成學術信仰的共同體。他行事簡約,採用“二十五字教研模型”、“信封背面的預算”,演講自己動筆,檔當天就批,有事馬上就辦,汽車也是辦公室,出差乘坐經濟艙,住店只訂三星級。為人謙卑,溝通快人快語,讓管理決策扁平化,人際關係簡單化,校園環境和諧化。

一九九零年,吳家瑋教授審視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態勢,建議借助發展科技產業,以帶動珠三角地區發展,首次提出了「香港灣區」的概念。一九九四年,吳家瑋教授進一步提出要對標三藩市,建設「深港灣區」,希望把香港和深圳聯合起來為國家發展科技產業。不久,該想法獲得了深圳市政府支持,命名為「港深灣區」,這就是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雛形。吳家瑋教授說,「我那時當廣東、深圳的顧問,我想深圳與香港連起來可以向三藩市學習,搞灣區經濟,搞科技產業,就寫了幾篇短文呼籲,深圳當時的領導有想法,有魄力,大家一拍即合,就一起推動。」科大較早聯合了霍英東基金會,開闢了「南沙資訊科技園區」,成為灣區發展的重要驛站。同時科大也把世界級的科技設施向珠三角學術及企業單位開放,推動人才培養與科技合作。現開工建設的香港科技大學南沙校區正是建基誕生於此。

「港深灣區」概念逐漸為人熟知,幾經演變,現已由地方發展戰略升格為中央重大決策。二零一七年七月,國家發改委與廣東省、香港、澳門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二零一九年二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照此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正與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並稱為世界四大灣區。

吳家瑋教授設想的「港深灣區」,首先要成為「知識社區」,這裏並不是建築美輪美奐的地方,也不需要很大的公園,但有國際人才進駐。他說,「要長遠立足國際頂端,必須引進國際人才。」其次是品質生活的灣區,他希望灣區裏「有很多水池、草地,路要窄窄的,長長的,路窄車就進不來。社區是小小的,國際化的,沒有大酒家,沒有連鎖店,而是很多創意小店,就像巴黎左岸那種,人生活在裏面,很舒服。」他最不希望出現的就是急功近利,「大灣區需要著眼長遠,重要的是做好規劃、教育、制度設計。」

粵港澳大灣區全面啟動之際,有記者對吳家瑋教授進行專訪,他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思非常全面,也強調核心城市對大都會區域的輻射作用,他建議發展重心應趨向多元,但大學是灣區發展的基礎和載體。在他看來,與擁有多座世界著名高等學府的三藩市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資源的發展和分佈上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希望能率先把大灣區建設成為高等教育新的增長極,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新高地。

吳家瑋教授祖籍浙江杭州,上海出生,香港成長,揚名北美,回饋香江。他出身書香門第,其外祖父曾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美兩間名校獲沃頓商學院碩士。但吳家瑋教授坦言自己十七歲赴美留學時連一句完整的英語都不會講,簽證九次才勉強過關得以成行,在美國一間普通的大學起步,憑著個人努力與韌勁一步步完成學業,二十多歲結婚,相繼在多間大學擔任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院長、校長,靠教職養育一家三代八人,卻屢屢打破玻璃天花板,依靠的正是他身上積澱的厚厚的中華傳統文化,滿懷激情的創新創造和熾熱的家國情懷。吳家瑋教授說:「我若不是中國人,絕對不會去當校長。」吳家瑋教授的事跡,是獅子山下精神的生動演繹,是香港的傳奇,也是整個華人社會的傳奇,必將恒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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