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打破西方政治迷信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是有很大負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有佢正面的啟示，譬如環保方面。我們要愛護地球，否則它會反撲，製造一些病毒，發出大自然的呼喚；另外亦有人認為這次疫情給我們好好機會反省我們生活的態度，給我們一個機會，全家多些時間團聚。無論如何，任何事物都有兩面嘅睇法，以下是資深評論員楊先生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打破西方政治的迷信，值得我們深思：

新冠疫情打破西方政治迷信

　　儘管從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主流媒體已開始反思西方政治制度，起初稱西方政治制度“癱瘓”，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大選後改稱西方政治制度“發癲”。但在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依舊奉西方政治制度為香港政制發展的圭臬。香港一些居民深受西方意識形態薰陶，迷信西方政治制度。推崇和追求西方政治制度的另一面，是歪曲和貶低國家政治制度，這是從1991年香港立法機關引入地區直選以來，“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一直得到多數選票的基本原因。

　　中國有句俗話叫“不撞南牆不回頭”。以這樣的觀點看，也許香港一些居民需要在香港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嘗到苦果之後才會醒悟。問題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元，不可能脫離國家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此其一；香港作為小經濟體，也經不起政治折騰，此其二。所以，特區政府應當以當前世界各國應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制度表現為活生生的教材，促使那些迷信西方政治制度的香港居民清醒。

　　長期以來西方政治制度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被視為普世文明，是建立在西方主導世界格局，西方國家位於世界的中心，繁榮、自由，而廣大非西方國家亦即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的週邊，貧困、落後。以這樣對比為事實依據，西方理論界建立了一套理論邏輯稱，只要發展中國家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便能由貧困、落後轉變為繁榮、自由。

　　儘管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後不僅未能擺脫貧困、落後，相反陷入社會分裂和動盪，但是，西方主要國家依然保持繁榮和自由，依舊支撐著關於西方政治制度的迷思。

　　2001年以來，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質特徵之一便是西方政治制度陷入困境，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人類以另一種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以否定和取代西方政治制度為其存在條件。但是，自以為只有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普世文明者，不能容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過於尊崇自由市場制度

　　中國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迅速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政治制度難以展現對疫情有力防控。

　　進一步分析，政府應為誰服務？以民為本在原則上是普世的，但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世界上最富裕的西方主要國家所提供給本國人民的，明顯不及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仍是發展中水準的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曾受英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管治，回歸後所保留的是接近於西方的社會制度，這也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堅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並且得到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認同的振振有詞的理由。然而，在當前防控疫情中，香港也暴露制度缺失。

　　一是過於崇奉自由市場制度，政府缺乏動員和調度資源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儘管特區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但是至今，香港仍缺乏檢疫中心。現有檢疫中心包括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饒宗頤文化館翠雅山房和火炭駿洋邨，共1254個單位。因而，特區政府難以把在武漢的香港居民短期內全部接回，也不得不把從其他一些國家抵港者的檢疫放在家居，而確保重症者入檢疫中心隔離。

　　二是主要受“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破壞和阻撓，香港發展緩慢。特區政府為應對當前疫情而動用逾千億港元，是基於累積財政儲備高達一萬一千億港元。但是，從中長期看，香港如果不能加快實現向知識經濟轉型，不能提高發展的速度和效益，那麼，將提前跌入結構性財政赤字。

　　三是香港尚未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卻已面對行政長官管治權威不足和立法會難以正常運作。根本原因不在於香港未實行所謂“普選”，而是在於香港居民尚未形成共同的國家認同和身份認同，在於“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受若干西方國家操縱，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為西方若干國家服務。

　　最後需要指出，比較各種政治制度，不是主張一枝獨秀，而是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香港保留不同於內地的制度，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其中一項特徵。