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中國文化主義

所有民族都分開我族和非我族類,中國周朝已有華夷之辨,以文化分,歷代均如是。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得最清楚:「漢人與胡人之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19201969),早在民國時代已經認為:中國沒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中國有的是文化主義(Culturalism);其特徵: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在其文化,只要統治者接受華夏文化,士大夫和百姓就不大計較由漢族抑或外族統治。

中國有很長時間國土分裂,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元、清……等等,都是夷狄政權,都尊重儒家,符合韓愈在《原道》中所說:「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是,為什麼文化主義盛行兩千多年,到二十世紀才給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所取代?

華夷雜處

原因之一,中國古代已經華夷雜處,互相通婚。孟子說,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都曾是華夏之君。要用血統、種族區分華夷,根本不可能。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母親是戎人,卻姓姬,與周室同姓,顯然她的祖先曾經嫁給周族。晉文公至少有部分戎血統,卻當了尊王攘夷的霸主,沒有異議。

另一方面,夷變夏、夏變夷的事多到數不清。比如周室先祖「棄」,原本屬夏,後來子孫遷居到戎狄之地,商朝人視之為戎。商朝末年,周族一支南遷到春秋的吳國所在地,即被視為南蠻。當然,推翻商朝後,周室家族全部都是華夏。

《尚書》有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不分華夷,那人怎能逆天意呢?中國的文化主義,在孔、孟著作中已經確立。戰國初期,秦被視為西戎,卻能吸收華夏的精英(如商鞅、李斯等)為秦謀富強,完成統一大業,文化主義應記一功。

華夏是農耕民族,軍事上不及遊牧民族的戎狄。遊牧民族擅騎射,馬又善戰。一旦中原漢族衰弱,就給夷狄入侵,建立政權。歷史上,儒和士大夫都是文學侍從之臣,或在政府做官,或投靠權貴,才可保家族生存,子孫繁衍。文化主義提供了理由,讓儒和士大夫階層可以心安理得為夷狄侍從。

另一方面,文化主義又跟儒家「忠君」的價值矛盾。為夷狄當官,是為不忠,死了也留下污名,家族蒙羞。南宋末年的留夢炎是個好例子;他在南宋中舉為狀元,曾位至丞相,投降給忽必烈,獲重用,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忽必烈派他勸文天祥投降,他給文天祥怒斥。有宋朝舊臣十人求忽必烈特赦文天祥為道士,夢炎堅決反對,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

書法家趙孟頫生於1254年,是宋太祖十一世孫。《宋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於1271年建立元朝,徵召趙孟頫,「世祖顧之喜」。當時的右丞相葉李提醒忽必烈,趙孟頫是「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忽必烈反而問趙孟頫,究竟留夢炎賢,還是葉李賢?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趙孟頫因留夢炎是他的「父執」輩而推薦留,忽必烈反而按儒家的道德標準,指葉李身為布衣,竟敢上書宋君,批評時政,「是賢於夢炎也。」讀史至此,不禁慨嘆,趙孟頫飽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各行其志

忽必烈接着對趙孟頫說:「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趙孟頫遵旨,「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稱善。」皇元,指元朝。這首詩算不算譏諷留夢炎?抑或趙孟頫夫子自道「且將忠直報皇元」?

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曾在南宋當官。三兄弟均抗元,天祥被俘,誓死不降,南宋滅亡後,文璧為保存家族,開城降元。及後將家族遷往廣東,獲忽必烈徵召,無奈在元朝當官。文天祥就義前,告訴弟弟:「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文璧保護家族屬「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大義覺迷錄

儒家跟夷狄對外族的態度,最大分別是儒家不主張揚威耀武,《論語.季氏》,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華夏不侵夷狄,不掠其地其民,並非出自善意,而是「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是以中國歷朝,以元、清胡族統治時版圖最大;李唐有胡人血統,次之。漢武帝軍功顯赫,卻沒有像乾隆般以「十全武功」為傲,反而死前兩年下《輪台罪己詔》,後悔對匈奴和西域用兵太甚,虛耗國力。

金元之交尚有一位理學家郝經(12231275),在忽必烈還是藩王時,已毛遂自薦,跟忽必烈說:「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後來,忽必烈「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宋史》)於此可見,宋代遺臣及士大夫的氣節遠不如明代!忽必烈頗了解儒家文化,懂得利用文化主義合理化其政權。

雍正六年,秀才曾靜派門徒游說岳飛二十一代後人岳鍾琪將軍起兵造反,岳鍾琪假意答應,密告雍正,曾靜成階下囚。雍正沒殺他,要曾靜悔過,著《歸仁錄》,讚頌清帝。雍正把此案所有檔案,曾靜的口供和《歸仁錄》,編輯成《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各級官吏人手一冊;曾靜則巡迴宣傳此書。

《大義覺迷錄》是清朝雍正帝親自頒行的一部在全國發行的官方宣傳資料,收錄了曾靜一案的上諭、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描述了曾靜從反對雍正到擁護雍正這一「大義覺迷」的過程。利用第三人稱的角色為切入題材,是研究滿清的重要史料。乾隆帝即位後,認為該書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原因是書中鉅細靡遺地對傳聞中的指控一一辯解,反而引起人們過度的討論易使傳聞弄假成真,因此迅速禁絕該書。

《大義覺迷錄》正是以文化主義合理化滿清的統治。其中,「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說法跟郝經如出一轍。雍正狡辯:「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其聖德乎!」誰當皇帝不重要,有聖德的,不管是華是夷,都可當皇帝。雍正甚至說到滿清於明朝有恩:「前明之亡國,亡於流寇李自成之手。」滿清入關,殺李自成,厚葬崇禎,「此本朝之為明報怨雪恥,大有造於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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