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回歸25周年在即,回顧特區成立的種種,或許需要將眼光放得更遠,我嘗試從回歸前上一個25年說起,再檢視回歸以來時光荏苒,並展望下一個25年。事實上,時至今天,不少港人對香港早年的高速發展年代仍然津津樂道,並對近年香港整體發展情況、各項深層次矛盾未完全解決而感到着緊。我盼貢獻微薄之力,進言7.1開始理任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及其新班子承先啟後、改善施政,讓香港可以在新的軌道上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根據唯物辯證法,我認為影響香港發展步伐的因素,存在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偶然因素 編織香港輝煌史冊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加速了計劃經濟深層次問題的浮現。四人幫被粉碎過後,中國經濟一窮二白,彼時中國猶如遭火吻的焦土,人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加上五十至七十年代初,美國對華實施貿易禁運,香港當時成為國家唯一一個對外窗口。
一九七八年,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吹響改革開放號角,在政治制度基本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將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時的中國不只缺乏資金和人才,市場運作機制亦不成熟;反之,香港擁有相對的資金、人才、技術、經驗和制度優勢。香港就像一塊「冰」,為內地這片火熱焦土大大降溫之餘,更化身水滴,滋潤大地,孕育生機。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獅子山下經濟騰飛,加上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國策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使許多港商把目光投向商機處處的神州大地,不少港人亦協助內地商家增進對市場經濟知識、了解訊息和國際規則,進而協助國家經濟升級轉型、吸引外來投資、提高管理水平、融入世界體系。香港的獨特地位及「一國兩制」的構想,在動盪年代協助國家化危為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祖國相伴共生,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彼時,內地熱切需要香港發揮其獨特優勢,協助國家經濟發展,此乃歷史的必然性。
主權移交後,香港繼續是與「紐、倫」並列的世界級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優勢建基於自由港地位、與國際接軌的司法和法律制度以及資訊自由流通等。對內地而言,香港可繼續充分發揮其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向外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及城市管理的借鑑作用。然而,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口岸城市加大對外開放,香港上述作用漸減弱。
個人成長經歷 宛如時代變遷縮影
好友張量童博士從事建築規劃、城市設計專業,得乘香港回歸前的二十五年「高速列車」式發展之利,不僅個人事業蒙此眷顧,亦有幸為香港和祖國建設出一分力;亦因此對回歸後二十五年,列車在路軌上偶遇沙石而減速深有體會。
時光倒流回到五十年前,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分子,我們一班人可說是典型的「香港仔」,個人成長經歷可以說是時代變遷的縮影。由七十年代伊始,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推動了「十年建屋計劃」、地下鐵路、海底隧道、葵涌貨櫃碼頭等,及後更開始着手籌劃興建新機場,其時城市不斷更新,為本港的舊貌換上新顏,亦勾勒出今天的市容輪廓。
張博之可以成為一名建築和城市設計師,也帶點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交錯。一九七二年,他在皇仁書院中五畢業,正為大學選科苦惱。當時整個社會對建築師這行業的認識十分有限,猶記得五十年代中才開始有首批「港產建築師」陸續畢業,可說是新興行業。當時的社會和教育重理輕文,土木工程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預科班的必然選擇。但其實他對文史哲和藝術創意更有興趣,偶然參觀了一個建築師作品展後,毅然「冒險」報讀建築系,幸獲香港大學取錄;更加幸運的是,年紀輕輕剛大學畢業便有機會參與多項大型發展項目,如新世界中心、中環會德豐大廈、太古坊早期規劃等。一九八三年創立了私人的建築師事務所後,他更有機會參與多個香港及內地的大型基建發展,如香港新機場、深圳機場二期總體規劃和珠海機場航空城的城市設計等。
