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去人欲

中國哲學關於天理與人欲的問題，源自《禮記·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這裡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慾者」就是指泯滅天理而為所欲為者也。到宋代，張載首次提出：「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二程則說：「滅私慾，則天理明矣。」由此朱熹提出：「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尚書·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到了明代王陽明，提出「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

「欲」字加「心」，便成「慾」。「欲」與「慾」有何不同？理論上，名詞用「慾」，如「食慾」、「性慾」；動詞用「欲」，如「欲罷不能」。「慾」不可以有動詞用法，但「欲」也可當作名詞。分別在於，若是兩性間引起的生理需求，只可用「慾」，如情慾、性慾。若是心中想要滿足的意念，則可用「欲」，如欲望。內地已把「欲」「慾」合而為一，通用「欲」。

同樣是《禮記》，其中《樂記》講「窮慾」；《禮運》則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用的是「欲」。該怎樣理解？人慾或人欲，都是與生俱來，怎樣處理？《禮記》和張載用「窮」；二程和朱熹用「滅」，王陽明用「去」。要滅欲，太極端了，違反人性，因此老子說：「少思寡欲」，欲可寡，不可滅，合理得多。

又或者說，「欲」從谷從欠，欲而合理，則為天理；欲而不合理，則為人慾。在天理與人欲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有人欲而不違天理？牟宗三在其《心體與性體》一書中對張載哲學進行深入的討論，主要是以道體、性體、心體義的架構進行張載重要哲學文本的疏解討論，對於牟先生討論張載哲學思想的意見，曾進行方法論之反省。議題包括：太虛與神皆為天道實體的理論定位問題、對老子有生於無的詮釋立場、對鬼神之神與太虛神體的辨正、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的批判立場、對「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詮釋意見、對「性未成則善惡混」的批評意見、成性即盡心易氣、以理言與以氣言之命的辨正、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的批判、性心合義之理論意義等。其中第二冊，特別論述南宋胡五峰的「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對天理與人欲之間的詭譎相即，推崇備至。

紫微斗數有一個紫貪盤，紫微貪狼於卯酉二宮同度，對宮無星，三合宮會廉貞七殺，及武曲破軍。紫微貪狼這組星曜，屬於強欲望型。因爲不但紫貪本身具有欲望性質，所會的武破亦有強烈的物欲色彩，唯廉殺在一些情況下，可以比較偏向於情欲。因此要推斷這組星系的本質，須分別其爲物欲，抑或情欲。紫貪的名堂很響，流行描述稱之為「桃花犯主為至淫」有些文字寫「桃花犯主」，我們先來看看，那「至淫」的理解是甚麼？古人用淫字，顯然不單指性行為，淫不一定指男女淫行之事，從字源看，淫指不適當、過多、過分，又或者從事一種與身分、名分、地位做不相符的行為，是為過猶不及的意思。事實上，紫貪如說至淫為沉溺；且頗為中的，如將至淫解釋為狹義的下身淫俟，則反嫌淫過其辭了。

歷史上的帝皇頗多淫，不管是明主還是昏君，而後宮淫逸似乎都是職位上的福利，用與不用，悉隨尊便，不過，明君雖淫而仍可以恃國，而昏君則往往亡國於荒淫而已。

紫貪被說成「桃花犯主為至淫」也的確有一定文化背景為其註腳，中國人的儒家思想確立了一種「君臣、父子、長幼、尊卑」的階級文化，衍生出忠君愛國的絕對價值，所以認為，君主之所以昏暗，不是因為小人的讒言蒙蔽聖上英明，便一定是背後有紅顏禍水，迷住了皇上，故此，中國的文化土壤不會生產出「伊底帕斯情結」。中國人不論在家，在社會，都養成一種「只罵貪官，不罵皇帝」的美德。貪狼一早在通俗斗數是星曜中定性為桃花，誤讀之為聲色之娛，那麼讓他放在與帝星排排坐，故此定為至淫之犯了。

我想起去年上映的傳記電影《聖慾》（Benedetta），講述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一家修道院，一個同性戀修女如何信基督的問題，片中的基督猶如儒家的天理，基督與人欲「同體異用」，詭譎相即，難怪此片備受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