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裏的親人

 

　　我家有個漆面古舊的木盒，內裝厚厚一疊泛黃的地契，還有曾祖父民國時期的證件，貼有照片，還有祖父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馬車駕駛證，也貼有照片。父親沒見過曾祖父，我沒見過祖父，通過照片，四代人得以「見面」。那麼，再遠的一代先祖，即我的高祖父，是否也「沉睡」在這堆故紙裏呢？

　　最早的地契立於乾隆年間，最晚的民國初年，內容千篇一律，吸人眼球的是那些人名，以姚姓居多。父親仔細查閱考證，鎖定一個名字，推斷是我的高祖。理由是：多張地契都顯示他是置地人，而另一個一字之差的名字卻總在賣地。父親說，有後的人家才會置地，無後之家才會賣地。那個賣地人顯然無後，但極有可能是高祖的一個兄弟。這種推斷倒也合乎邏輯，但父親心裏沒底。

　　有一天，他聽見幾位長輩閒聊，竟提到這個名字，父親為之一震，忙湊上前去。一位長輩說，你來得正好，正說你太爺（曾祖）呢。這位長輩，人不算很老，但小鎮的一百年都裝在他腦子裏。有了物證，又有了人證，這個在故紙裏躺了一百多年的名字，就是父親的曾祖、我的高祖無疑了。

　　見過曾祖的人不少，見過高祖的呢？別說見人，就是知曉名字的，如今又有幾個？高祖的名字重見天日，彷彿人也跟着活了。父親以爺爺的年齡為依據，按二十年一代往前推，推算出高祖大概生於咸豐九年（1859年）前後。

　　時間就像一條縱線，高祖在那頭，我在這頭。他生命的某個片刻，是否也憧憬過未來的我？或許，就在高祖母生下曾祖的那天，高祖欣喜若狂，對家族的香火綿延充滿信心，他一代一代憧憬，就憧憬到了我這一輩──高祖與玄孫，恰好是五服之內的親人。一個血脈延續的家族，多像一支跑接力的隊伍。我沒見過高祖，但我手中的「接力棒」──這座我們世代居住的宅院，有過他的體溫，留有他的指紋。或許，我說話的聲音、走路的姿勢、拿筷子的習慣，都與他如出一轍。

　　發現高祖，父親欣喜異常。於是，他又把目光投向更遠，希望能從故紙裏找到高祖的父親──天祖。古人以「鼻、遠、太、烈、天、高、曾、祖、父、己、子、孫……」為序排列家族世代，這種縱向的、線形的族譜，便是一座老院的紀年，如同皇帝的廟號之於他的王朝。找到天祖，家族的根基無疑會更牢。而父親唯一的依據，依然是這堆故紙。當然，他也只能像考證高祖一樣如法炮製。他又找出了一個置地人，他指着那個名字說：錯不了！

　　我只看了一眼，便發現了疑點── 地契落款是乾隆四十年。能買房置地的人，定已成家立業，起碼也是成年人，所以，這位先人最遲應在乾隆廿年（1755年）左右出生。然而，與高祖的出生年竟相差66年，父子的年齡相對懸殊，莫非真的有老來得子。

　　作為僅有的證據，這些故紙的作用已經用盡了。這意味着，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天祖其他佐證。父親沉默良久，無奈地捲起了地契。望着父親落寞的背影，我也感丁少許失落。

　　母親聽不懂我們的話，她嘮叨說，你爸天天摩挲那些黃紙，着魔一般，還把多年不戴的老花鏡翻了出來。那些黃紙，還有什麼用嗎？有什麼用呢？在人人自身應接不暇，為子女操勞，像「孫子」一樣照顧孫子的社會裏，誰還有閒心逆時間而上，去探望沉睡在時間裏的先祖呢？話又說回來，如果連先祖的名字都不知曉，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人，還會記得我們的名字嗎？

　　張愛玲也沒見過她的祖父和祖母。她說，「我跟他們的關係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也覺得，高祖、曾祖、祖父，這些我未曾謀面的先人，還有父親、我、我的兒子以及剛學會走路的孫子，我們這些人，其實就是生活在不同時間裏的「同一個人」，彼此血液相通，互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