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

社交處方

 

2019年至今,疫情一波接一波,原本計劃好的社交活動被迫暫停。經常足不出戶,留在狹小的家居,心情既孤單又煩躁,本來積極的心情也一下子消極起 來。好想跳出四面牆的框框,與親友聚會,四處輕鬆一吓。

人類和絕大部分哺乳類動物一樣,都喜歡群居,不愛獨處。雖然現代科技發達,人們不單可以足不出戶便能知天下事,而且可以享受外面絕大部分物質享受。人是否必須有伴侶或朋友?成為一個很有爭論性的議題。

《聖經·創世記》:「那人(亞當)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夏娃)幫助他。」這是基督教「創造論」的重心,和中國古代《易經》中所述衍生萬物的「一陰一陽」,在道理上不謀而合。總的來說,中外古今,人類的發展和進步都是透過合作而成功的,而隱居獨處只是極少數的例外。各大宗教的智者獨居靈修自然不是世俗行為,當然不屬於我們討論的範圍。

中國最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壓卷之作《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充分表現了她思念失去丈夫消息、長期孤單獨處的憂傷,憂能傷人,「易安居士」不算短命,不知是否上天好讓她孤獨憂傷之情在其作品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千古絕唱?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去年創作的「抗疫歌」,雖然不能和「李三瘦」的詞相提並論,但在應對當世的疫情是相當有用的:「運動破愁城,社交滅心魔」。COVID-19肆虐全球已經超過年半,但仍然未能受控,變種病毒「推陳出新」,所有先進大國的專家都沒有把握在年內找到絕對有效的防控方法。東京奧運和英國解封是政治家的冒險?還是人類企圖進一步恢復正常生活的試金石?

香港人接種疫苗的比例只是一般,但近月來本地不明源頭感染個案絕無僅有,這是有賴於官民合作的成果,尤其是市民小心防疫的工夫做得好──人人佩戴口罩。口罩在城中變成新時尚,花樣百出,絕對能配合港人喜愛時髦打扮的心態。根據沙士經驗,我們有信心香港大部分人都能捱過這次「世紀疫情」,卻擔心一些弱勢社群的福祉──孤單寂寞,自困愁城,而出現各種情緒困擾。世界衞生組織(WHO)不斷呼籲人們要用固定和充實的運動和社交時間鞏固精神健康,避免染上各類「普通/輕度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根據2014年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有13.3%的市民患有此等疾病。

香港曾經歷四波疫情,總算抵擋得住,沒有釀成重大人命傷亡,但市民切勿自滿,因為在這個「疫情恐襲」還未完結時,大家除了要嚴守防疫措施外,還要檢討經年累月的「社交限制」為社會帶來潛在的精神後遺症。香港疫情的嚴重性比較很多國家和地區真是「小巫見大巫」,因為我們從未「封城」,而歐美各國多次「封城」避疫,使不少國民陷於孤立無援,部分被迫獨處一隅的人,精神失衡的現象開始逐漸浮現。

根據英國最新的研究顯示,孤獨(Loneliness)早在疫症爆發之初已成為一種相當普及的「精神困擾」,相信這個問題在疫情解決之前會變本加厲。有人以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但該報告指出年輕人受孤獨所困的情況,嚴重性比長者多達3倍。有一位神經科學家指出,社會人士普遍低估了孤獨對腦部和整體健康的損害,他估計,孤獨比吸煙和過胖對身心健康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相信香港的情況和英國不同,本港的社會經濟運作雖然受疫情逼迫,停滯不前,很多人失業,但從未完全「停運」;學生仍然可以透過「網上學習」和老師及同學溝通,不似有些英國青年會陷入「完全孤立」(Complete Isolation)。雖然香港人受「孤獨」的精神困擾可能遠不及聯合國嚴重,但當地國民保健服務(NHS)推出的補救方法──「社交處方」(Social Prescription)是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的。簡而言之,「社交處方」建議參與者加入藝術組別,可以增進正向社交行為,內容包含音樂組、園藝組、舞蹈組、運動組和聊天組等。它是醫護人員轉介有需要人士,從事上述一系列的「非藥物」治療活動,以打破孤獨和社交隔離對人,特別是精神病人所造成的長遠傷害。有專家認為孤獨會使人折壽多至50%。因此,有關機構應該招募多些醫護人員成為「社交處方人員」(Social Prescriber),向有需要人士介紹這種服務,減少他們不幸福和焦慮的感覺,以應付將來或會出現的「精神海嘯」。

有所謂「橘逾淮為枳」,香港不能照抄英倫的版本,我們要因地制宜,取長補短。現在本地抗疫的態勢向好,很多限制措施已經漸次放寬,例如增加堂食的人數和營運時間。上月閉幕的書展和「全民運動日」,沒有出現亂子,有關當局便應審慎考慮擴大開放大型的社交活動範圍,方便700多萬市民恢復正常的人際溝通。政府應該順應東京奧運如期舉行而獲得電視轉播權,香港可以在大型商埸轉播運動員參賽時整個過程,因而市民為運動員打氣和喝采,乃至得奬歡呼而分享其喜悅,繼而激發市民參與運動的動機及對香港和國家的自豪感,作為抗衡情緒困擾的有力武器。

話得說回頭,港府仍然未有「社交處方政策」,促進社會中被遺忘和孤立的社群重新納入正常的社交圈子,在各種專業人士帶領下互相幫助,建立自信心,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政府派發「消費券」刺激經濟,振奮人心,當然是一件好事。如果當局有前瞻性的思維,效法威爾斯地方政府把「社交處方行動」放在施政的優先位置,不惜大破慳囊撥款給全港有信譽的志願機構,實行港式的「社交處方」,其正面效果未必可以立竿見影,但長遠的實效將會使很多社會問題化解於無形,又何樂而不為呢?

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早已在全世界獨佔鰲頭,但有識之士都認為長壽未必一定是好事,晚年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本地的安老事業應該未達國際標準,土地供應不足,租金昂貴固然是發展的絆腳石,而政府「輕老重幼」的思維尤其是一大敗筆。香港出生率逐年下降,中國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蕩然無存,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照顧老人家的職責,將來一定要全由政府負責。標準的老人服務,不單止三餐足夠、妥善的醫療診治和清潔的居住環境,還要有精神健康才算及格。「他山之石,必可攻玉」,「社交處方」這個理念不但可以應用於老人院,還可以普及至整個社會,讓市民不必爭先恐後申請消費券,而轉去關心需要幫助的街坊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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