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兒童快樂及壓力」問卷調查於今年暑假訪問204個家庭中的3至18歲學童,當中6至11歲佔整體的60.3%,以了解他們的身心發展,以及壓力來源。結果顯示,64.7%學童表示暑假是他們每年最期待的假期,聖誕節則以24%位居第二。49%學童表示在長假期結束後開學會感受到壓力,當中85.8%學童將壓力源頭直指學校,而12.7%學童則認為壓力來自於家庭,7.4%則認為課外活動對他們構成壓力,反映大部分學童對於暑假和開學的反差感到有壓力。近4成學童視父母為「避風港」調查亦發現,45.6%學童認為新學年較上一學年有更大壓力,69.1%受訪學童更有負面情緒,例如會感到擔憂、無力,又會以不安及不想面對來形容對生活的感受,反觀只有29.9%受訪學童以期待、樂觀、平靜及充滿信心來形容日常生活,情況令人關注。而家庭關係對孩子身心發展至關重要,學童亦渴望父母的陪伴,調查同時顯示,72.1%學童在遇到難題會向父母求助,36.8%學童亦表示最喜歡與父母相處,視為「避風港」,惟親子玩樂時間不足卻是一大隱憂,45%學童認為與父母的相處時間並不足夠,67.6%學童則希望擁有更多與父母同樂的時光。香港教師見到這份調查,心中或許不是味兒,日後對教學生的壓力應如何處理?
內地權威部門在教師節前夕,發布相關文件,明確提出「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這一鮮明表態,明顯與香港教育局取態有所不同;被內地輿論解讀為「把戒尺還給教師」,體罸是否被鼓勵?
「玉不琢,不成器」。傳統認知中,必要的懲戒是實現教育功能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近年來,教育懲戒卻經常成為師生關係中敏感且頗具爭議的話題。幾位教師朋友都曾無奈表示,懲戒的尺度很難拿捏,老師眼中正常合規的管教,在家長眼裏可能就是找茬刁難,而一旦糾紛被炒作放大,社會輿論往往更偏向學生,校方也大多立馬低頭「認慫」,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對涉事教師問責處理了事。有些學校甚至還將家長「零投訴」作為老師考核評優的指標之一,導致越來越多的教師在違規出格的學生面前,產生「敢怒不敢管」的無力感。
教育懲戒權的懸空,讓老師們衍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躺平心理,助長不少「熊孩子」對規則缺乏敬畏、對師長缺乏尊重,這當然不是教育的本意。然而,站在學生和家長的立場,對賦予教師懲戒權保持一定的審慎,其實也不難理解。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一些老師以懲戒之名行體罰之實,甚至因為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脆弱,過度不當的懲戒有時還會造成意想不到的慘痛後果。
如此看來,僅僅籠統地吆喝一聲「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並不能解決老師們在嚴厲管教和放任自流之間進退維谷的兩難問題。倘若缺乏規則的細化、界限的釐清,教育懲戒權就好比懸着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存在隱患。
要避免懲戒的隨意性,體現懲戒的嚴肅性,一方面應從法律法規上對教育懲戒的範圍和尺度進行具體化、定量化的規定,減少對懲戒措施產生歪曲解讀的空間。另一方面,將教育懲戒權讓渡給教育觀念不同、情緒狀態各異的教師個體,難免存在一定的濫用風險,如果能夠建立在多方參與下公開執行的懲戒機制,顯然更能維護這一教育方式的程序正義。
總之,只有讓「戒尺」既戒學生又戒老師,它才能既有力度又有溫度,真正成為營造良好教育生態、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手段。
好一句尊師重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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