親歷機場建設 遙想基建興旺年代
這些重要戰略性基建,可以說是一個城市的命脈,尤其是香港作為國際性外向型經濟體,新機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一九八九年港英政府宣布「玫瑰園計劃」之後,中英兩國政府為新機場問題有較大爭議。他當時積極就新機場選址、專營權、財務安排、建築設計等問題發聲。其後,他亦被中英兩國政府聯合任命為機場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得以親眼目睹新機場的誕生。當時赤鱲角、啟德的新舊機場交替,須於短短幾個小時內完成,更屬於「一邊熄燈、一邊着燈」的無縫交接。當時港府安排多名機諮委成員專車伴行,見證整個交接過程。工作人員爭分奪秒搬運大型機器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教他畢生難忘。而新機場亦未有叫港人失望,自二零一零年起,貨運量連續九年位列世界冠軍。
可惜的是,這列「高速列車」在回歸之後未能提速,反而在軌道上遇到大大小小障礙而減速。首先是一九九七年,發生了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各國面臨經濟衰退,香港亦深受衝擊,在財政赤字的陰霾、外圍環境陰晴難定之下,港府大規模投資基建和開發土地的決心亦受影響。此發展變數可謂帶點偶然性。
快車遇上沙石 重排冰火探戈舞步
而另一潛藏原因,則在於「一國兩制」這個獨特的制度創新。從構想到實現,制度設計者、管治執行者、機構營運者、普羅大眾,無一不是「摸着石頭過河」地走一條前所未有的探索之路。在實踐過程中碰到新問題、新情況、新挑戰,有必要持續調適磨合,「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張博曾撰文形容「一國兩制」是一場冰火共舞的契合,並非表示「一國」與「兩制」之間的水火不容,而是水火既濟(易經第六十三卦)。「一國」令香港擁有背靠祖國的得天獨厚優勢,「兩制」亦令本港得以保存本身的制度,是發展的基石。「一國兩制」的前提正是香港與內地的制度終究有所不同,有如「冰火探戈」,兩地的發展互為影響及融合,同時亦須保持適當距離和平衡,方可保「一國」之本、享「兩制」之利,這樣才可發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換器、中外市場的連接器和中西文化的融合器等三大功能。一旦「冰」與「火」的互動失衡,便可能令這支共舞步調不齊。
憂心青年前途 創立智庫出謀獻策
香港回歸後25年來社會及制度有不少變化;國際形勢詭變,中美博弈持續;部分港人缺乏對國家的身份認同,社會衝突與撕裂加劇。各種因素導致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中央對香港形勢重新評估,認為如此失控局面,已經超越特區政府班子、公務員和建制派的能力去駕馭。中央果斷出手,於2020年6月30日,人大通過了港版國安法;於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要求特區政府立法落實完善選舉制度。《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2021年5月27日在立法會通過。香港社會迅速回復安寧。
回歸後的香港發展步伐放緩,可以說是既有上述不能控制的外圍因素,亦有社會矛盾的內在因素。
遙想他畢業後剛投身建築師行業,月薪有6000多元(那時警察「幫辦」月薪是2500元),而當時置富花園一個約500呎的單位,售價亦不過是8萬元左右,一年的工資已足夠自置安樂窩。試問今天本港除金融、地產此輛雙頭馬車以外,尚有多少新興行業可供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安穩投身?即使有,他們又要工作多久,才能負擔得起同樣的一個置富花園單位呢?俗語有道「時勢比人強」,又如孟子所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他盤點平生際遇,多得益於本港經濟高速發展期;同時有感於近年年輕人上流機會減少,亦不只是個人努力與否,而是經濟發展放緩的大環境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所致。
及此,他立志回饋社會,於2010年創立了民間智庫「博匯」,聚焦研究香港長遠規劃、土地和房屋等課題,提出了多個短、中、長期的土地與房屋供應方案。其中的「海上飛地」是在屬於珠海巿行政區範圍的伶仃島、擔杆島和萬山群島一帶,在三個現有島嶼及海域上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行使香港法律的飛地,從而突破土地供應不足的困境,重拾經濟發展新動力。
與此同時,「海上飛地」亦可提供配合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需的土地和設施,是「一國兩制」國際版圖的擴充。「明日大嶼願景」的交通基建,正好配合這個相等於國內所有自由貿易區最低規模的「海上飛地」建設。
雖然今日社會局面難言完美,但絕非無可救藥,只待乘勢再起。他稍後會再撰文闡述對新政府期望以及建議多個關鍵策略,期盼即將上任的李家超班子勵精圖治,為本港開創新篇章,重新啟動這「高速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