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古都中的新日本

  去京都旅行時,我特意帶上川端康成的小說《古都》。如果單看書中九個章節的標題,你會以為這是一本旅遊書,而不是小說。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說:在《古都》中「城市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以前去京都時,我是用歷史角度去看城市。這一次,我借來日本文學家的眼鏡,試從不同的角度看一看京都。

  建築是人類創造的空間。川端也說:「要是沒有人類,也就不會有京都這座城市。」所以,有什麼樣的人,才會有什麼樣的建築空間。《古都》講的是京都少女千重子受到身世困擾和遇到孿生妹妹的故事。一些文學評論說,川端的小說表現了孤獨美、古都美和傳統文化之美。但我看到的《古都》是一個關於丟失身份、雙重身份,以及尋找身份的故事。有趣的是,困擾千重子的問題也是我在看到中國現代建築時常會遇到的問題。

  雖然小說名為《古都》,但故事發生在現代的日本。川端的小說寫於六十年代初,此時日本的經濟發展已超過二戰前的水平。帶領日本戰後經濟復興的是明治時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然而,戰後的這次全盤西化與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的情況是不同的,主導者不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因此,這一輪的全盤西化實際上是「全盤美(國)化」,對傳統文化的衝擊遠遠大於日本過去所有的西化運動。川端的小說即是對這個時代的回應。它折射出日本人在這個大轉變時代的複雜心境。

  當傳統文化的老屋面對着全盤西化的推土機,而日本在經濟復興後亟須重建文化身份的時候,川端讓人們重新發現了日本傳統文化的價值。他的小說既有對老日本的懷念,也是對新日本的呼喚。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指出的:川端「在戰後兇猛的美國化浪濤中,溫柔地提醒我們:為了新日本,有必要保存老日本的某些美和民族個性。」

  當文學家為了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而奮力筆耕的時候,日本的建築師在做什麼?或者說,京都有沒有一座現代建築可以與川端對話?

  川端說:「在京都,論山就得說叡山。」正是在叡山山麓,我找到了一座可以與《古都》對話的建築──京都國際會館。它建於一九六六年,由日本建築師大谷幸夫設計。它的傾斜外牆讓我想到王澍設計的寧波博物館(二○○八年)。假如普立茲克建築獎在六十年代已成立,那麼大谷可能會在獲獎名單上。假如京都國際會館建於二○○八年,那麼大谷將是王澍的一個有力的競爭者。

寧波博物館

  京都國際會館雖然是現代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卻表現出日本傳統建築的神態。梯形正反組合的造型令人聯想到日本的古神社和古民居。同時,長長的、帶有一排六角窗的側壁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太空飛船的船舷,帶有未來主義的意象。粗獷的、岩石般的牆體與自然環境渾然天成,錯落起伏的建築輪廓與叡山遙相呼應。按大谷的話講,這是建築與自然環境在「對話」。

京都國際會館的外形像是科幻片中的太空飛船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是一座西式的、功能主義的現代建築,但同時讓人一眼就可辨認出它的日本文化身份。大谷並沒有抄用大屋頂、瓦爿牆之類的傳統符號,而是在現代建築的設計原則下,巧妙地在現代空間結構中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從而把現代與傳統、未來與歷史、自然與建築,合成一個共生的有機體。如果將京都國際會館與寧波博物館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兩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在思想和設計手法上是很不同的。

  大谷的建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作品,探索日本現代建築新方向的不是僅有大谷一個人,而是有一個叫作「代謝主義」的群體。它的帶頭人即是大谷的老師丹下健三。這個群體還包括了磯崎新、槇文彥、菊竹清訓、黑川紀章等一批中青年建築師。他們認為,建築和城市應通過新陳代謝,成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

  在建築藝術上,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進行了反思和批判。為了表現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他們提倡給現代建築注入日本的空間元素。為此,他們回到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他們的作品為現代日本樹立了新形象,提高了日本建築在國際上的可見度和認受性。然而,由於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機,這艘駛向未來的代謝主義飛船停在了七十年代。

  川端的小說與大谷的建築幾乎是同時間出現的:一九六二年川端的《古都》出版,一九六三年大谷的設計方案中選,一九六六年京都國際會館建成,一九六八年川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在創作時間上同步,他們在藝術理念上也有共鳴。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典禮上,評委會的代表、詩人奧斯特苓(Anders Österling)在致辭中說:川端「誠然受到現代西方的寫實主義的影響,但同時,他更忠實地保留了日本古典文學的根基,並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珍惜和維護民族傳統風格的傾向。」如果用這段話來評述大谷和他的建築,那也適合。

  川端和大谷的一個共同點是:雖然在作品中都有傳統的元素,但他們的目的不是回到過去,不是恢復傳統,而是經過消化和吸收傳統,採用現代的手法,創造出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文化。

  不同的是,大谷的建築是開朗的、剛陽的、充滿了自信和樂觀,而沒有川端小說中那種含蓄的、陰柔的、瀰漫着自憐的傷感。川端與大谷的年齡相差二十五歲,屬於兩代人。川端發表《古都》時是六十三歲,大谷設計國際會館時是三十九歲,他們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因此,他們在看待日本的過去和未來時會有不同的角度,並創作出不同的藝術形象。但殊途同歸,他們都找到了那個融合了現代與傳統文化的「新日本」。

  川端的小說使我對日本建築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古都》中有許多對京都建築的描寫。不過,在川端寫成小說的時候,京都國際會館的設計方案尚未揭曉。倘若他在看到大谷的「新日本」建築之後才寫《古都》,那麼他的筆調會不會少一點傷感?小說的結尾會不會是一個有陽光的溫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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