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

陳公哲考古

  「磨洗存千古」是霍元甲弟子、亦精武門創辦人之一陳公哲記述在香港考古的成果,寫下詩文其中一句;原詩刻在大嶼山東灣石壁上,全文是:

石筍矗東灣,沉沙考玦環,

蘊藏多寶氣,攻錯借他山,

磨洗存千古,謳吟到百蠻,

前朝空悵望,提筆莽蒼間。

  陳公哲是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珠江流域、粵東地區及香港歷史索源、個人興趣引發的考古發掘者。同期幾年間亦有幾位外籍學者、神職人員進行探古發掘,他們分別在香港不同海灣包括南丫島(當年稱舶遼洲)榕樹灣、馬灣及粵東等地進行考古發掘。

  陳公哲早年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精攝影,集作家、書法家、武術家於一身;他在一九一○年在上海成立精武體育會,與盧煒昌、陳鐵生、姚蟾伯合稱精武四傑,他泛通文史數理知識,外語流利,經常追隨霍元甲做翻譯,兩人關係亦師亦友,霍師病逝後繼承及弘揚精武精神,更以其攝影技巧,拍攝精武會的活動及訓練的紀錄片,孫中山先生曾任該會名譽會長,並題辭「尚武精神」。陳公哲在一九二七年放棄公務生涯,之後來到香港,在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精武體育會。

  陳公哲投入香港歷史及古物古蹟的考古行動,是受傳教士芬神父對香港人類遺跡研究影響。早年他在珠江及粵東地區展開考古發掘,當時另一位傳教士、語言學家及對考古研究有興趣的麥兆良神父踏上同一足跡,在廣東五華縣發掘出一件陶罐及一批出土文物,推算屬新石器時代遺物,麥神父將這些出土遺物,送往外國作科學年代鑒證,確定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物。

  香港大學解剖學蕭思雅教授、韓義理醫生、曾在柏林及牛津大學修讀考古的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耶穌會的芬戴禮神父等在三十年代開始在香港進行田野考古工作,最有代表性是南丫島南部的深灣,發掘出甚大數量的文物,以陶器碎片佔大多數,最具特色是陶器及陶片上的紋飾,除了有較普及的回紋外,有菱格紋及罕見的盤曲紋近似英文細草字母f的紋飾,由於多並排列,芬神父為之訂名Double F pattern雙f紋,認為這是較為獨特的紋飾,亦引當時漢學權威伯希和意見指與中原青銅器紋飾近似,結論是周朝以前的遺物。

  粵東五華出土陶罐亦具等同的紋飾。從今天看,這種紋飾似是傳統夔(神魅,如龍一足,商周青銅器常見)紋飾的簡化體。

  陳公哲來到香港後,全力投入考古活動及研究,在一九三八年他帶領家族成員及團隊沿海岸進行偵測及發掘,足跡達石澳、南丫島榕樹灣、洪聖爺灣、大嶼山東灣、龍鼓灘到沙洲等十七處,歷經八個月,收集有石器、陶器、銅器及玉器等,出土文物年代特徵有新石器時代石製用具的斧、珥、石錛、陶碗及銅環等;商周年代的銅箭鏃、銅斧,秦漢時期鐵器、陶器及玉人俑、牙璋;唐代海馬葡萄紋飾銅鏡等近三百多件;在大嶼山沙崗背更發現回文石刻。他認這全是從內陸移居於此的人類遺跡。其詩文首四句:「石筍矗東灣,沉沙考玦環,蘊藏多寶器,攻錯借他山」,表達了考察成果的喜悅。其後繼續推廣精武活動奔波於內地、港澳之間,在一九六一年因心臟病發病逝於香港。

  芬戴禮神父發掘出土的一部分當年送往英國,包括一把戰國時代的青銅短劍存放在大英博物館,但未聞有任何處理;陳公哲發掘所得曾經於一九四○年在香港大學展出,惜在日治時期流失,不知所終。其餘存的存放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即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身)內,多年後移交香港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管存,曾作出展覽。

  香港出土的陶器及古物遺址多分布在海邊,亦有部分於內陸,學者推斷為早年漁民交替使用的地點,亦留下居住;香港佛堂門有摩崖刻石的鳥形圖案,鳥解讀為風神,正是以捕魚為生的沿海漁民崇拜對象。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這批出土陶器、陶片上的紋飾與珠江沿岸出土的器紋相同,與當地同屬一個文化源流,推算同屬古越族的一支。

  六十年代始香港才有較組織性的考古活動,包括在一九五三年成立香港大學地質及考古學社、一九五六年轉型為香港大學考古隊、一九六七年由學者組織成立的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一年才訂立法例進行考古及古蹟的管理。

  自新石器時代遺跡發現以來,不少脗合文獻記載的歷代遺跡在香港陸續發現,包括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深水埗李鄭屋東漢墓出土隨葬的陶屋,與一九八九年東莞及一九九○年虎門先後發現的東漢墓隨葬的造型一致,前者墓磚銘文刻有的「大吉番禺」四字,論證香港在漢代屬番禺縣管治;香港島舂坎灣出土磚窰、馬灣東灣仔發現的唐代灰窰;香港新界地區開基的來自江西的鄧氏家族圍村風格,以及九龍黃大仙附近的福建莆田林氏家族(同期遷入新界地區尚有江西彭氏及文氏、福建廖氏及番禺侯氏)的宋代古蹟及水井;南宋時駐守築成的東涌古城;大埔明代碗窰、元朗屏山聚星樓(塔);清代建成的九龍寨城等,不同年代的遺址,將新石器時代至清代的歷史聯繫起來。

  近年考古成果豐富,其中馬灣東灣仔北遺址發掘新石器中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二十座墓葬,在一九九七年被評選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於二○○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選為「中國廿一世紀─百大考古發現」,及在二○二一年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先後獲三項殊榮。這遺址出土四千年前的「拔齒」馬灣人頭骨,與新石器時代佛山河宕貝丘遺址的「拔齒」風格一致。

  百年戰亂,改變不了陳公哲抱民族自強盛的精神,儘管當年對時政失望,他選擇了新的跑道,投入文化傳承的研究,成為第一位華人在香港進行考古行動,並印證香港與珠江流域是一脈相承的關係,讀他的詩文就體會先賢追求實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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