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與實況

 

記得亭老教授斗數時，他認為斗數的預測方法，只不過是利用各星曜的分佈，顯示一種運程的趨勢。那麼如何利用命盤顯示的趨勢，推斷出實況來?     

東郭子向莊子提出以下的問題，並非「世間事物有沒有一個『自然客觀規律』？」而是直截了當地問「所謂道，惡乎在？」那個所謂「自然客觀規律」的東西，在哪裏可以見得到？想來莊子在此之前早已有「道」的說法。當其時，針對東郭子上述所問，他答的是「無所不在」。再而舉例，所舉例子都屬一些日常可見之物，更愈來愈卑下：先是螻蟻昆蟲，之後是稊稗野草，之後是磚瓦，甚至是屎尿。莊子言下之意可能是，科學的基本原理，在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中都可以見得到。

然則莊子並不是科學家，他憑什麼這樣說？其中有兩個道理。

道理之一是「舉一反三」。此話出自《論語》〈述而〉篇。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南懷瑾老師解釋：那是原則性的教育方法。所謂「憤」是激憤，譬如有一件事，對學生說「你不行」，刺激他，把他激憤起來，令他聽了這句話後，非得努力去做到不可；再而「啟」，進一步啟發他。同時，引起他的懷疑，用現今流行的說法，使他有「批判」之心。「悱」是內心有懷疑、不同意；多懷疑就自然會去研究，也就是「發」。除此之外，須多方面看。一個正方形有四角，在說明了一角的狀況之後，應該能夠循之而推論其餘三角。孔子說，如果做不到上述這些，「則不復也」，重複地讀死書，沒有用。

莊子藉之表達的另一道理，可以說是中國哲學思想的一個套式。這方面最顯著例子是《易經》。有人說《易經》是中國的百科全書，它包含天地萬物之理。這個說法可以視之為「對」，也可以視之為「不對」。我試舉一個「意象」形式的例子說明。中國人的象棋和外國人的國際象棋（西洋棋）用的棋盤，樣子都差不多。兩者主要皆是包含縱橫9條線，分作兩邊對壘。只不過，中國象棋的棋子走的是「線」，西洋棋棋子走的是「格」。基於棋盤之線是單數的9條，不能均分，中國象棋於是把中線一分為二，成為楚河漢界，令兩邊都各有五條橫線。這個「沿線走」而非「沿格走」的規律，也見於圍棋。

可以這樣比喻。西方鑽研的方式是「實事求是」，循事物（每一格）的本身狀態，方方正正地探求其中的實際資訊，於是須建基於計算，一絲不苟。中國人走的則是事物中的脈絡，看其中（每一線）的轉折變化，以求了解形成的大勢。

亭老提到「見微知著」和「舉一反三」。兩者是不是一樣？表面上看來，好像都是同樣的操作：同樣都是從小範圍去到大範圍，從近處去到遠處，從簡單去到複雜。但事實上有一點兒差異。在「見微知著」之前，往往須「洞燭入微」，一路向着「微(觀)」的方向走，希望在了解「微」之後，能得以知道「著」的情況；換言之，隱隱然暗示其中有「步往一個較基本層次」的企圖，為的是務求最終得到更宏觀的了解。「舉一反三」則是未必先有「向微」（向內）探索的舉措，而只是就「已知」去作推論，藉以再進一步，大體上測度（甚至武斷地確認）遍及其他方面涵蓋更大幅度的景況。所以，循兩者能分別得到的結論，大可會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可以（雖然並不一定）有「鑽研」的前置動作；但無論如何，視當前的事物為「微」，再而孜孜地去「見微」（看清楚），目的是「知著」。後者是，明明眼前能看到的只是「一」，但是在想像中將其擴闊，推廣開去，令自己能夠有所「領悟」，從而看到「三」。

在某一個程度上，以上的所說，可以很籠統地描畫出西方與中國在傳統「治學」文化的觀念及方針上，各有各採取的不同態度。

在西方，直至大約十七世紀，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教會）是社會中的一股強大力量，替所有人的生活甚至思想，加上一套枷鎖，牢牢地扣住；離經叛道是絕不容許的，甚至構成罪行。教條式的管治去到極端，人心思變，形成了所謂「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擺脫單純對神的盲目信仰，轉而正視現實知識的理性分析，更根本性地、敢於求知。再而發展出一套大家公認為合理的普世原則，以及各種事物的「價值」，將人類的意識，從不成熟的無知和錯誤狀態中，解放出來，從而在理性的基礎上，建立每一個人與生俱來自由與平等的概念，對傳統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施以理性審視並加以改進。這種豁然大悟的情懷，好比是「啟蒙」；繼而組成一股潮流，所以稱之為運動。

在這個運動的演進中，很自然地，逐漸孕育出一套科學化的治學方法。正如「啟蒙運動」始於「理性」的覺悟一樣，這套方法根本上正正就建基於「理」：有理有序地從「洞燭入微」着手，再而有理有序地「見微知著」。至於在另一邊廂的中國，早已有源於《易經》的另類「方法學」，其中沿着走的，乃是一條更接近「舉一反三」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